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丛报》早期的“书评”专栏 ——19世纪英美传教士汉学的话语建构
文：[韩国]闵正基
摘要：马礼逊、裨治文等在华英美传教士创办的《中国丛报》，经过二十年的刊行成了关于中国的西方知识“宝库”。基于19世纪初的各种形势，创刊人突出强调了学术的现场性和当代性，以及学习当地语言，和当地人协作的重要性，并力图将英语视为建构新时代汉学的核心语言，希望借此确立自身的学术定位。从前几期设立的“书评”栏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创刊者试图摒弃过去的传教士知识遗产，而将新的学术原则作为办刊主旨的诸种努力。虽然书评这一形式很快被对知识的直接讲解所代替，但早期所倡导的思想却在后来的办刊中发挥着持续的影响，这当然也可看作是杂志刊行者将自己型塑为中国知识的主要表述者与话语权威的过程。
01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1801~1861）等来华英美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经过二十年的刊行（1832~1851年），遂成为西方有关中国知识的“宝库”，直到现在还被视为重要的汉学研究资料。不仅其发刊地广州是当时中西之间最重要的“接触带”（contact zone），[i]该杂志也成为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一种“接触带”。一方面，它对十九世纪英美汉学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则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在讨论中国内陆“国学”的形成过程时，也应当考虑在这些“接触带”里发生的种种情况。
毋庸讳言，《中国丛报》是十九世纪英美汉学的主要学术权威刊物之一。不过这种学术权威不一定是一开始就被承认及确立起来的。应当看到，十九世纪英美新教传教士的汉学产生于当地传教的艰难过程中，一方面得考虑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留下的遗产，批判地继承进而超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以文献学为中心的汉学传统，[ii] 另一方面还要与当时能够提供实用性知识的当地的西方商人、外交官、军人形成合作关系，当然其中也会包含一些竞争，[iii] 以及面对来自于当地助手的学术挑战。[iv] 并且他们还得说服本国的传教会、学术界、政治界，工商界以及各处的一般的读者支持这份杂志，要不然无法获取所需要的费用。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中国丛报》的刊行者为了给自己所追求的中国研究打下基础，并树立起学术上的某种权威，便需要在许多方面做出努力。当然，其最重要的实践场域还是《中国丛报》的版面。
02
《中国丛报》创刊者的自身定位明确地反映在创刊号（1832年5月）的《导论》（Introduction）上：
虽然基督教世界的国家和东亚细亚之间的交流有悠久的历史，双方之间在知识和道德方面的沟通却几乎没有，这不仅仅是遗憾的事，也是令人惊讶的事。…… 我们也以其居民的身份构成它的一个小小部分的这个帝国，并正以一种巨大的非正常状态站在这块“大地中心”。这个帝国无疑地提供着天下最广泛、最有趣的研究领域。……
从前也有一段时间人们能从各个方向横穿这个国家，留下了关于人和事物的不少宝贵的记录。不过今天读那些文章的人，不得不承认其内容有好多难以相信之处。……
最近几年来的变化是未来变化的预兆，而日后的变化肯定会产生更广泛、更有益的结果。几千年来一个高贵的种族处于陋习的严酷专制下，因而他们最良好的力量都被破坏了。然而在此地，在对外地人关闭门户的那一段时间里，还发生了具有意义的变化。
因此，我们给这个刊物设定的目标之一，就是评论关于中国的外文书籍。我们要坚持的立场是，关注其间发生的变化以及其原因和时期，并且努力辨别哪些知识到今日还是正确的，而哪些不是。不少古书虽然收录了很多宝贵的内容，但也包含着太多无用的东西，因而是无法重印的。现代作者阐明的内容也不一定是明确而使人满意的。比如说，他们对中国人口的估计便存在着太大的歧出，从两千万到一个神秘的三亿三千三百万。
在外文书籍中发现的不少差异和矛盾，迫使我们寻找被承认为最有能力、最可信的当地权威，征询他们而探疑解惑。现在能找到很多记述上的差异和矛盾，在有关物质、道德、政治、商业、文学、宗教等各方面都能找到。为了同样展现过去和现在，关于这些主题和其他的主题需要付诸历史性和统计性的研究工作。我们还认为，大体而言当地的权威尚未对之予以该有的重视。我们既要承认他们应有的影响，也要避免走向极端。我们并不期待在此能碰到可与西方国家艺术和科学以及各种典章制度媲美的东西，也不去期待在天朝汗牛充栋的书籍当中找到能让当代贤者为“修改《圣经》的编年或者提高其道德性”这一工作而言的既有价值又有权威的资料。[v]
这篇《导论》所呈现的杂志创办人所持有的的基本前提如下：作为一个“探索/调查”（research）对象的中国，虽然处在被无数陋习所支配着的“巨大的非正常状态”（stupendous anomaly）之中，但与此同时在那块大地上也发生着种种重大的变化，因此，该刊物针对中国的研究应当是能够回应这些变化的。《中国丛报》的刊行者认为西方虽然不乏汉学遗产，但其可信度较低，当代性和现场性也不够，应当依赖当地人提供的信息进行修正和补充。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担任可靠的知识中介者就是刊行杂志的“我们”。刊行者一方面强调过去和当代中国研究的缺点，另一方面还表明“我们既要承认（allow）他们（当地人）应有的影响，也要避免走向极端”，这都是为了把自己定位为新时代中国研究的核心力量。在汉学的具体对象和研究态度上，他们与前辈所走的道路也不一样，比如他们“并不期待在此能碰到可与西方国家艺术和科学以及各种典章制度媲美的东西，也不去期待在天朝汗牛充栋的书籍当中找到能让当代贤者为'修改《圣经》的编年或者提高其道德性’这一工作而言的既有价值又有权威的资料”。这种态度与大部分耶稣会传教士的“适应”立场或“索隐”策略，以及以耶稣会文献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欧洲大陆十七、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时代的汉学对中国思想、文化所拥有的理想化、神秘化态度显然不同。
接着，《导论》的笔者特地强调了自然史、商业、社会关系方面知识的重要性，可见探讨的领域是与“帝国主义”时代的要求密切相关并由此而扩展出来的。最后，刊行者提到的对中国宗教性的关注，这当然与其作为传教士的职业及其终极的“传教”意旨是分不开的。
第一卷《导论》的重点，显然在于宣布“目前”站在跟“中国”接触的地点上的英美传教士汉学的特殊地位，强调了它的现场性和当代性。此外还有一令人瞩目之处，就是在引介中国知识上的“英语性”自觉。刊行者断言“三十年前能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人惟有一位” ，[vi]而“现在”则已有了“我们”。第二卷第一期的《导言》（Introductory Remarks）特别强调了这一中介即“英语”所构成的新时代中国知识的重要地位。
英语的进步以及目前在世界广泛地区被使用的情况，实令人瞩目。作为一种沟通的媒介，汉语无疑在使用的人口上比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多，不过除了较少的例外情况，它限于东半球的半个地区。而英语则在全球范围内被使用，差不多从一个极地到另一个极地，人们处处都在使用它。目前估计此后英语将会更广泛地被使用，这也是理所当然的。[vii]
第二卷的《导言》如此开头，之后一再强调以英语为媒介的知识将会给人带来广泛的益处。《中国丛报》建构的汉学，显然是大英帝国主导的十九世纪世界秩序里的共同语言——即英语构成的近代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以知识、道德、宗教上的等级为前提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在这个等级世界里，英美传教士汉学在学术领域中所面对的对象——中国，同时也是他们要去启蒙与教化的对象。
《中国丛报》的自身定位就这样被确立起来了，而其中的“书评”（Review）专栏又被看作是他们建立自身话语权威的一个实践场域。从最初两年的刊行中可以看到，“书评”一直占据着最重要的版面，特别是在第一年的刊行中，这一优越地位十分明显。第一年（第一卷）共出版刊物十二期，而有十期均设置了“书评”专栏，被介绍、评论的书籍达十三种。在第二卷共十二期当中，有六期设置“书评”专栏，评论的书籍有四种。
03
通览《中国丛报》第一、二卷的“书评”，最引人注目的是某些“匮缺”。在第一年和第二年的“书评”栏介绍、批评的十七种书籍当中，耶稣会文献只有两种。考虑到当时，耶稣会文献以及在它的基础上诞生的学术成果仍然在欧洲汉学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那么杂志创办人想要摒弃这一遗产，显然主要与他们对天主教耶稣会的态度有关。被选为书评对象的两种耶稣会文献是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和谢务禄（Álvaro Semedo，1585~1613）的著作（参见文后的《中国丛报》第一、二卷书评专栏一览），虽然这两部著作并非不重要，但最初为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的坚实知识的利玛窦的著作，以及综合了耶稣会传教士关于中国大量知识，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viii]的著作，却均未被选为书评的对象——这一事实很显然表明《中国丛报》的刊行者不太愿意提及耶稣会的汉学传统。他们没有一一拿出耶稣会的遗产来直接去批评其水平、辨别其真伪，而是采用了一种置之不理的态度。[ix]这种态度大致基于如下矛盾与困惑的心理：一方面，基督新教徒对天主教本来就持有某种对立的立场，与之同时，来华新教传教士也对耶稣会所主张的适应主义传教政策（accommodation policy）有所不满；然而另一方面，前人的实践也有成功之处，新教传教士为了建构自身的汉学又不得不参考耶稣会留下的巨大遗产。
另外，引人注目的是刊行者也极为重视经由当地探查或亲身体验而产生的知识内容，比如最初两年“书评”栏介绍、批评的十七种书籍中有十二种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其中，首篇书评选取的便是由跟随耶稣会会士学过的优西比乌·勒诺多（Eusebius Renaudot，1646~1720）翻译成法文的伊斯兰教徒的著作。尽管作者是“异教徒”而译者是天主教徒，况且也不是用英文写成的，但仍然被选为第一部书评对象，可能是由于它是一部早期亲自探访中国的记录著作。两部选为书评对象的耶稣会著作，也是基于实地经历并具有现场感的著作。在创刊号的《导论》之后，便登载《伊斯兰教徒在中国》的书评（Review：Mohammedans in China），紧接着刊登对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写的从东南亚到中国的游记（Gutzlaff's Journal）的书评，借此大致可以看出刊行者的关注重点了，即他们首先重视的是由当地经验构成的中国知识。他们也认为自己是这种知识的最有效的构造者与传递者。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最初两年中一共有三种中国文献（其中两种是“英译”本）被选为书评的对象。这符合《导论》中有关利用与批判地接受“当地权威”的声明。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策略也坐实了英语为传播中国知识的最重要语言这一原则。
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丛报》创办人一些重要思想宗旨，即站在来华传教的最前方，在积极掌握当地语言的基础上，重构有关中国的各方面知识。这一知识的属性将符合“目前在此”的准则，而所使用的权威媒介则是“英文”。
04
“书评”栏目中也不乏刊行者为了展示其学术特色与权威而选择刊登的篇目。
首先需提及的是在第一卷第五期（1832年9月）刊登的针对《美国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Americana）“Canton”（即“广州”）条目的评论。文中，书评者对这部百科全书有关中国的记载表达了不满，并仔细地讲解与分析了“广州”条目的内容。这种严厉的批评和矫正行为呈现的无疑是“目前在此”所构成的这一新的传教士汉学的标榜性主张。书评者在文章的开头就强调，百科全书最应该重视的是可靠性。他认为，目前我们已处于交通发达、信息畅通的时代，大洋彼岸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在几周之内传递过来，而百科全书是学术界最有见识的学者们编写的，人人都要参考它，因此每个条目的内容应当正确无误。[x] 不过《美国百科全书》的“广州”条目，如照“现场权威”来检讨的话，谬误不少。书评者在详细地引用、介绍其条目的内容后，即开始了如下批评，并试图一一纠正其错误。
如果是一个对广州没有任何知识的人，对这样的说明会是“百无一漏”的。不过如果是一个对广州稍微熟悉一点的人，他可能会想起画完一幅画后再加上了“这就是牛”、“这就是马”的字样才认得出哪一只是牛，而哪一匹是马的情形。假如其条目的内容中有关其地域的一切具体的名词和数目偶尔被删除，从几乎每段文章都有错误的条目内容中辨别出那具体的城市，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肯定是非常之难的。[xi]
《中国丛报》的刊行者倡导现场性的权威的做法，可能没有比批评有关“广州”这一词条更为合适的了。因为广州是当时中西之间最为亲密的“接触带”，而且是《中国丛报》的发刊地，也是刊行者比较熟悉的地方。之后，该杂志的第二卷第四期到第七期（1833年8~11月）又刊出了题为《广州介绍》（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的文章，它代替“书评”位于杂志的最前面。
另一引人注目的事例是刊于第二卷第一、二、三期（1833年5~7月）评述乔治·汤马士·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英译版《大清律例》（Ta Tsing Leuh-le）的文章。书评者认为，《大清律例》是清朝的“基本法”，当然也是了解中国国情十分重要的参本。书评者先是较为详细地论及该法典的来历和最新颁布本，然后如下表明自己的任务：
大清皇朝的刑法经过了数次改正而传到现在。我们看过的最近版本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八开二十八卷的道光十年（1830年）本。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尽量精炼地概括这部法典的全部内容，并且对那些显示中国人特有意向和看法的条目提出批评。但评论中为了对照译本和原本，也可能有时会停顿下来，加以斟酌。[xii]
虽然书评人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置于一种作为知识精确度的最终辨别者的位置上，然而让人感到有些疑惑的是，其所评论的全是中国法律本身的问题而不是译本的问题。文章不时批评中国法律的不合理之处，也讥笑在现实中法律难以通行的情况，却竟然一次都没质问“英译本”的缺点。反而在需要有权威判断时候，一再召唤“我们的老练有识的翻译”（our elegant and learned translator）并要求“倾听”他的意见。这位“老练有识的翻译”斯当东，即是创刊号《导论》中提到的在三十年前就能将中文转译成英文的惟一英国人。斯当东是马礼逊的汉学同行，也是随马礼逊学过汉学而后在1837年成为伦敦大学第一位中文教授的基德（Samuel Kidd，1804~1843）的同行，他既是这些传教士汉学家的赞助人，也与之构成学问上的对手。乔治·汤马士·斯当东的父亲乔治·伦纳德·斯当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曾经在1793年作为乔治·马戛尔尼（Sir George Macarteney，1737~1806）英国访华使团的副使出使中国。并将沿途所见所闻详细地记载下来，写成《英使谒见乾隆记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d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杂志也在第二卷第八期上刊登了这部著作的书评，其态度极为正面，由此也可看出刊行者对斯当东父子为早期英美汉学所做贡献的推崇。
05
《中国丛报》的第一卷，在每期最前面刊出的几乎都是“书评”，仅有三次让位于其他文章，便是郭实腊撰写的游记和裨治文撰写的有关中国人口与中外关系的文章。到了第二年，“书评”栏的地位开始下降，并日益转向直接呈现有关中国的知识。例如，细读从第二卷第四期到第七期刊登的《广州介绍》，其内容的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关于历史的部分，无疑是参照几种文献写成的，但撰者只是笼统地提及其所参考的数种文献，不像“书评”专栏中那样详细地提示书籍的标题、作者、出版年、出版地等重要的信息。到了第二年，“书评”刊登的次数就减少了，到了第三年，因以几种专栏为中心的编辑体制被废除了，“书评”专栏自然也消失了。不仅专栏没有了，以书评的方式来传达知识的文章也更少了。在第三卷第二期刊登的六篇“文件”（article）[xiii]中，有两篇类似于以前的“书评”，介绍、批评了西方的文献，另有两篇则介绍、批评了中国的文献，但没有一篇是标示为“书评”的。这些文章没有像第一、二卷的“书评”那样直接引用与批评对象书籍的重要内容，其题目或者本文中也没有提供详细、准确的相关书目。这些文章的标题都直接指向一些具体的主题，也跟以前的“书评”专栏的风格不同。
“书评”栏既然是践行杂志刊行者话语权威的重要栏目，那么为何会如此快地消失了呢？这一问题似不容易回答。杂志的刊行者在第一卷的《导论》中强调了批评古今文献的必要，然而之后却再没有直接提及类似的问题。第二卷的《导言》中没有相关的意见，第三卷的开头也根本没有再发表导言式的宣言，以说明编辑体系的变化。可能刊行者很快感到已不需要通过书评的方式来宣示某种话语权威了，或者可能他们以为已经找到了更有效的替代方式。无论如何，我们所能发现的是，尽管文献的依据仍然是重要的，但刊行者已不再需要羁于某个特定的文献权威，而是利用多种源头主动地“构成”主题和知识。
从《中国丛报》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在当时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也可能对该杂志的“书评”栏目的命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833年的特许状法案，不列颠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失去了商业职能，这也使得一直支援汉语翻译人员和汉学藏书阁的东印度公司广州支部无法再继续担当前期的任务。[xiv] 到了创刊后第二年，广州当地就没有了传教士汉学的主要赞助人，同时也没有了有力的竞争对手。在这一历史背景中，以传教士为主体，在1832年5月推出《中国丛报》第一期，并经过最初两年的努力，为该刊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的确是一件值得注目的事情。起初，传教士汉学家主要是通过对过去和当代文献的批评来传达知识，并树立起自身的学术权威，但经过尝试，也就是在第二年之后，这种方法就迅速地被直接建构主题、直接讲解知识的方法代替。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曾有的一些颇具意义与价值的知识资源（耶稣会遗产、中国文献及当地协助人的贡献等）就相对地被遮蔽了。这一进程，也是杂志的刊行者将自己型塑为中国知识的主要表述者与话语权威的过程。
刊行者将现场性和当代性视为学术话语权威建立的根底，这不仅为“书评”专栏所支持，也可通过其他专栏的文章中的类似表述所证明。例如，杂志的“时事报道”（Journal of Occurrence）专栏，即意在传递广州和附近地区的新闻，由此也强化了该杂志的现场性和当代性特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一卷的“时事报道”专栏，一连刊登了与连接湖南的连州发生的叛乱和官府的应对，由于邻近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像北京的有关贸易措施一样，能对广州的外贸产生巨大的影响，杂志的刊行者便通过这种报道，为当地的外国读者和欧美读者及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由此强化自身的现场性学术权威。
还有类似的例子，比如第一卷第九期（1833年1月）的“文艺通告”（Literary Notices）专栏刊登了一篇读者的文章，主要内容是“修正”1781年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书籍当中关于康熙皇帝驾崩的错误记载，“提供真实的情况”。杂志的编者特地将投稿者介绍为“一位在中国居留了很长时间的值得尊敬的绅士”（a venerable gentleman, long resident in China），以此赋予这篇文章某种权威的含义，并借之显示杂志对信息和知识所具的现场性和当代性的重视。
附录《中国丛报》第一、二卷书评专栏一览
（本文由韩国教育部国家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号NRF-2014S1A5A2A03065613）
[i] 参见初次提出这一概念的Mary Louise Pratt的解释:“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Profession,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991, pp.33-40
[ii] 关于16~18世纪耶稣会和欧洲的汉学情况，参见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9）。关于19世纪英美商人和传教士对耶稣会汉学遗产的怀疑态度，参见吴义雄:《商人、传敎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45卷总198期），页48-50，“ 一、对16-18世纪西方中国学的质疑与否定”。
[iii]关于早期英国“浪漫汉学”（Romantic Sinology）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参见Peter J. Kitson，Forging 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iv] 关于“中国通”英国人和当地助手（老师、翻译）的特殊关系参见Ulrike Hillemann，Asian Empire and British Knowledge：China and the Networks of British Imperial Expansion，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pp.56-75
[v] 《中国丛报》第1卷第1期，1832年5月，页1-3。笔者译自英文。
[vi] 同上，页1。
[vii] 同上。
[viii] 杜赫德利用耶稣会传教士寄来的报告和书信等资料用法文编写了《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四卷，1735年在巴黎首次出版，1736年在荷兰再次印刷。此后翻译成欧洲各国语言，对18、19世纪西方人理解中国影响特别大。这部著作的基本框架和条目被19世纪新教传教士的著作所继承，例如卫三畏 (Samuel W. Williams，1812-1884)所著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1848)。以马礼逊、裨治文、卫三畏等《中国丛报》的编辑和撰稿者为代表的“传教士汉学家”虽然时而表明对耶稣会汉学遗产的怀疑和不满，但无疑也受到过耶稣会传教士的不少影响。比如他们学习杜赫德的著作是特别明显的，关于这一点参见 Peter J. Kitson，Forging 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p.4
[ix] 在《中国丛报》创刊号上刊登的《书评：伊斯兰教徒在中国》里，和马礼逊一起提到的还有利玛窦、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1602年-1680年）、杜赫德等耶稣会会士。而其后，他们的著作不但没被选为独立的书评对象，连他们的名字也很少提到。
[x] 《中国丛报》第1卷第5期，1832年9月，页161-163。
[xi] 同上，页165。
[xii] 《中国丛报》第2卷第1期，1833年5月，页11-12。
[xiii] 从第三卷开始所有文章的题目的前头都添上了“Article I”，“Article II”等表示顺序的文字。
[xiv] Peter J. Kitson，Forging 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p.83
（编者注：本文转载自《汉风》辑刊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