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切斯特顿笔下的布朗神父，生就一张圆脸和矮胖身材，天性纯朴，充满宗教关爱情怀。他一身教士服，手里总拿一把破雨伞。他表面沉默寡言，举止木讷，但藉着对人性的洞察和对犯罪心理的准确把握，总能在冷眼旁观中，寻出隐于当事人一举一动的些微琐事中的逻辑关系和心理踪迹，出人意料地揭开案情谜底。

与罪犯合二为一

布朗神父，为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笔下的侦探形象，与爱伦·坡笔下的杜宾和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并称为“世界三大名侦探”。虽然可以并置而名垂于侦探小说史，但布朗神父的形象处处与福尔摩斯显出差异。与福尔摩斯的高瘦不同，布朗神父身材矮小圆胖、为人脾气温和、举止沉静。他戴着又大又圆的眼镜，穿着黑色牧师长袍，手中拿着长柄雨伞，一幅严谨甚至有些刻板的神父打扮；行动上也显出迟缓笨拙，往往又言语木讷，且时常辞不达意，似乎丝毫没有身为职业侦探的福尔摩斯那浑身散发出的精明之气和机智聪慧。连作者切斯特顿自己都说过，“布朗神父最主要的特色就是要毫无特色。他的特点就是要看起来平淡无奇……”实际上，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布朗神父探案集》的魅力就在于布朗神父性格上所具有的“二重性”。如果用英国文学评论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对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的分类，那布朗神父属于“圆形人物”。“圆形人物”相较于“扁形人物”而言，是指文学作品中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人物。圆形人物的塑造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刻画人物形象，更真实、更深入地揭示人性的复杂、丰富；人物的性格比较丰满、复杂、立体感强。这种人物往往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性格轴心，同时又呈现出不同的性格侧面和性格层次，构成一个独立自足、气象万千的人物“心理世界”。这么评价布朗神父这一形象，福尔摩斯迷们也许不乐意，但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而言，与福尔摩斯相较，布朗神父也许少了一些高高在上的不可触及感，却多了几分更近乎常人的平凡与真实，不再那么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感。或许，这正是布朗神父的形象未被福尔摩斯形象所笼罩、掩盖的原因之一。

与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明显不同的是，布朗神父侦破谜案通常不靠对外在线索的观察和对具体证据的掌握，而是立足于自己的神父身份，藉对人性心理的深刻了解，透过哲学思维对人类的犯罪行为做出慧黠的洞悉。此外，对切斯特顿笔下的布朗神父而言，他更多的把目光集中到对犯罪动机的分析上，而非简单的还原犯罪情节。他的探案侧重于探究罪犯的心理, 来了解罪犯为什么会犯下该罪行, 并且在探究的过程中获得对人性更深刻的认识。而布朗神父之所以能觉察到纤毫细微之处，正在于他设身处地的沉入对他人灵魂最深处的体察，将自身宗教修习中对人性阴暗角落的洞察，设身处地的融入自身。在《布朗神父探案集：梅鲁神山的红月亮》里与他人的对话之中，布朗神父道出了自己破案的“秘密”：原来，布朗神父破案时，总是把自己置于凶手同等的境地里。 “我精确地设想出怎样才能得手，以及一个人该以何种方式，或者何种心态才能万无一失地办成。当我确信我的感觉完全跟凶手一模一样时，我自然就知道他是谁了。我会试图走近谋杀者的内心……而且还要更进一步，你难道不明白吗？我深入到一个人的内心。我总是深入到一个人的内心，摆动他的胳膊和腿。我会静待时机，直到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已与一个罪犯合而为一，想他所想，与他的激情缠斗；直到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他内心涌动的仇恨；直到我能透过他睥睨、血红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以他狭隘、愚笨的眼光，透视近在眼前通向血泊的那一小段清晰的直路。直到我真的成了杀人犯。”

与福尔摩斯的故事相比，布朗神父的探案故事在情节的波澜起伏上，也许相对逊色；但色彩斑斓的场景、匪夷所思的细节、性格诡异的人物塑造上，则更胜一畴。例如《达纳威家族的厄运》中吸收哥特小说元素，对环境的描写和氛围的营造；尤其是布朗神父这一角色，在探案过程中不断说出的警句哲言，使得故事别有胜质。《狗的神谕》中由狗论及人性；探案中关于信仰、神秘主义、唯物主义等的谈论……福尔摩斯故事中《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也与狗有关，但与《狗的神谕》则明显不同。一个重情节，一个更注意情节中类似氛围的某些东西，二者区别，由此可见一斑。大作家博尔赫斯曾对布朗神父的故事作出了相当中肯的评价：“与侦探小说的开创者爱伦·坡相比，切斯特顿往前迈进了一步……并非以暴力和血腥吸引读者，而纯粹是虚构环境下的智力游戏。” 值得注意的是，切斯特顿作品往往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强调心理分析与灵感，与福尔摩斯注重物证和推理完全相反。布朗神父探案故事中，切斯特顿借主人公之口，不时流露和展现出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过分推崇的反思和质疑，这似乎也是其他同类作品所较少见的特质。

谈布朗神父，自然离不开其创造者切斯特顿。作家切斯特顿出生于一个宗教信仰氛围浓厚的家庭，他曾公开皈依罗马天主教教廷，其宗教信仰自然影响了他对布朗神父这一形象的定位和塑造。虽然侦探小说一向被认为是通俗类型文学的一种，尤其不被正统文学史家列为可登大雅之堂的“阳春白雪”。但是，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系列却被众多文学评论家列为优秀文学作品。这与作者本身为英国文坛的“多面手”密切相关。可以说，切斯特顿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全才。他一个兼小说家、评论家、诗人、新闻记者、随笔作家、传记作家、剧作家和插图画家等多个头衔，足见其才华之横溢。而身为作家的切斯特顿，更是一个“凡是太阳底下的事都可入文”的博学作家。但是，这也就导致他的作品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保持原汁原味的语言风格，难度极大。与他同时代的作家H.勃洛克，在一篇名为《切斯特顿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的论述中就曾经说：翻译切斯特顿的著作很难完美。在译言古登堡计划此次重译《布朗神父探案集》之前，已有多个中文版本。由于未涉猎以往译本进行对比，所以不敢进行高下优劣之评断。但在有众多前人译本的情况下，古登堡敢于出新译本，正显出古登堡翻译计划的勇气，“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文学作品正是在不断的被阅读和翻译之中，才能随着时代的变迁焕发出新的特质，才能维持文本自我的“存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生”。正像古登堡翻译计划的口号：让经典在中文世界重生。相信这次新译的《布朗神父探案故事集》，也能让我们再次认识到：侦探文学中不仅只有嗜血般的杀害和无休止的谜局，更应该有对具体情境中的人性的洞察与烛照。人，为什么会这样？“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题中之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