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译介 | 国外社会学前沿速递集锦（三十三）
一、地区层面的社会两级分化：不平等政治化的挑战——基于英国四城镇的比较研究
Koch, Insa, Mark Fransham, Sarah Cant, Jill Ebrey, Luna Glucksberg, and Mike Savage. 2021. “Social Polarisation at the Local Level: A Four-Town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hallenges of Politicising Inequality in Britain”Sociology55(1): 3–29.
这篇文章探讨了英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如何在地区层面上发生的，以揭示两极分化在空间层面产生的不同方式。虽然之前已有研究将经济层面和地理层面的两级分化联系起来，但在其分析仅仅将这一联系简化为社会分化在地理层面的分布，并没有探讨其中具体的生成机制。这篇文章，通过对英国四个城镇经济层面和空间层面的两级分化进行定量分析，并对相关民族志中展现出的关系层面的两级分化进行讨论，区分了'基于精英'的两极分化和'基于贫困'的两极分化：前者以Oxford和Tunbridge Wells这两个城镇为例，其不平等的发生以精英的集聚为基础，贫困的群体被挤到城镇的地理边缘；后者以Margate和Oldham这两个城镇为例，不平等的发生主要以高度贫困为基础，而且这种贫困主要集中在市中心。同时，文章也发现了这两种情况的一些共同特征：在所有城镇中，边缘化的社区都表现出一种地方归属感；但社会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很严重，所有城镇的中产阶级都相对弱势或面临经济上或社会地位上的挤压。文章认为，当前中介性设置（包括但不限于'缺失的中产阶级'）的弱势情况，以及其本身能够弥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差距的能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将不平等重新政治化的现存障碍并设想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二、脆弱性、空间和与冲突相关的性暴力：增强空间复原力
Clark, Janine N.. 2021.“Vulnerability, Space and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Building Spatial Resilience.”Sociology55(1): 71–89.
这篇文章探讨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与空间的关系，研究了脆弱性如何随着空间（更具体地说，是特定类型的空间）而移动和变化的过程，以及空间如何既产生脆弱性又影响对脆弱性的生活体验。在这篇文章中，“空间”作为由不同的、交错的单元构成的网格，创造了高度流动的并归属特定环境的脆弱性形式。本文特别关注与冲突相关的性暴力这一具体经历，借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哥伦比亚和乌干达的经验资料，发现在日常生活的个人与不同类型空间进行互动和协商的过程中，一些空间造成或加剧了脆弱性，一些空间则成为了人们消除或减少脆弱性的资源。因此，文章认为脆弱性不是既定的，并且将对脆弱性和空间之间关系的讨论定位在了更广泛的过渡时期的司法框架内，强调了过渡时期的司法程序对脆弱性空间给予更多关注的必要性，提出了'空间复原力（spatial resilience）'的概念，为过渡时期司法生态的重塑提供了一个框架。
三、家庭财富与“阶级天花板”：“父母银行”的推动力
Toft, Maren, and Sam Friedman. 2021.“Family Wealth and the Class Ceiling: The Propulsive Power of The Bank of Mum and Dad”Sociology55(1): 90–109.
这篇文章讨论了社会富有群体的阶级背景，其关注的问题是：对向上流动最成功的人来说，阶级出身的“长期阴影”作用是会消失，还是说阶级出身实际上对收入分配最顶层的群体来说是收入分层的一个更有力的预测因素？文章利用包含多种收入类型的挪威行政登记数据，研究了阶级出身如何影响占挪威人口3.8%的精英阶层的经济回报，发现那些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人在所在行业的精英阶层中面临着强大的“阶级天花板”。首先，无论是商业领域还是文化领域的精英阶层，优越家庭背景的人享有的收入优势会随着他们在收入分配中所处位置的提升而急剧增加。然后，具有优越经济地位背景的人会享有最高的薪酬优势。最后，父母的财富对于精英阶层的收入分配发挥了深远的推动力。父母的财富是挪威每个领域的精英阶层的阶级出身收入差距的单一影响因素。这些发现超越了先前研究中的平均化估计，推动了阶级出身带来的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揭示了精英阶层中阶级优势的独特回报。
四、既有的？授权的？——丹麦权力场域中有效代理人间的统治分工
Lunding, Jacob A., Christoph H. Ellersgaard, and Anton G. Larsen. 2021.“The Established and the Delegate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of Domination among Effective Agents on the Field of Power in Denmark”Sociology55(1): 110–128.
这篇文章的研究目的是，在当代社会福利国家的协商式经济（negotiated economy）背景下，描述和理解精英阶层所拥有的各种形式的权力之间的关系。文章利用布迪厄的“权力场域（the field of power）”概念，通过探讨当代丹麦精英阶层统治的劳动分工来揭示丹麦权力领域的结构、资本的主导形式，以及通过权力场域上的有效代理人的性质表现出的资本形式之间的转换关系。通过对44个变量的198个类别的进行具体的多元对应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文章考察了丹麦精英网络核心的423个人持有的多种形式的资本的数量与分布之间的关系，认为他们构成了丹麦权力场域的有效代理人（effective agent）。分析揭示出丹麦权力场域的三个主要维度：一是在权力精英群体中，既有权力精英与新晋权力精英之间的对立；二是具有政治或学术资本的公共代理人与经济秩序中具有私人产权的个体之间的对立；三是在丹麦协商式经济模式下，拥有政治、组织和区域资本的中央机构与哥本哈根的贵族阶层之间的对立。与布迪厄对法国的分析不同的是，文章发现权力场域合法化的极点不一定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也可以取决于资本的不同授权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