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周作人及其儿孙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有一些知识分子家庭喜欢把子女送到东华门的孔德学校去念书。也许他们欣赏这座以法国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哲学家的名字命名，并实行尊重个性的道尔顿教育法的学校。
这所学校是蔡元培和几位北京大学教授创办的，李大钊、周作人、周建人、钱玄同、钱稻孙、沈尹然的子女都曾在这里就读过。周作人还教过孔德高中一年级国文，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是那个班的学生。
孔德学校实行十二年一贯制，并附设幼儿园，所以各家都是五六个兄弟姐妹同时在这所学校读书，煞是热闹。我只在孔德学校念过一年（1933年秋至1934年夏）书，随后就跟家人到日本去了，但是我的四个姐姐先后均在该校就读，所以我对她们那些同学的情况十分熟稔。
在孔德，就数周家六兄妹引人注目，即周作人的三个儿女（周丰一、周静子、周若子）和周建人的三个儿女（周鞠子、周丰二、周丰三）。一般同学都到学校的饭厅或附近的小铺子去吃，中饭周氏兄妹却总乘包车回八道湾去吃，足见家里对他们的宠爱。1929年，年仅15岁的周若子因日本医生误诊而死。同学们都知道周作人对此极为愤慨。据说若子弥留之际，还颤巍巍地唱着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
我大姐文桂新和二姐文树新一道考入师大附小的时候，分别是五岁和四岁。后来转入孔德学校，比同学们小。由于父亲自1916年就在中国驻日使馆工作，这对姊妹花的穿戴，学习用品不乏日本货。而周氏姐妹的母亲是日本人，给女儿起了日本名子（静子、鞠子、若子）。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两家女孩儿就有了交情。
我大姐后来易名馥若，她和周鞠子、周静子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离开故土。1947年秋，她赴美留学去了。1941年，馥若毕业于辅仁大学女校的西语系，还是托鞠子和静子向周作人说项，才在北大红楼弄到一份给系主任徐祖正当助教的工作。也就是那一年，周建人的小儿子丰三用手枪自杀（年仅20岁），给全家人的震动不小。
当年1月1日，周作人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周鞠子私下里对馥若说，她弟弟的死是对伯父的一种抗议。刚跟着周作人从外面回来的保镖，将手枪摘下来放在桌上。周丰三抽冷子就把手枪抄走，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大家闻声赶去时，他已气绝身亡。
那时周静子已结婚。北平沦陷前，丈夫只身去了大后方，她带着两个小儿子住在娘家。她是周家的独女，父母固然待她很好，但她说，不得不经常给底下人赏钱，否则他们不买她的账，不肯伺候她。那几年我们通常只能吃到小米棒子面。馥若告诉我们，她看见静子的小儿子向厨娘讨一团和好的富强粉，捏面人儿玩。我们仅有的几件像样的玩具，馥若姐也拿去送给静子的那两个小儿子，我们知道馥若姐是为了活动差事，她不愿意白托人情，但又买不起礼物。当时我们都清楚，光靠房租家里是难以维持的，姐姐一旦有了固定的收入，对一家人来说不无小补。
当时周丰一也已成了家，他的大女儿叫和子，比两个表哥小。最有趣的是，羽太信子对自己的子女虽一视同仁，却偏爱孙女。她常说，我不喜欢男孩子，喜欢女孩儿。瞧，我们和子的一双眼睛多“水流”啊。她要说的其实是“水灵”。语音咬不准，家人在背后就议论说：“可不是'水流’吗？成天哭。”不过，她后来也有了孙子，因为周丰一夫妇一共生了三女二男。
1947年我大姐出国后，我们就和周静子、周鞠子失去了联系。解放前夕，母亲把西院租给一家姓向的房客，他们原来住新街口一带。他们家那个八岁的女儿与周作人的孙女美和（和子的学名）同班，谈起和子在西直门一带的那座教会学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经常受到老师的褒奖。
待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叶我去周作人家联系工作时，他那个宅门儿已经变成了大杂院儿。
1949年以后，后罩房靠西头的三间，成了周作人夫妇的住房。周丰一全家七口人， 住中间的四间，东头的两间搬进了一家街坊。这三间屋，布置得相当雅致。左手的一间铺了榻榻米，作为卧室。周作人的老妻羽太信子卧病后，为了便于照顾，为她在堂屋尽头安置了一张床，让她睡在上面。右手光线充足的一间，是周作人的书房，书桌就摆在窗下。房里沿墙都是书橱书架，摆满了参考书、工具书，拿起来很便当。书房的北角有扇小门，通到周丰一夫妇的房间，这样，两位老人随时可以得到儿子儿媳的照顾。
有一次我看见他们那个最小的孙子，正举着自己在幼儿园画的彩笔画让奶奶看。他是用日文招呼奶奶的，喊她“欧巴将”。后来此画便用图钉钉在周作人书房的柱子上了。堂屋和书房之间没有隔断，羽太信子躺在床上，便可以看见工作中的老伴儿。这位老太太很幸运，没赶上文革，1962年4月就病逝于北大医院。这个消息还是钱稻孙告诉我的。钱稻孙到周家去吊唁后对我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使周作人大为感动。
六十年代初，有一次谈完工作后，我顺便向周作人问起周静子和周鞠子。他说，静子一家在西安，如今已有三男二女。鞠子也结婚了，随丈夫去了唐山，有一女二男。我还问起过周作人的大孙女周和子的近况。周作人告诉我，和子即将大学毕业了，跟她挨肩儿的妹妹也入了大学。有一天，周作人同我谈起他译过的《浮世理发馆》时，忽然把话题扯到他自己的理发问题上。他说他的头发总是由一个熟悉的老理发师上门来理。
周家还有个在他们家佣工多年的老保姆（所谓老家人），亲如一家，她并未因日本投降后周家境遇的变化而离开他们。每次到周家，我总是感到周作人的工作效率是与安定的生活环境分不开的。由于得到家人的一如往昔的照料，晚年的他才能够潜心从事著译。
我头一次见到周作人，是在1959年，当时他已74岁，不论冬夏，他都穿着干净朴素的中式裤褂。稀疏的花白头发推成平头，腰板挺得直直的，身子骨看上去还硬朗。他态度拘谨，话语简洁，隔着镜片（眼镜也是老式的）以锐利的目光冷峻地看着你。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始终也不曾忘掉早年享有的盛名。他同我打交道时，喜怒哀乐从不形之于色，常常使我想到日本古典能剧演员所戴的面具。谈工作时，他的话语多一些，如果谈完工作，我还想扯上几句别的，总是我问一句，他客客气气地答一句，决不饶舌。每次我告辞，他总要亲自送我到堂屋门口，目送片刻方回转身去，然而我不曾看到他哪怕是出于礼数而朝我露出一丝笑容。
1973年7月我从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的工作岗位上以来，我和周丰一打过二十几年交道，从未问过他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凭着他是周作人的儿子，又跟周作人住在一起，划不清界限，这顶右派帽子就逃不掉了。周丰一在北图东方组工作，我常去借书，也向他组过稿。但我始终觉得，他未能从父亲周作人的阴影里冲出去。他的中日文功底都很扎实，却没有译多少东西，于1997年去世。享年85岁。
周丰一的夫人张英芳是一位坚强的女性，最后那几年，只要我打电话给周家谈工作，如果周丰一接的，他就立即让夫人代接。
周作人的五个孙男孙女，均学有所成，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在动荡的年月，不论是下放到兵团，还是在工厂劳动，他们的表现都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