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门学说(图)

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命门学说的学术思想最为丰富，同时也是争论最多，至今尚未能统一的重要理论。

命门作为一个独立的脏腑，最早见于《难经》，为右肾的代称，是男子藏精、女子系胞之所在，《难经·三十九难》曰：“五脏亦有六脏者，谓肾有两脏也，其左者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通于肾，故言脏有六也。”在《十八难》与《三十六难》中又说，命门为“肾间动气”，“原气之所系”，具有重要作用。此说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自汉代到北宋的一千多年间，命门学说并没有多大的发展，始终只被当做肾脏的一部分来看待，肾命一家。

赵献可《医贯》中两肾与命门图示

自金元之后，随着金元四大家的出现，中医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而医家们对命门学说的深入探讨，也正是此时医学理论革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完素把《内经》五运六气中“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的君火与相火引入到人体藏象当中，以心为君火，命门为相火，首创命门相火说。他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病机论》中说：“左肾属水，男子藏精，女子以系胞；右肾属火，游行三焦，兴衰之道由于此，故七节之傍，中有小心，是言命门相火也”。刘完素首创命门属火说，将前代医家以温肾治疗虚寒的方法也纳入命门理论的范围。易水学派的创立者张元素在同一时期也论及命门相火，并进一步将之与“元气”联系起来，认为“命门为相火之源，天地之始，藏精生血，……主三焦元气”。此说大大提升了命门的重要性。朱丹溪虽没有直接阐述“命门”理论，但他对“相火”理论贡献很大，同样为明代命门理论的兴盛提供了理论基础。

自金元四家以来关于相火的讨论，十二世纪以后便逐渐演变为命门学说发展的高潮。明代很多医家均论及命门，如李时珍、虞抟、李梴等，但以温补学派的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三家之论最为卓著，且大量体现宋明理学思想，成为独立于《内经》五藏体系之外的又一新藏象体系。

孙一奎是命门三大家中最早的一位，创立“命门动气”学说。他自幼研《易》，尝援易论医，承袭朱丹溪“人身必有一太极”的思想，将理学当中的“太极”理论融入到医学当中，结合《难经》原气之论来阐发命门。同时，他又进一步摆脱了《难经》“左肾右命门”的窠臼，提出：“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医旨绪余》）。可知他所描述的命门是先于脏腑的存在，用“太极之本体”来形象地比喻命门在人身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得以生成五脏六腑的根源所在。

赵献可提出君主命门说，他认为，命门位处两肾中间，彻底与肾脏脱离，而成为主宰十二官的“真君真主”，其功能位于五脏六腑之上，为“主宰先天之体”，有“流行后天之用”。赵献可运用《易经》中“坎”卦的理论来解释肾与命门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肾有形属水，命门无形属火，其位居两肾中间，即“一阳陷于二阴之中”，阴中有阳才能化气而产生生命，而命门之火的作用则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赵献可的命门理论受到理学、易学及道教等多方面思想的影响，承前启后，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类经图翼》中“内景图”，命门位于膀胱与直肠之间

张景岳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之上，对于命门学说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及阐发，提出“水火命门”学说。张景岳大量运用太极阴阳理论阐述命门，认为命门为人身之太极，是人体生命的本源，统括阴阳、五行和精气。同时，命门兼具水火，阴阳本同一气，水火之于人身，即是阴阳精气，从而把人体阴阳、精气与水火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张景岳的水火命门学说结合易学思想把中医学的阴阳理论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从太极一气到两仪阴阳，化生“先天无形之阴阳”，继而再生成“后天有形之阴阳”，以元阳之火论生命活动的功能，以真阴之水论气血津液和藏府，以水火的关系体现了阴阳互根、互用与相互制化的思想，在其著作中，阴阳互根、水火同源、精气互生的理论贯穿始终。张景岳的水火命门学说，将阴阳、水火、精气的理论与命门学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及水平，成为明代命门理论的集大成者。

命门学说是对藏象、阴阳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它拓展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完善了以往的理论，它既是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又以其独特的理论价值推动和丰富了中医临床。在中医学术的发展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