蔡元培是国家主义者吗？
《北京晨报》6月2日刊载之专栏稿，发表时有较大删略
蔡元培：从革命者到国家主义者
肖伊绯
◎众口齐赞蔡先生
蔡元培（1868-1940）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前清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一代狂士辜鸿铭也曾这样评价：“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
辛亥革命后，中国结束帝制时代，迎来民主革命时代。此时，蔡元培投身教育事业，倾力实现教育救国、振兴中华的宏愿。他曾任教育部长并执掌北大，文教界内外对其教育理念及为人均极表钦佩。著名学者、执教清华的冯友兰曾赞曰：“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他为之解释说：“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也曾这样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在其逝世之后，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明确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那么，蔡元培究竟何德何能，能当得起这么多古今中外名流的一致赞佩呢？或者说，他的教育理念在亦政亦教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与能量，始终能够在一拔又一拔的革命者与执政者、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各类群体中获得一致肯定？答案简而言之，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及其践行原则的核心，乃是“国家主义”。蔡元培一生经历从革命者到国家主义者的渐进转变，国家主义正是他始终处于时代先锋与领袖地位的思想动力之来源。
◎何谓国家主义？
什么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Statism/Nationalism)是近代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一种政治学说。在本质上，国家主义就是一种研究治国之道和治国之术政治哲学学说，其价值的归依是国家。国家主义认为国家的正义性毋庸置疑，并以国家利益为神圣的本位，倡导所有国民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努力。
上述国家主义的权威解释，是如今国际政治学界公认的简要定义。当然，纵观蔡元培的一生，其理念其践行并非从一开始就完全符合这样的纯学术定义，在救国与革命，在爱国与教育之间，他为民族利益与国家命运来回奔走，以实际行动体证着国家主义的精神。在此，不妨以“三段论”的方式，截取其生涯片断，窥探其理念变迁。
◎初举教育为救国
首先，蔡元培最初投身教育是为了革命。作为前清翰林，他曾亲历戊戌变法的兴起与失败。对康有为、梁启超被清廷通缉，蔡元培“甚为愤懑，遂于九月间携眷回绍兴。虽有人说我是康党，我也不与辩”；但他“虽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赶热闹，未尝一访康氏”。对于变法维新之所以失败，他颇有感悟，称“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这一立场，与严复、张元济、张伯苓等比较接近。这些忆述，均出自其1936年写成的《自写年谱》中，虽是晚年忆述，仍可感受其当年的激进诉求与迫切心情。
在蔡元培看来，救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搞政治，而是办教育。而这一观念的形
成，正起始于戊戌变法时期。蔡支持康有为的变革理念，但不参加其组织的政治活动。因为，他不相信这样完全没有根基、单靠皇帝发诏书、自上而下推行的变革，能获得成功。中国这么大，积弊这么深，要想发展，必须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与此同时，清廷的腐败与帝制的腐朽，也让蔡元培将投身教育的目标，直接指向培养革命人才上来。他在上海办爱国女学、爱国学社等，这些教育机构实际上都成为革命据点。革命人士到上海，借学校为招待与接洽机关；高级课程参革命意义；理化注重炸弹制造；高级生有秘密加入同盟会等等，这些教育诉求最终都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应当说，此时的蔡元培并没有什么为大清帝国奋斗的“国家主义”，而是为革命理想中的推翻帝制、实现民主的共和国而奋斗的“国家主义”。
◎再举教育为强国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外有帝国主义列强觊觎侵略，内有各路军阀争权夺利，在这种情势之下，蔡元培的“国家主义”仍然无法寄望于走马灯式轮替频繁的执政者，而只能且更坚定的寄托于教育事业上。此刻，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强国强种”主张以及“三民主义”思想，被蔡元培纳入其教育理念之中；他强调“抱定宗旨”与“兼容并包”的大学教育基本原则，正基于此。所谓“抱定宗旨”，即以“强国强种”为根本目的，最终要通过教育实现民族自强、国家振兴之目的；所谓“兼容并包”，即古今中外、东洋西洋，但凡能够对前述宗旨有所助益的优秀思想、文化、学术等等，都应以包容吸纳之心待之。
勿庸置疑，蔡元培对于现代中国的巨大贡献，主要在大学教育。说到蔡元培的大学观，不能不提他的名言：“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何理解这句话？这是既反对学生迂腐守旧、闭门读书，也反对学生头脑发热、盲目干政。爆发于近百年之前的“五四运动”，其核心诉求乃是反对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丧权辱国，本质上讲的确是“爱国运动”。当时，执掌北大的蔡元培心中也非常理解学生的爱国热忱，但不得不为之引咎辞职，从实际形动上表示出对学生运动的不支持——这就表明蔡元培关于学生投身革命的想法已与前期有所不同，在既定的“国家主义”前提之下，学生的主业乃是一心“强国”而非盲目“救国”了。
这一时期，蔡元培曾多次提及以“国家主义”为前提的教育主张，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又称“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详参：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由此可见，蔡元培投身教育事业的人生轨迹，正在从最初的激进革命理想，走向育人强国的“国家主义”道路上来了。
◎晚年学术为报国
事实上，“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仍为北大师生热烈拥戴，难以割舍其“北大情结”。据考，蔡元培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长，为1916年12月至1927年7月，任期近11年之久；第二次出任北大校长，则为1929年9月至1930年12月，任期则只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据考，蔡两次出任北大校长期间，曾有七次请辞之举，由于深受学生教员的爱戴，屡辞屡挽，曾发生过多次北大师生的公开请愿之“挽蔡”活动。
其中，1927年7月，张作霖进驻北京之后，曾取消北大称号，改称为京师大学校，蔡元培的校长名义随之也被取消。这是蔡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长的正式终结。“皇姑屯事件”之后，张作霖被日军炸死，蔡第二次出任北大校长。但这次蔡只是在“恢复北大”之际，做的“遥领”校长而已，实际参与校务管理的乃是代理校长陈大齐等。所谓“遥领”，即不参与北大具体管理工作，只是做“恢复北大”时期广大师生的“精神领袖”而已。“东北易帜”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已在名义上统一东北地区，北平的教育界也正在逐渐恢复重组，“恢复北大”工作也已渐入正轨。在这种情势下，蔡于1930年9月13日正式向教育部当局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
之后一段时期，蔡元培把精力主要放在组建中央研究院上，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开始专注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并相继辞去了其他职务。从最初抱定“教育救国”宗旨，投身教育事业以来，蔡元培的“国家主义”逐渐清晰确切起来，他不再将教育视作纯粹的救国工具，不再将教育视作纯粹的革命工具，而更看重在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框架内，实现“教育强国”良性的、可预期的、可持续的传导机制。同时，也因年岁渐长、精力有限，他将“教育报国”的理念缩小范域、精简目标，又再次转变为“学术报国”的基本诉求。
◎救国·强国·报国：国家主义者的政教传奇
应当说，在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层面，蔡元培是开创型的先锋人物，也是继之而起的领袖人物。在中央研究院这样的国内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创建与组织上，他也当之无愧的同时身兼先锋与领袖。但“学术报国”理想蓝图刚才铺就，“九·一八”事变一声炮响，却再次打乱了包括蔡元培在内的所有知识精英们的梦想与计划。仍是“国家主义”的视野，当时已过花甲之年的蔡元培，在手中各项教育事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之下，积极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年，他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他的这些晚年行止，看似与教育事业已无太大关涉，但实际上却仍是“国家主义”框架之下的，与其教育宗旨相通的，从救国到强国，再从报国到救国的循环往复而已。唯一不变的前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利益至上。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72岁。周恩来曾写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样的评价，可谓从国家到民族，从政治到教育，都予以其近乎“完人”式的盖棺定论，这也是无论党派、无论立场的中国社会各界对蔡氏一生品格的公论。70余年后，我们回过头来看，蔡元培投身教育事业的一生轨迹，始于晚清变法维新时代的“教育救国”宏愿，发展为追寻民主共和时期的“教育强国”理念，再嬗变为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学术报国”计划；虽人生有涯、世事多变，但他那亦政亦教皆堪垂范的传奇生涯，注定将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史、教育史上的双重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