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萐父：文字不及之处 易象如何“尽意”？
一部《易经》，堪称千古奇书。
它是东方最古老的一部元典，却激发起现代人广泛的研究兴趣；它以奇偶错综为原型的简单符号系统，却容纳了巨量的文化信息；它原是一本占卜书，一经理论加工，竟被儒门列为“五经之首”，道家尊为“三玄之一”，成为儒、道两家独一无二的共同经典，成为我泱泱中华的文化传统和哲学智慧的主要活水源头。
经过理论加工，合经传为一体的《周易》，“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易》兼三才之道，而人道居中。天地自然之道，是人道的依据；又是人顶天立地、仰观俯察、“极深研几”的对象化的认识成果。因此，易道又可三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科学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易；“是兴神物，以前民用”的神道易。易道乃是我古先民的科学智慧、人文理想与神道意识三者的奇妙综合。三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且互为消长，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相激荡而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易道内容繁富，显然以人文易为其核心，“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吉凶与民同患”、“明于忧患与故”的忧患意识，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价值观念，又构成了人文易中整个价值理想的思想核心。
《周易》用以表达和论证这些核心思想的致思方式非常平实，既不故作神秘化的夸张，也不单靠概念化的推理，而是用富有真情实感的意象来表白作《易》者在特定的艰危处境下的忧惧心态。“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以殷、周之际的政治风云与文王被囚于羑里而演《周易》的史实作背景，凸显出《周易》一书的主旨和特色，在于“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整个易道的价值取向的重心，正是“居安思危”、“朝乾夕惕”、“外内使惧”、“困穷而通”……“忧患从来启圣知，当年羑里演危辞”。一个“危”字，意象昭然!
一部周易，可说是“圣人立象以尽意”的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作易者意识到：造作书契文字是人类跃进到文明时代的标志。但单是书契文字，并不足以表达整个人类的意义世界和精神意境。而“立象”却能“尽意”。即通过“观物取象”、“象其物宜”，琢磨出一套“絜静精微”的易象，以之作为媒介，则可以“类万物之情，通神明之德”。通过易象，就能够把握、洞察或表达有关宇宙、人生的多层意义、意蕴或意境。
如八卦之象：☰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既可代表天、地以及雷、风、水、火、山、泽等自然物象，又可以象征父、母以及长、中、少三男三女等宗法伦理，且触类旁通而与八方、八风、八音之象等相关联。由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各有“大象”；每卦六爻积为三百八十四爻，又各有“小象”，所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这样的“象”，“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并非反映感觉中的个别物象，而是通过“观物取象”的择取、一定程度的类化和“钩深致远”的综合而形成的意象系统。
如（乾）卦的“龙”象，非仅指生物“龙”的由“潜”到“见”、由“跃”到“飞”的过程或“苍龙星”的一年出没规律，而是概指一切事物阳刚之性的健动、升腾、亢进的态势。这就使“易象”符号系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见仁见智”，任人择取，乃至“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许多潜存的意蕴，也可以不断地被人发掘和阐释出来。
《周易》这一超越名言、特重“意象”的致思思路，对中国传统哲学、宗教、美学、人生修养和艺术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易传》作者超前两千年清醒地指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名言思辨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因而主张“立象尽意”乃至“得象忘言”，这是在名言思辨之外另辟的一条意象思维的途径。“易道”与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在这里找到了深相契合的融通之处。“易道”把认知主体所摄取对象分为“言、象、意”三个层面。认定单靠逻辑化的概念思维(名言)不足以“尽意”，必须通过诗意化的意象思维才能够表达超绝名言的深层意义(意蕴、意境)。陶渊明深达此理，他的名篇：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妄言。
诗人采菊东篱、悠然心远的真实意蕴，已由所见南山、归鸟等意象全盘托出，用不着再加任何文字说明。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也可说是深达此理。首先，书法并不脱离中国字及其形、音、义等内涵，乃至原文出处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但是，书法创作乃是对所书文字及其内涵进行另一番艺术加工，无论是选择真、草、篆、隶诸体的不同造型，无论是对单字笔意、行气疏密与整体章法的精心结构，乃至所书文字的内涵与外形(装裱、色彩)的契合等，都是意象的重新创造，既不脱离又不限于原文字，而旨在重新“立象”，借以“尽意”。此处“尽意”，乃指书法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所要表达的深层的“意蕴”(作书者所感受到的人生甘苦、审美意趣、道德情操、时代精神等等)。
中国书法艺术的创作、欣赏(欣赏也是一种再创作)，都实践着依托文字、立象造型、抒发意蕴这样基本的三步曲，恰与易道一脉相通，并且是“圣人立象以尽意”的“易理”在艺术创作方面最生动的实践。中国书法艺术的实践更具有其特殊的独创性和个性化色彩。王羲之留下的书法瑰宝《兰亭序》，历代临摹者不计其数，传世的著名临摹本已不少，而似与不似，皆各具一格；至于功夫厚薄，意境深浅，更是千变万化，千差万别。此正符合“易道”之“惟变所适”，“神无方而易无体”，“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