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旧王孙溥儒书法小议
溥儒坐像
溥儒（1896 ～ 1963），初字仲衡，改字心畬，自号羲皇上人、西山逸士，满族。自幼研习书画。1925年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举行首次个展。1934 年任国立北平艺专国画教授。1949 年赴台，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1963 年去世。溥儒曾留学德国，笃嗜诗文和书画，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
溥儒是皇室家族成员，旧王孙，出生时地位很高，入民国后待遇仍然比较好，溥儒生活无忧，从小就爱诗词书画，以诗人自居。他说：“如若称我为画家，不如称我为书家。如若称我为书家，不如称我为诗人。”在传统封建社会，学问文章乃头等事，而书画为雕虫小技，难以与学问文章相提并论，溥儒作为一个诗书画兼修的旧式文人，自然希望人称其为诗人，而非书法家或画家，在其眼里书法家比画家的地位略高，因为通常而言，书法家还有一定的学问，而画家则一般为专业性很强的画匠，知识水平较低，因此身为旧王孙的溥儒更愿意当一位文人。溥儒的书法以帖学为宗，风流潇洒，意趣横生，是 20 世纪重要的帖学名家。
据《溥心畬先生自述》说：“始学篆隶，次北碑，右军正楷，兼习行草。十二岁时，先师使习大字，以增腕力。并习双钩古帖，以练提笔。时家藏晋唐元明名迹尚未散失，日夕吟习，并双钩数十本，未尝专习一家也。”由此可知，溥儒学习书法的秩序依次为：篆隶，北碑，正楷，行草。清代碑学昌盛，篆隶北碑复兴，学习篆隶和北碑之风盛行，在此环境下，溥儒也跟随着大潮，先从篆隶着手的，然后才涉及楷书和行草。具体到学习书法的方法上，练习大字，以增腕力，双钩临摹古帖，以练提笔，日夜临习家中所藏法帖名迹，如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溥儒 太白酒楼铭并序
溥儒的大楷取法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裴休。这四人都是唐代楷书的杰出人物，前面三位与赵孟頫合称“楷书四大家”，欧阳询楷书瘦劲通神，奇险峭拔，颜真卿楷书宽大宏博，气势磅礴，柳公权楷书出自颜真卿，但楷法严谨，结字紧密，骨力奇强，裴休名气虽不如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但是书写水平非常高，他的楷书从柳公权来，刚中有柔，清劲遒劲。据启功考察，溥儒的大楷书还曾学过成亲王和永光和尚。纵观其书法，博观约取，化裁加工最后融为一体。溥儒的楷书从字形上看是欧阳询与柳公权的结合体，奇险峭拔，骨力奇强，得欧阳询楷书之“筋”，和柳公权楷书之“骨”
溥儒的小楷初写《曹娥碑》《洛神赋》，后写隋碑、唐代小楷和写经体。其小楷取法乎上，基本上是出自晋唐，晚年又融入了一些赵孟頫和文徵明的秀丽与细致的成分。用笔细腻精致，结体平中寓齐，章法疏朗，书风偏于娟丽遒劲，蕴藉萧散，格调古雅，颇得晋唐小楷的神韵。
溥儒 篆书扇面 1925年
溥儒的篆隶起步早，但是与其行书和楷书相比，则显得暗淡。溥儒大篆和小篆皆学，大篆临习石鼓文和说文部首，而小篆临习《泰山碑》《峄山碑》等碑。在长期的临摹过程中，溥儒形成了稳定的用笔方法，中锋下笔，铺毫行走，收笔回锋。其笔画逆入平出，圆润峻厚，粗细相对停匀，结构讲究对称。溥儒流传下来的篆书不多，风格类似于小篆，匀称谨严，紧密秀丽，线条不取艰涩，而求华丽流畅，虽创新性不够，但是却也不俗。溥儒的隶书主要在汉隶上获取营养，《曹全碑》《史晨碑》《礼器碑》是他的隶书学习对象，这些隶书偏于秀美一路，灵动洒脱，法度森严，有明显的蚕头燕尾，历来被书家所喜好。
溥儒的书法当属行草书最有新意，其行书宗法王羲之，对《兰亭序》《圣教序》、米芾用功最多，曾临习米芾法帖达 20 年之久，最后悟出了米芾书法失之犷野，而少秀逸，追本溯源，得知米芾书法源于褚遂良和王献之，溥儒遂由米芾又上追褚遂良和王献之。行书是溥儒运用最广泛的字体，题跋、书札、书信等大都用行书。字法上源于二王和米芾，纯然一派帖学风范，风姿绰约，体势变化多端，气脉畅通，天真灿熳，潇洒出风尘，笔底有萧散之气韵。在草书方面，溥儒也是转益多师，草书最初由《淳化阁帖》入门，后又学陆机《平复帖》、王羲之尺犊《十七帖》、孙过庭《书谱》、怀素《苦笋帖》《小草千字文》以及康里夔夔之草书。为了增强提笔能力还专门练习游丝草。溥儒说 ：“习草则得其圆转回旋，笔无滞凝，习行知左右上下，宾主交让之势，习飞白得其翔舞。” 溥儒认为草书贵在圆转回旋，气势流畅无滞凝。孙过庭《书谱》云：“草贵流而畅。”溥儒体悟了孙过庭关于书写草书的要点，流畅乃草书创作的核心要素，溥儒在其草书作品中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点。流畅纵逸，气势如虹，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大小穿插合理，虚实相生，奇正互见，纯任自然，一派天机。溥儒的草书作品相对较少，但是质量很高，有时候行书和草书相互夹杂在一起，法度和意趣兼具，最能够体现其书写水平。
溥儒 可醉山房赋书法四屏
溥儒的行草书独具一格，上追晋唐，下溯宋元，格调清新古雅，功夫深厚，又出之天然，应当在近现代的行草书领域享有一席之地。其行草书之所以能有如此成绩，与其收藏颇丰、注重笔法以及学问修养密切相关。溥儒家境富裕，收藏了诸多著名的行草法帖名迹，例如：《平复帖》《游目帖》《鹅群帖》《苦笋贴》等堪为国之重宝，其藏品的质量绝对堪称一流，长期对着这些珍品临摹，溥儒的眼界和手上功夫自然比一般人技高一筹，反映在书写上也就出手不凡，神采奕奕。
中国书法讲究字外功，需从传统学问中获得滋养。溥儒熟读经史子集，传统学问相当扎实，溥儒经常书写自己的诗歌来表达情感，绘画题跋也时常题自己的诗，毫不夸张地说，溥儒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诗书画大家。他以诗入书画，发扬了诗书画合璧的传统。书法光练习技法，而不在字外功上做文章，充其量只能算是写字匠，失去传统文化的积累，书法很难往前推进，溥儒的书法之所以能格调高雅，书卷气浓郁，其核心是胸中有学问作为支持。这正与黄庭坚的经典名言相吻合。黄庭坚说：“学书要需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正因为溥儒学问高深，胸中有笔墨，所以其书法下笔有法，清新脱俗。（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