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笔记：崩穷

梁东方文；刘现辉图

我从小不喜欢放炮。

除了年纪很小的时候放那种一百头一挂的小炮，拆下来一个一个放之外，便再少有放炮的记忆了。

过年家里给的买炮的钱，都买了小人书。买回来自己包了皮儿，看了又看，摩挲抚摸，爱不释手，比放一下就没有了的小炮有意思多了。放炮很空洞，没有内容，响一下就完了，有什么意思！

有人说放炮是崩穷，这显然是从穷人角度出发的释义。已经很穷了，再花钱买炮，听个响，将自己使不出去的劲儿、不知道向哪里使的劲儿虚拟地使出去，便有一种痛快酣畅的感觉抑或错觉。由此崩穷，以期改变新来的一年里的生活。这种形式大于内容，试图靠着形式来解决内容的方式方法，被我毫不留情地归为一种自欺。

后来因为控制环境污染，城市禁止放炮，对于我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痛感。不过眼见得最近这些年，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淡，便突然意识到放炮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美感，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集体美学意义上的联合演出。于是，又开始回想过去那些允许放炮时候的情景。

其中有一件事，从记忆深处冒出来，萦绕环回，久而不去。

小时候，有一年过年，曾经跟着大人去送病人。在那样的年代，去送病人也是一种难得的出门机会。尽管这种出门方式非常特殊：到年底了，长期不结账的一些住院者，多次通知家属，家属一直不理会的话，就会被送回去。而当初是谁介绍的这个病人，也有责任参与解决此事。

这个女病人，是老家亲戚介绍来的。所以父亲就负责和救护车一起送回去，回去找人妥善解决。我从小就一直渴盼外面的世界，想看看别处的景象，得知这个消息，说什么也一定要跟着去。父亲被缠不过，又因为是救护车，里面宽敞，也就成行了。

这个女病人是缺手的老婆。缺手因为自己缺了一只手，所以只能娶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女人，他是在婚前就知道对方有病的，婚后带着女人去看病也应该是有所预料的情况。但是，有一个女人，一个比自己年轻很多，面貌虽然说不上俊俏但算得上是姣好的年轻女人，可以和她同吃同睡，让自己不再打光棍，组成一个家庭，这样的诱惑使他不畏艰难地娶了这个病人。不知道他在家庭生活里得到过几许欢欣，但是这送女人来医院的痛苦却是实实在在的。

住院的时候交的那一点点住院费早就花完了，医院一直在催款，但是缺手实在没有钱，甚至没有钱来坐车接妻子出院。医院只好按照惯例，对于这种情况用“送病人”的方式来解决。一方面是把病人送回去，以使每日消耗的注定不能收缴的费用停止；一方面其实也是一次实地调查，看看病人家里的经济情况。

救护车在乡间坎坷的土路上跋涉了很久，终于到了缺手的村子。北方冬天的荒凉大地上，一处处土坯房子寒气逼人，地皮和墙壁都是硬硬的，没有一丝生机。缺手并没有躲避，他缩着那只没有手的胳膊在袖子里，热情地迎出来，一眼也没有看他始终自顾自地乐呵呵的妻子，和每一个专程护送病人来的医院工作人员握手，用他那唯一的一只手。然后就是往家让，让大家都进屋子，外面冷。

他连火也没有生的家里，土坯墙没有刷白，一些插在豁然的破洞里木头橛子上挂着农具和隔季的草帽之类的混乱物品，破烂的炕席上只有蹭得黝黑的被子。几个破衣烂衫的孩子痴痴地仰望着突然涌进来的陌生人，不知所措。他们对于他们的疯子妈妈也没有任何表示，也把她认作了陌生人。而那妈妈看见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也像是没有看见，自顾自地坐到炕头上继续不知所以地笑着。莫名地笑，是她最主要的症状。

那个情景，是我第一次直接目睹穷困能在什么样的最大程度上，深深地渗透在贫瘠的大地上的人们的生活里。

看见了家里的这个情况，大家也就心知肚明了。只能回去帮他申请国家减免了。走的时候，大家上车，他突然偷偷地递给我一个纸包，长方形的报纸包。

撕开一角，可以看见是那种浅色的牛皮纸外皮的私人制作的鞭炮。这种私人鞭炮，放起来特别响，据说里面装的是炸药。而判断其是民间制作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是裹着鞭炮的包装纸不是红色，而是牛皮纸的棕色。

我本不爱放炮，过年也不买炮，但是在那样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这样包装成长方形的一挂鞭炮，作为一种商品，带着礼物的气息，还是非常吸引人的。便不由自主地接了过来，甚至一下子就有点爱不释手了。印象很深的是，那包着鞭炮的报纸上有一行醒目的标题：《第三世界的阶级兄弟……》

缺手见我接过去就开始左右端详，便笑了，做了个手势，用他唯一的那只手。意思是别出声、别让人看见。

记得那一挂炮我并没有放，一直存在自己的抽屉里。存了很久很久，好多年以后才逐渐找不到了。好像当时我就意识到，那一挂一百响的炮，不管是一下放了，还是拆开一个个放，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既不美也不能崩穷。它只是处境和命运，是没有手和只是笑的形象的固化之物。

现在觉着，莫可如何之余，是不是恰恰可以用放炮的方式来抒发一下呢！

这样想来，也就终于可以理解，理解何以千百年来的传统中都是要用鞭炮来崩穷了。在这种底层的乐观主义形式中，有无可奈何，也有掌握了一下话语权式的倾诉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