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虞山二冯诗歌评点略论

评点之学肇自宋代，由文章而波及诗歌。元代刘辰翁和方回的诗歌评点，无论在当时或后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明代以来继踵效尤者不绝，留下许多诗歌评点文献，但没有哪一种像虞山冯舒（1593-1649）、冯班（1602-1671）兄弟的评点这样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并直接鼓动一时的诗歌风气。这个问题因受文献流传的限制，非但当代研究者注意不够[1]，就是清代诗论家也不免持模糊影响之说，语焉而不详。乾隆中叶诗论家杨际昌曾说：“常熟多诗人，大抵师法中晚。冯定远班表章《才调集》，寝食以之。”[2]这里讲常熟诗人师法中晚唐与冯班表章《才调集》的关系，就不太清楚，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二冯对《才调集》的表章引发了常熟诗人师法中晚唐诗的风气，而二冯批点《才调集》又缘于他们对晚唐诗的兴趣。学界关于二冯诗学的渊源及宗尚虽已有较细致的研究，讨论了他们批评七子、竟陵派，反对模拟，提倡学问；讲美刺，重比兴；尊晚唐，尚绮丽等问题，但二冯诗学的学术特征，即从文本的校勘、辑佚、考订入手，由文本研究推广到诗史研究，通过诗史研究和选本评点来表达自己的诗歌观念的方式，尚未被触及，这无形中妨碍了我们对二冯诗学的深入理解和价值估量。

明清之交，诗学大兴，诗论家辈出，其中虽不乏造诣精深之士，但要论专门名家，必首推冯舒、冯班兄弟。这不只因为当世皆知其“称诗为冯氏一家学”[3]，还在于他们是最早将朴学精神引入诗学的先驱，开启并确立了清代诗学的专业特色。据我考察，由文本的校勘、考订入手，由本文研究推广到诗史研究，由诗史研究形成自己的诗歌观念，乃是清代诗学的一般模式，而冯氏兄弟则是著名诗论家中最早的实践者。二冯诗学的基本倾向，是以诗教为本，以晚唐为宗，以学术方式为途径，最终则落实到具体选本，通过选本批评来阐述自己的诗学观念和对诗史的认识[4]。冯氏后人曾说：“家默庵、钝吟两公，承嗣宗公之家学，读书稽古，贯穿百家，尤神明于诗法，所批阅群书，不下数十种。但两公意主撑持诗教，嘉惠后学，故枕中秘本，不敢自私，每以公诸同好。”[5]而钱良择则说“吾虞从事斯道者，奉定远为金科玉律”[6]，二冯批校的文献，他们的研究成果，对虞山乃至整个清代诗学的批点、校勘风气和诗学研究的专门化倾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迄今为止的研究还很少触及的，本文拟作一些探讨。

首先我们还是从《二冯批才调集》谈起。五代时后蜀韦縠编的《才调集》十卷，向来不为人所重，直到明末江阴诗论家许学夷还觉得一无可取。这不只因为集中诗的遴选不当和收录讹误[7]，还在于它出自特定的诗史语境，带有太多的时代印迹。据晚唐黄滔《答陈隐论诗书》说：“咸通、乾符之际，斯道隟明，郑卫之声鼎沸，号之曰今体才调歌诗。援雅音而听者懵，语正道而对者睡。噫，王道兴衰，幸蜀移洛，兆于斯矣。”[8]《才调集》正是在这样的诗史背景下产生的一部诗选，用传统的眼光来看，交织着衰世之音和郑卫之声，简直就是亡国末世的先兆[9]。然而时过境迁，欲矫宋诗风之弊的冯氏兄弟，却发现了它“以秾丽宏敞为宗，救粗疏浅弱之习”的趣向[10]，适可作为师法取径的楷模，于是取以教后学。冯武撰《二冯批才调集·凡例》历数唐宋诸选的得失，以为《河岳英灵集》《国秀集》《箧中集》《中兴间气集》《极玄集》《搜玉小集》“皆各自成书，不可以立教”，《文苑英华》“博而不精”，《唐文粹》“高古不恒”，《岁时杂咏》“惟以多为贵”，《众妙集》“但选名句而不论才”，赵孟奎《分类唐诗》“苦无全书”，《唐人万首绝句》“止取一体”，《乐府诗集》“但取歌行乐府，而今体不具”，《唐百家诗选》“所遗良多”，《瀛奎律髓》“如初唐四杰、元和三舍人、大历十才子、四灵、九僧之类，皆有全书，惜所尚是江西派，议论偏僻，未合中道”，《御览诗》“专取醇正，不涉才气”，《又玄集》则书久亡矣，今所刻者伪本也。比较下来，“惟韦縠《才调集》，才情横溢，声调宣畅，不入于风雅颂者不收，不合于赋比兴者不取，犹近《选》体气韵，不失《三百》遗意，为易知易从也”。冯武是冯班诗学的传人，他的评价相信基本上反映了冯班的见解。

二冯虽说由《才调集》入手，得力于此书甚多，实际批评却没什么特点。冯舒多斤斤于起承转合，冯班偶而能留意诗体和主题，具体评价虽或相左[11]，但批点偏重于指示诗的关目则如出一辙，总体判断也不免浮泛。比如卷二顾况《悲歌六首》其一，冯班批：“全似鲍参军。”李宗瀚即驳道：“颇有神骨，然不似鲍，鲍奇矫有气，此绵密多情。”又如卷六李商隐诗冯班批：“昆体诸人甚有壮伟可敬处，沈、宋不过也。”李宗瀚认为：“以壮伟论温、李未是，以壮伟论沈、宋亦未是，此皆皮相之言。大抵二冯只于字句用功夫，不求作者源本。”[12]只于字句用功夫，深中二冯的病根。盖清初诸家批点，或着眼于神情风趣，如王渔洋；或着眼于声音韵调，如李因笃，都属于鉴赏家言，而二冯批主于指点后学，是教授家言。教授家言意在度人金针，虽无风趣可言，却有深入浅出之致。纪晓岚因此也部分地肯定冯氏的业绩，说：“二冯《才调集》海内风行，虽自偏锋，要亦精诣，其苦心不可没也。第主张太过，欲举一切而废之，是其病耳。”[13]纪晓岚评骘前代诗学多中肯，但此言却似未得要领。以“欲举一切而废之”为二冯病，出自别人犹可，出自他则不合适。因为这段话是针对冯班手批晚唐八家诗而发，其书归他收藏，曾断定：“此八家诗是小冯手迹，与《才调集》看法正合，著语不多，当是几研间随笔所就者。”而且他还见过二冯批《瀛奎律髓》，应该知道冯班诗学之取径决不限于《才调》一集，更不能说是“欲举一切而废之”。前辈王应奎即已指出：“吾邑冯钝吟之学，以熟精《文选》理为主，文必如扬雄、邹衍、李斯、司马相如，以至徐、庾、王、杨、卢、骆辈，而后为正体也；诗必自苏、李、曹、刘以至李、杜。而得李、杜之真者，李义山也，其相传则以韩昌黎为大宗之支子，禅家之散圣，至于欧阳永叔，则直以空疏不读书诮之矣。”[14]确实，冯班除涉猎晚唐其他诗人外，还由晚唐与六朝的关系上溯《玉台新咏》，由李商隐与西昆体的关系下讨《西昆酬唱集》，最后又因李商隐、西昆殊流同源，都可以追溯到杜甫，而精研奉老杜为祖的《瀛奎律髓》。由此可见，冯班诗学的路径虽有一定之规，却也不局于方隅之内。

现有资料表明，二冯早在万历年间就留意《玉台新咏》，此书很可能就是二冯诗学研究的发轫。冯班第一次见到孙氏所藏五云溪馆活字本是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15]，此后一直致力于搜罗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据冯舒说：“此书今世所行，共有四本。一为五云溪馆活字本，一为华允刚兰雪堂活字本，一为华亭杨元钥本，一为归安茅氏重刻本。活字本不知的出何时，后有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序，小为朴雅，讹谬层出矣。华氏本刻于正德甲戌，大率是杨本之祖。杨本出万历中，则又以华本意儳者。茅本一本华亭，误逾三写。尝忆小年侍先府君，每疑此集缘本东朝，事先天监，何缘子山窜入北之篇，孝穆滥擘牋之曲，意欲谛正，时无善本，良用怃然。己巳早春，闻有宋刻在寒山赵灵均所，乃于是冬挈我执友，偕我令弟，造于其庐，既得奉观，欣同传璧。于时也，素雪覆阶，寒凌触研，合六人之功，钞之四日夜而毕。饥无暇咽，或资酒暖；寒忘堕指，唯忧烛灭。不知者以为狂人，知者亦诧为好事矣。”[16]己巳是崇祯二年（1629），三年后冯班因当时仓促抄写有误，重借原本与何云同校一过。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崇祯十七年钱孙艾跋称“定远此本甚善，较之茅、袁两刻之谬，可谓顿还旧观矣”[17]。但冯班还不满足，顺治六年（1649）己丑再借宋刊本校一过，跋曰：“己丑岁借得宋刻本校过一次，宋刻讹谬甚多，赵氏所改，得失相半。姑两存之，不敢妄断。至于行款，则宋刻参差不一，赵氏已整齐一番矣。宋刻是麻沙本，故不佳。旧赵灵均物，今归钱遵王。小年兄弟多学玉溪生作俪语，偶读是集，因摘其艳语可用者，以虚点志之。”[18]一部诗选，两兄弟历二十年校勘不辍，足见用心之恒、用功之勤。这种细致的本文研究，不只是纯粹的文献校勘工作，其结果最终落实到诗艺的研讨。因兄弟俩早年诗文多学李商隐，此刻见猎心喜，遂摘书中艳语可用者，以虚点指示学者。二冯批校本流传于世，成为后学参校的重要参考，康熙五十三年（1714）冯鳌据钱曾藏冯舒校本和汲古阁藏冯班校本刊行虞山二冯先生校阅本，“四方争购”，进一步确立了二冯对《玉台新咏》校勘的贡献。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吴兆宜笺注本刊行，二冯校阅本的影响才为其所掩。

众所周知，冯氏诗学早年由李商隐入手，因此对《西昆酬唱集》自然会加以关注。但此书宋代以来传世稀少，据说“自胜国名人以逮牧斋老叟，皆以不得见为叹息”[19]。钱曾尝说：

忆丁亥、戊子岁，予始弱冠，交于已苍、定远两冯君，时时过予商榷风雅，互以搜讨异书为能事。一日已苍先生来，池上安石榴正盛开，烂然照眼。君箕踞坐几上，矫尾厉角，极论诗派源流：格之何以为格，律之何以为律，西江何以反乎西昆。反复数千言，开予茅塞实多。但不得睹《西昆集》，共相惋惜耳。未几君为酷吏磔死。[20]

这里回忆的是顺治四、五年间的事，一年后冯舒就遇害。冯班后得见此书，曾有拟作，乡朋辈赓和成帙，陈邺仙刊板行世，冯班有《同人拟西昆体诗序》。至于《西昆酬唱集》的重刻，则系毛扆在苏州访得抄本[21]，狂喜而告徐乾学，徐乾学遂以授梓，经再三翻刻，其书始大行于世。

西昆体是李商隐的苗裔，而李商隐自宋代以来就被视为杜甫的嫡传，钱谦益毕生得力于两家最多[22]。正是师门的这一因缘，使得奉杜甫为宗的《瀛奎律髓》成了冯氏兄弟潜心研究的对象。他们涉猎《瀛奎律髓》甚至比《才调集》更早，冯班批《才调集》时，已有意识地以《瀛奎律髓》为参照系了：

《律髓》之诗，大历以后之法也，大略有是题则有是诗，起伏照映，不差毫发。清紧葱倩，峭而有骨者，大历也；加以骀荡，姿媚于骨，体势微阔者，元和、长庆也；俪字栉句，如锦江濯彩，庆云丽霄者，开成以后也；清惨入骨，哀思动魄，令人不乐者，广明、龙纪也。代各不同，文章体法则一，大历以前则如元气之化生，赋物成形而已。(《二冯批才调集》)

在这篇跋语中他还提到：“曾读《律髓》，以此法读之，今纯以此法读此诗，信笔书此。”这里说的“此法”即所谓“有是题则有是诗”，是他对大历以后诗切题、扣题意识的抉发。由这个角度考察大历以后的诗歌，《瀛奎律髓》和《才调集》就呈现出深刻的内在关联。正因为如此，斥江西而宗晚唐的二冯，最终能从江西派殿军方回编的《瀛奎律髓》尽通诗法。冯舒曾两度评此书，顺治六年（1649）四月再读，跋语坦承：“生平所得诗法尽在此矣。”(p.1810)冯班也熟读《瀛奎律髓》，陆贻典说他评驳此书就有三、四个本子。冯舒卒后两年，冯班跋道：“家兄读此书毕，谓余曰'吾是非与弟正同耳’。余意未信，今窦伯侄以此见示，取余所评较之，真符节之合矣。”(p.1810)这表明两兄弟晚年不仅都用功于《瀛奎律髓》，而且诗学见解也渐趋一致。曾仔细读过冯班著述的何焯，想必也解悟了其中的道理，告诫后学读《才调集》，须“以《律髓》法读此集，乃为得门而入”[23]。不过，正像后来诗家所说，“《才调集》乃西昆门户，《瀛奎律髓》则西江皮毛”[24]，两书的宗旨毕竟是不同的。冯班平生以《才调集》示人学诗门径，曾说“从此而入，则蹈矩循规，择言择行，纵有纨裤气习，然不过失之乎文；若径从江西派入，则不免草野倨侮，失之乎野，往往生硬拙俗，诘屈槎牙，遗笑天下后世而不可救” (冯武《二冯批才调集·凡例》引)。冯武也说过：“两先生俱右西昆而辟江西，诚恐后来学者不能文而但求异，则易入魔道，卒至于牛鬼蛇神而莫可底止也。”(冯武《二冯批才调集·凡例》)如此排斥江西派的二冯，怎么能由《瀛奎律髓》通明诗法呢？这就在于他们批此书，不像批《才调集》只对诗本身发言，他们在批评唐、宋两朝诗歌的同时还要面对方回的评语，正是在对方回评语的参照、驳难中，他们对诗的见解和立场愈益确立起来。

虽然仍未摆脱专注于字句的习气，但二冯批《瀛奎律髓》明显增强了整体感和理论色彩。梅尧臣《宣州二首》方回评：“梅诗似唐而不装不绘，自然风韵。”冯舒很不以为然，说“面目去唐殊远”(p.169)。梅尧臣此诗是否唐风，可以另说，但诗之好坏正不当以此论。于是冯班说：“家兄云面目去唐殊远。不知所以贵唐贱宋者，非专以其面目也。且如唐诗面目也亦异于前人矣，何不云面目去曹、刘远甚，去《诗》《骚》远甚乎？不得不变者，面目也。宋而妙，何必唐乎？此梅诗'沙水’一联，宣州绝唱，不减'千里蓴羹’语，岂可以其不似唐而讥之也？”(p.169)这段驳议很精当，见地显然比乃兄更为通达。但遗憾的是这种态度并没有贯穿于全书，他的批评更多地流露出尊唐抑宋的门户之见，凡唐诗多赞美回护[25]，凡宋诗则批抹诋斥，往往过甚其辞。比如杨万里的名诗《过扬子江》：“祗有清霜冻太空，更无半点荻花风。天开云雾东南碧，日射波涛上下红。千古英雄鸿去外，六朝形胜雪晴中。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冯班批：“宋气厌人。石湖、诚斋诗只是气味不好。首联，村夫子；末句，恶气味。”(p.44)他没有指出具体的毛病何在，只是厌恶其气味，即所谓“宋气”（类似的词还有“宋句”、  “宋对”、“宋结”等）——他们曾一再鄙夷地提到，这就纯属趣味问题了。纪晓岚说：“大抵二冯纯尚西昆，一见宋诗，先含怒意，亦是结习。”的确，除了西昆体外，宋诗很少能博得他们的称赞，即使大体肯定也要挑一些细节毛病，而且他们的肯定往往出自唐诗的立场，如冯舒评陈师道《登快哉亭》：“如此诗亦不辨其为宋。”(p.17)冯班评梅尧臣《燕》：“如此宋诗亦难辨。”(p.1162)言下之意是说宋人的好诗简直就看不出是宋诗。

二冯批语的尖锐矛头更多地是指向方回，他们对宋诗的许多评价都与方回持相反意见。最典型的莫过于刘攽《金陵怀古次韵》四首，方回评：“四诗皆工丽悲壮。善用事，一也；善用韵，二也；全篇无牵强，不似和诗，其美三也。”冯班却针锋相对地说：“不善用事，一也；不善用韵，二也；全篇牵强，三也。此评俱反。”(p.142)概括地看，二冯不满于方回的，首先是以今人之法衡古人。方回评杜甫《登岳阳楼》：“中两联，前言景，后言情，乃诗之一体也。”冯班斥之为“小儿家见解”，说“全是执己见以强缚古人，以古人无碍之才、圆通因变之学，曲合于拘方板腐之辈，吾见其愈议论而愈多其戾耳”。(p.6)此外二冯又恶方回好说理趣、专重议论、立拗字诗及过于鄙薄许浑等晚唐诗家等。这还都是细节的方面，最主要的是他们对宋诗主流的取舍全然不同。方回宗江西派，以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一祖三宗为宋诗主流[26]，而冯班则主张“欧、梅一也，次则坡公兄弟，次则半山，次则范、陆，不得已则四灵”(p.591)，这显然更接近钱谦益对宋诗的好尚。于焉以分，二冯对宋诗的评价就形成完全不同于方回的系统。针对方回“诗忌太工”的说法，冯班说“工而有味，西昆也；工而无味，江西也”(p.2)，首先在西昆与江西之间示其轩轾。杨亿《南朝四首》方回评：“诗并见《西昆酬唱集》，组织华丽，盖一变晚唐诗体、香山诗体，而效李义山，自杨文公、刘子仪始。欧、梅既作，寻又一变，然欧公亦不非之，而服其工。”此言基本可算是客观的叙述，但冯舒却还要加一笔：“西昆毕竟胜江西。”(p.124)他们对江西一派可谓深恶痛绝，不惜付以最难听的诅咒。据王应奎说：

方虚谷《律髓》一书，颇推江西一派，冯已苍极驳之，于黄、陈之作，涂抹几尽。其说谓：“江西之体，大略如农夫之指掌、驴夫之脚跟，本臭硬可憎也，而曰强健；老僧嫠女之床席，奇臭恼人，而曰孤高；守节老妪之絮新妇，塾师之训弟子，语言面目，无不可厌，而曰我正经也。山谷再起，我必远避，否则别寻生活，永不作有韵语耳！”[27]

相比之下，对南宋“四灵”辈，虽也有所不满，但就因其同宗晚唐并且不涉江西藩篱，他们便宽容得多。冯舒曾说：“四灵气味似诗，然用思太苦，而首尾多馁弱。当江西盛行之日，能特立如此，亦可取也。”[28]冯班则说：“四灵诗薄弱，其锻炼处露斧凿痕，所取者气味清淳，不害诗品耳。”又说：“凡清诗有山人气、僧家气，皆是俗。四灵虽苦寒，却无此病。”(p.771)当然，在“西昆”和“四灵”之间，他们还是倾向于西昆。针对方回评钱惟演《始皇》“此昆体诗一变，亦足以革当时风花雪月小巧呻吟之病，非才高学博，未易到此。久而雕篆太甚，则又有能言之士，变为别体，以平淡胜深刻，时势相因，亦不可一律立论也”，冯班很稀罕地予以肯定：“正论也。今之人欲以四灵易西昆者，真眯目也。”(p.134)由此可以看到二冯诗学根深柢固的立场及价值观。

无论是承传钱谦益的家法，还是自立于晚唐诗的立场，冯氏兄弟接受自西昆、欧、梅到范、陆乃至“四灵”一路的软宋诗，而坚拒江西派的硬宋诗，都是很自然的事。秉持这种决绝态度，固然无由欣赏江西诗之所长，却也未尝不能洞察其所短。冯班分析江西派的病根，指出：“杜子美上承汉魏六朝，下开唐宋诸大家，固所云集大成者也。元、白、温、李自能上推杜之所学，故学杜而得其神似。即宋之苏公亦然，陆放翁、范石湖又其亚也。若陈简斋、曾茶山，岂无神似之作？但专学杜诗，不欲推原见本，上下前后有所不究，粗硬之病未免，曲折之致全无，生吞活剥，见诮来者。”(p.6)又说：“后山不读齐梁诗，只学子美，所以不得法。子美体兼古人，黄、陈不知也。”(p.667)此言深中江西诗家不涉猎唐以前诗，取径窄、少博综功夫的短处。冯舒进而指出：“江西不学沈、宋，直从杜入，细腻处太少，所以不入杜诗堂奥也。”(p.357)在他们看来，江西诗派的粗硬之风归根结底是缺少杜甫那由六朝、初唐诗所涵养的细腻功夫，而这正是冯氏兄弟的安身立命之处。讲究起承转合，关注诗的意脉，二冯的批语处处显示出细腻功夫，言下更时时流露对细腻功夫的尊崇和讲究。玩味二冯的评语，验证他们对江西诗的诟病，可见江西诗的粗糙之处绝对逃不过他们的犀利目光。比如陈师道《登鹊山》前四句云：“小试登山脚，今年不用扶。微微交济泺，历历数青徐。”冯舒批：“第三句接不得。”冯班批：“家兄看诗，遇不接处多画断，予每谓不然，至此诗不得不画矣。”(p.16)又如陈与义《登岳阳楼》首联“洞庭之东江水西，簾旌不动夕阳迟。”冯舒批：“第二句不接。”冯班批亦说：“起句好。第二句琐碎，气势不接。”(p.41)覆按原诗，他们的批评果然是入木三分的。

二冯对江西诗派的激烈批判，相信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程嘉燧、钱谦益鼓煽宋诗风的势头，起码也会阻碍时人对宋诗的热衷迅速波及到江西诗家。王士禛在康熙二年（1663）作《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忍不住要为黄庭坚翻案，说“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许传衣蹑后尘”[29]，可以成为上述推断的一个间接的佐证。这当然不是二冯诗学的诗歌史意义所在，他们的诗歌批点主要是对晚唐诗风的复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工作也是与当时为诗歌传统扩容的思潮相一致的，同样是清初诗歌主潮中的一股涌流。时过境迁，当那个特殊的诗史语境消失，二冯的批点便成了纯粹知识的对象呈现在学者面前，这时其强烈的主观倾向和专注于细节的琐屑性也就袒露无遗。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序》云：“海虞冯氏尝有批本，曾于门人姚考功左垣家借阅。顾虚谷左袒江西，二冯又左袒晚唐，冰炭相激，负气诟争，遂并其精确之论，无不深文以诋之，矫枉过正，亦未免转惑后人。”[30]近代王礼培《小招隐馆谈艺录》卷二“论宋代诗派”，举冯班“江西诗可以枵腹为之，不可比于西昆”之说，批评他“未能澄观，殊欠领会”，又说他“评点唐人《才调集》，其所心赏，十九死句；评点《瀛奎律髓》，虚憍叫嚣，不遗余力，及身而焰熸矣”[31]。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大概都会这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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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二冯诗学的研究，有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牧童出版社1977年版，第130-134页；黄保真等《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4册第78-92页；何振球《冯舒、冯班诗歌理论散论》，《常熟文史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江仰婉《冯班文学评论研究》，台湾东吴大学硕士论文，1989；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诗论》，台北国立编译馆1994年版，第227-317页；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204页；廖宏昌《二冯诗学的折中思维与审美理想典范》，《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1702页。

[3]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所载康熙四十九年刊本过录陆氏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册第811页(后引此书仅注页数)。按：此说或即本自钱谦益《冯已苍诗序》。

[4]关于这一点，别详蒋寅《虞山二冯诗学的宗尚、特征与历史地位》，将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5]研丰斋刊本《玉台新咏》冯鳌跋，作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七夕。

[6]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三“钱木庵论冯定远诗”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4页。

[7]对其遴选不当的指摘见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十六，对收录作品讹误的列举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六集部总集类一《才调集》。

[8]黄滔《莆阳黄御史集》下秩，丛书集成初编影印天壤阁丛书本。

[9]冯武《二冯批才调集》凡例，康熙四十三年汪瑶刊本。

[10]《四库提要》卷一八六集部总集类一《才调集》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

[11]如卷二温庭筠《醉歌》，冯舒批“此仿樊川”，冯班却批“全效太白”。

[12]张寿镛旧藏李宗瀚批《二冯批才调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13]纪昀《纪晓岚文集》卷十一《书八唐人集后》，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册第251页。

[14]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第163-164页。

[15]见崇祯二年冯班钞本《玉台新咏》跋，载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页。

[16]冯舒《玉台新咏跋》，吴兆宜注《玉台新咏》，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第4-5页。

[17]转引自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第22页。该书对《玉台新咏》版本及在清代的流传情况有详尽的考述，可参看。

[18]冯班《玉台新咏跋》，吴兆宜注《玉台新咏》，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第5页。

[19]冯武《重刻西昆酬唱集序》，王仲荦《西昆酬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3页。

[20]钱曾《西昆酬唱集跋》，《读书敏求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21]冯武《重刻西昆酬唱集序》：“昔年西河毛季子从吴门拾得，钞自旧本，狂喜而告于徐司寇健庵先生。”据朱俊升同书序：“虞山毛子，汲古后昆，雅善蒐罗，偏能弋获。”则于吴中得旧抄本者，毛扆斧季也。《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西昆酬唱集》谓“毛奇龄初得旧本于江宁，徐乾学为之刊板”，疑误。

[22]裴世俊《钱谦益诗歌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第六章第一、二节对此有详细论述，可参看。

[23]何焯评校汲古阁本《才调集》何焯康熙四十四年跋，叶启勋《拾经楼紬书》卷下，台湾广文书局1967年影印本。

[24]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937页。

[25]如方回评陈师道《和寇十一晚登白门》谓许浑《登凌歊台》“湘潭云净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一联“不过砌叠形模，而晚唐家以为句法”，冯舒批：“湘潭句何得斥为砌叠形模？”冯班批：“许浑诗自是名句。若以为讥，则南朝何仲言、谢玄晖可废矣。方君多拘忌，立论太苛。”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一，上册第40页。

[26]方回一祖三宗之说见卷二十六陈与义《清明》诗评，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中册第1149页。

[27]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第58页。按：“江西之体”云云，见冯舒评僧希昼《书惠崇师房》，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七，下册第1714页。

[28]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翁卷《道上人房老梅》评，中册第771页。又见于卷二十三翁卷《幽居》评，作冯班语。

[29]李毓芙等整理《渔洋精华录集释》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

[30]嘉庆五年刊本卷首，又见《纪晓岚文集》卷九，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31]王礼培《小招隐馆谈艺录》，民国二十六年湖南船山学社排印本。

原载于《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4月版）

编辑/排版  冯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