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鲁迅研究访问记

学术研究最重史料，没有确切的资料支撑，说的都是空话、废话，很容易被推翻掉。过去所说的史料，主要是指书面资料，后来地下发掘渐多，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出土文物与书面资料加以参证，就更加全面了。

不过，现代文学过去的时间不长，很少有真正埋入地下的东西，无论是彰显的，还是遮蔽的，都还活在人们的记忆中。萧军于改革开放后复出，自称为“出土文物”，当然只是一种比喻，那时，他本人也还未入土。所以，研究现代文学，除了阅读书面资料以外，向当事人、知情人进行采访，了解当时的情况，亦是重要的工作。

我在从事鲁迅研究过程中，进行过几次集中的访问，得益匪浅。

第一次访问是在一九六○年。当时学校里大搞集体项目，这种集体项目虽然以学生为主体，但其实背后仍有中青年老师掌舵。复旦中文系六一届学生编写的《鲁迅评传》，就是由鲍正鹄先生负责指导的。当时鲍先生担任校教务处长，工作繁多，要我去帮忙，做这个项目的辅导教师。鲍先生治学谨严，要求大家读原著，读史料，还要求采访与鲁迅有交往的知情人。

先是就近在上海分头采访，我参加了对沈尹默的访问。沈尹默先生是《新青年》同仁，号称鬼谷子，是很有机谋的人，但我们见到他时，已经是老态龙钟，特别是眼睛高度近视，行动很不方便，走路要人搀扶。我们在他家客厅里坐定，阿姨来倒好茶水，还特别吩咐说，先生眼睛看不见，他如果站起来要上厕所，你们要扶他一把，还要把热水瓶拿开，以免他踢翻了。但开谈之后，他倒精神很好，谈了许多《新青年》的往事，特别不能忘怀的是，每年过年他们总要到八道湾周家聚会、吃日本料理，大家聊天，谈得很开心。他的谈话，把我们带入五四时期《新青年》文化人的热烈氛围。告辞出来之后，有一位同学忽然想起沈先生是有名的书法家，说：真可惜！今天沈先生情绪那么好，要是请他留个墨宝，一定会同意的。但他忘记了，沈先生答应接见我们，是为了谈谈他的老朋友鲁迅，而不是谈书法的。

那年暑假，鲍先生又派我和两位同学王继权和盛钟健，专门到北京进行了一次鲁迅研究访问。北京与鲁迅有关的人本来就多，再加上那时正在开民主党派会议，所以集中在北京的人就更多，我们一下子访问了很多人。

对鲁迅早期最了解的，当然是他的二弟周作人。但听说自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他看到《所谓兄弟》一章后，就大发脾气，拒绝接见来访者。有一位先生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不妨去找找常维钧，他与周作人很有交情，对鲁迅的事也一向很热情，你们要写鲁迅传，他一定会帮忙的，由他引见，周作人不好不接待。常维钧当年是北大学生，曾任《歌谣》周刊编辑，对民俗学有研究，鲁迅在《朝花夕拾》后记里曾提到他，感谢他帮助搜集了许多做插图的材料。于是，我们就去找常维钧先生。果然，常先生一听说我们要写《鲁迅评传》，就热情地带我们去八道湾访周作人先生。周作人先生也就很和蔼地接待了我们。

我们访问之前，看过一些周作人的书，对八道湾的生活略有所知。但那时所看到的，已非沈尹默先生所回忆的谈笑有鸿儒的盛景，也不见周作人自己在五十自寿诗中所说的“窗下通年学画蛇”的苦雨斋。八道湾十一号早已成为一个大杂院，里面住着好几户人家，周作人一家只留着正屋的几间房，周作人在前房趴在一张方桌上翻译一本什么著作，后房还有病人在呻吟，大概是他的太太羽太信子。

周作人精通日文、英文，兼通希腊文，而且文章又写得好，从一九○八年与鲁迅合作编译《域外小说集》开始，已有四十多年的翻译历史了，做这工作是合适的。那时，文化部門也想搞些长远的文化建设，需要有人翻译外国古典名著，对他这份工作还是肯定的，对他的生活也予以照顾，由出版总署约他译书，后来改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为了使他一家生活有保障，从一九六○年开始，每月预支稿费四百元，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待遇了。这样，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就每天趴在桌子上译述，十分辛苦。

我们进屋后，他才放下笔，推开译稿，转身与我们交谈。我们问了些鲁迅早期的工作和生活，他一一回答。不过并没有新鲜的材料，都是那几本书里写过的。在解放初，他为《亦报》写过专栏，后辑成《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二书，一九五六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时，他又写过一些回忆文章，结成《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回忆总是要写完的，已写过那么多书，在回答中没有新材料也并不奇怪。何况，他还有别的考虑。到八道湾之前，曾听唐弢先生说过，向周作人要资料是比较难的。他曾受命与周作人谈过，动员周作人将所存的鲁迅文物捐献给国家，周作人很坦率地说：我家里生活困难，这些东西，我要慢慢地拿出来换钱的。后来以安排他儿子周丰一到北京图书馆工作为条件，拿出了一部分东西。所以，叫我们不要指望他会提供新材料。

但我们能在八道湾访问周作人，听他谈谈即使已经写过的往事，感受一下气氛，觉得也很有价值。常维钧先生对八道湾很熟悉，告辞出来时，他还指点我们，哪里是原来的苦雨斋，哪里是鲁迅原来的居室。后来又带我们到西三条胡同，参观鲁迅故居。当时故居正在装修，杂乱不堪，他在建筑材料堆中一一指点，哪一间是鲁老太太住房，哪一间是朱安夫人住房，哪一间是鲁迅住的“老虎尾巴”，又带我们到后园去看《秋夜》中所写的情景，使我们获得许多感性知识。

周建人在浙江工作，当时恰好在北京开会，我们在一家宾馆里找到他。周建人先生样子极像鲁迅，不过还要小一号。他与鲁迅年龄相差较大，不像周作人那样与鲁迅在一起的时间长，所以早年的事，并不太清楚。只是问到《风筝》中的小兄弟时，他说，大哥对他一向很爱护，并不像《风筝》中所说的那么凶，作品是为了突出主题而故意那么写的，不是真实情况。但他说到后期的两件事，却使我们感到新奇。

一是关于鲁迅逝世的原因。他认为是日本医生须藤有意加害的。因为须藤原是日本退伍军医，而鲁迅逝世后须藤医生所发布的医疗记录与实际情况不符，显然经过修改。建人先生的怀疑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转而一想，须藤是鲁迅长期问诊的医生，平日信任有加，如果他怀有歹心，以鲁迅之明，不会毫无觉察，在哮喘突发时，还急急写信托内山去请他。而且，鲁迅只是一个文化人，并非政治领袖或手握重兵的将军，长期潜伏在一旁有意加害于他，似无这个必要。修改医案，或许只是怕担责任。所以我们在写作时，就没有采取此说。周建人先生似乎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也没有引起太大反响。直到几十年以后，海婴出版《鲁迅与我七十年》，重提此事，才热闹了一阵，不久也就平息了。

二是对于内山完造的怀疑。他说，上海沦陷时期，内山夫人去世，他去参加丧礼，看见棺木上插有一面日本海军的小军旗，故怀疑内山完造与日本军方有关系。我们知道，完造是内山书店的主人，因在上海从事文化商业，与中国的知名文化人常有交往，鲁迅、郭沫若等左翼文化人在危难之时，多承他帮忙。在柔石被捕、一·二八战事突起时，都是内山完造帮助鲁迅一家脱离险境。鲁迅当时处于半地下状态，不便在家中会客，故常常假地内山书店，并以那里为收信地址。那时就有小报说内山是日本间谍，并攻击鲁迅通过他来出卖情报。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里斥道：“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对此事要慎重对待。棺木上插着小军旗，可能有各种原因。如果内山真是日本军方间谍，倒不会那么暴露了。而且，在建国之后，内山又作为中日友好人士，受到我国热情接待。这些友好人士，当然要经过查考。如果有间谍身份，在沦陷期间做过坏事，不会查不出来的。所以在写作时，我们也没有采用此说。

当时在北京的鲁迅同辈人，还有一个钱稻孙。

钱稻孙是鲁迅老同学钱玄同的侄儿，但却与钱玄同同岁。这在早婚、多子的社会里，也是常见现象，还有大侄儿比小叔子大几岁的。钱稻孙的父亲钱恂是外交官，所以他先是跟着父亲到日本留学，后又随之到比利时、意大利，在意大利国立大学完成本科学业。他懂得日、意、德、法几国文字，熟悉音乐、戏剧、美术、医学几门学问，是个博学之士。一九一二年他进教育部工作，与鲁迅是同事。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鲁迅到北京后，与他来往甚密。有时每天见面，甚至有一天来访两次者，他们一同下馆子，吃饭、饮酒，一同逛琉璃厂，买书、淘古物，甚是相得。可惜这位饱学之士后来走错了路，在日军占领期间出任伪职，做了伪北京大学校长，于是在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关了进去。我们到北京访问时，他的境况与周作人相似，在家里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日本文学，以预支稿费的方式领取生活费。只不过他比周作人拿的钱少，据说每月只有一百元。他的学问和翻译水平都不比周作人差，但名气不如周作人大，家累也没有周作人重，所以拿的钱就少些。

受璧胡同钱府原来是个大宅子，钱稻孙的藏书也很丰富，特别是日文书，据说曾建过一个图书室。但我们去拜访时，那里也是一个大杂院，钱稻孙所住的一间也破破烂烂，很是寒伧。老先生听说我们是请他谈鲁迅的，很是热情，与我们谈了些鲁迅早年逛琉璃厂、抄古碑、读佛经的情况，对我们很有帮助。那时候，周作人还未到北京，其他朋友健在的已经很少了，所以他的谈话弥足珍贵。

鲁迅学生辈的友人，当时在世的还很多。我们先走访了“笑嘻嘻，善于催稿”的孙伏园先生。孙伏园是绍兴人，由周作人介绍到北京大学旁听，后转为正式学生，所以与周家关系密切。孙伏园在当时文化界也是个活跃分子，大学还没有毕业，就为报纸编副刊，编发了许多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品。鲁迅前期的文化活动，与他有较多的交集。《阿Q正传》就是孙伏园在编《晨报》副刊时，每周一次，笑嘻嘻地催出来的。后来因鲁迅的打油诗《我的失恋》被《晨报》代主编从已编好的版面上抽掉，愤而辞职，与鲁迅等共同筹办了《语丝》杂志。一九二四年鲁迅赴西安讲学，孙伏园也是同行者。孙伏园接编《京报》副刊，鲁迅积极为之撰稿。一九二六年鲁迅到厦门大学教书，孙伏园也去任职，他们不习惯于闽菜，还常一起包伙吃饭，有时是“伏园做菜，辅以罐头”，虽然做的“似乎是红烧白菜之类”，并不好吃，但可见当时二人关系的密切。所以他对前期鲁迅，所知甚多。我们去访问时，孙伏园患过脑溢血，已经偏瘫，但听说访问鲁迅事，仍很健谈，谈了很多形象感性的材料，对我们理解鲁迅的写作生活，很有帮助。

鲁迅还有一位绍兴同乡后辈章廷谦（矛尘），也是《语丝》杂志的积极参与者。在北京时期与鲁迅很接近，因为年纪较小，常被鲁迅打趣。比如《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时，章廷谦正在热恋，鲁迅在赠给他的书上写道：

请你

从“情人的拥抱里”，

暂时汇出一只手来，

接收这干燥无味的

中国小说史略。

我所敬爱的

一撮毛哥哥呀！

鲁迅

二三，十二，十三

魯迅到上海后，与他也有较多通信，信中直白地谈了对许多重要事情的见解，如对自由大同盟的看法，对参加左翼作家联盟那些作家的观感。我们走访时，章廷谦正在刊物上陆续发表鲁迅给他的信件，而且以川岛的笔名撰写回忆录《与鲁迅相处的日子》，很引人注意。他是北大副教授，当时也在开会，所以在宾馆里见面。他很潇洒，很健谈。给我印象极深的是，谈周氏兄弟的冲突。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鲁迅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后，于六月十一日到八道湾去取物，日记中记载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章廷谦说，那段时期他住在周宅，当时正好在场，看到全过程。周作人理屈词穷时，竟然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他赶快伸手接住，否则，要闯大祸了。我们听后，也大吃一惊，平时看到周作人的照片，总是温文尔雅的，怎么对一直关照自己的大哥，会如此凶狠呢？

许广平是鲁迅夫人，当然是必访之列。许先生是在家中接待我们，家里人都上班或上学去了，所以很安静。那天谈得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对当时许多艺术作品中所刻画的鲁迅形象表示不满，说都是一副横眉冷对的样子，其实鲁迅平时是很和蔼的；二是她私下里的谈话，与公开场合的表态，有明显的不同。比如对于冯雪峰，在一九五七年批判大会上，她曾说冯欺骗了鲁迅；但当我们问及鲁迅与共产党的关系时，她却说，这事要问雪峰，当时是他代表党来与鲁迅联系的，有些属党内机密，她本人则不能与闻，谈话中对冯雪峰满含同情和尊重，并建议我们去找雪峰。可见她当时的发言，也是出于无奈。古人提出看人要“面面观”，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打着许广平介绍的招牌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访问冯雪峰。冯雪峰开始不知我们来意，颇有几分拘谨。当他知道我们是专为鲁迅研究而来访问，别无他意，也就慢慢放松下来，谈了一些当时的实际情况。比如说，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篇重要文章，就是他整理的，当时在《萌芽月刊》上发表，还写出是由王黎民整理，冯雪峰说，王黎民就是他的化名。我们回来一查，果然如此。冯雪峰还说，鲁迅当场是即席发言，并没有那么系统，也没有记录，而文章中有些话也不是那天在会上讲的，他将鲁迅平时闲谈时讲的话也概括进去了，当然，最后是经鲁迅本人改定。可见冯雪峰的文艺思想与鲁迅的文艺思想是比较一致的。当时我们没有敢提两个口号论争问题，也不便问《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这在当时是十分敏感的话题，不能公开言说。

此外，还访问了许钦文、李霁野等知情人，唐弢、王士菁等研究者。李霁野先生在南开大学教书，没有到北京开会，我们是归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访问的，主要问未名社事。

此次访问，收获很多，丰收而归。可是，中国的事情都是跟着形势转的，学术研究、写书出书也不例外。等到我们的《鲁迅评传》写成，形势大变，集体项目下马，这本书就未能出版，待到那班学生毕业，连书稿也不知哪里去了。

那时，我一边访问，一边研究，一边写作。《鲁迅传》刚写到五四时期以前，工宣队进校，又是整日开会学习，没有空再看书、写作了。

另一次访问是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编写《鲁迅年谱》的时候，也是大家分头进行。编写哪一段的，就访问那一个时期的关系人。比如，编写早年部分的同事，去过湖州访问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北京教育部的同事杨莘士老人，那时他已九十高龄，谈了不少材料，不久就去世了，这也算是抢救性采访。我所编写的部分属于后期，复旦教师中有不少关系人，如陈望道、乐嗣炳、赵景深诸位老师，我对他们进行了访问。

陳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成员，后因受不了陈独秀一言堂的霸道作风而退出，但仍一直从事进步文化工作。他早年任《新青年》编辑时，就与鲁迅有书信来往，后鲁迅定居上海，他们的关系就更密切了。我与王继权一起去拜访他，秘书原定只能谈半个小时，但谈起鲁迅来，望老很热情，一谈谈了近两个钟头。我们有问，他必详细回答。主要谈到鲁迅刚到上海时，他请鲁迅到复旦大学演讲事；一九二九年前后他与汪馥泉等人办大江书铺时，与鲁迅合作出版苏联文艺理论译书的事，鲁迅翻译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就是在大江书铺出版的；还谈到一九三四年他与乐嗣炳发动大众语问题讨论，鲁迅对他们的肯定，和他创办《太白》杂志时，鲁迅的支持。

我当时正在编写一九三四年的鲁迅年谱，知道鲁迅的《门外文谈》是为推动大众语运动而作，但不知道大众语运动是怎么回事，因看到鲁迅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读经，作文言，磕头，打屁股，正是现在必定兴盛的事，当和其主人一同倒毙。但我们弄笔的人，也只得以笔伐之。望道先生之所拟，亦不可省，至少总可给一下打击”，所以跑来找望老请教。望老说了一些当时复古潮流的背景，以及大众语运动的针对性，使我们对鲁迅相关的几篇文章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原来他们提倡大众语，目的在于抵制当时某些人提倡读经、复兴文言的倒退潮流，他们提倡比白话更进一步的大众语，只是为了要保护白话，而某些京派学者却把它当作赤潮来防范，实在是太敏感了。

临别时，望老又介绍我们去找乐嗣炳先生，说大众语运动是乐先生先与他商量后，共同提出的。乐先生教过我的课，那时已退休。当时正在大抓阶级斗争，别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望道先生仍不忘乐先生的历史功绩，要我们去访问，我们很感动。

乐先生高度近视，已经看不清来访者了。我作了自我介绍，他还有记忆，于是很高兴，谈了两次，对大众语运动的来龙去脉谈得很详细。

还有赵景深先生，鲁迅在文章和书信中多次谈及，我们当然要访问。赵先生坦率地承认，鲁迅对他在翻译问题上把“顺”看得比“信”更重要的观点提出批评是对的，他完全接受。但同时说到，鲁迅不仅对他有批评，平时对他还是很爱护的。我们相信这是真的。

复旦中文系还有些老师当年与鲁迅都有过来往，我们虽然没有一一往访，但当时在运动中，开会特多，休息时在一起聊天，也会聊到鲁迅。如陈子展、吴文祺诸先生。陈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有名的杂文家，曾与鲁迅并肩作战，鲁迅文章里也提到过他。吴文祺先生是语言学家，专治汉语史，我以为他与鲁迅不会有什么交集，但他主动与我谈起，他不但在鲁迅逝世后，曾参加过《鲁迅全集》文言部分的校对工作，而且在鲁迅生前也与他有交往。他说，在鲁迅还未写那几篇论帮闲文学的文章之前，在口头上就已多次谈起帮闲文学的问题，我问他谈些什么？吴先生的记忆力非常好，当场把鲁迅所说告诉我。我觉得鲁迅这段解释很能说明“帮闲”问题，但《鲁迅全集》中还没有这样的文字，别人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及，而“帮闲文学”和“帮忙文学”则是中国文学中的大问题，所以后来就写了一篇小文《“帮闲”例解》，将吴先生所说的材料加以介绍，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后收入我的散文集《人生大戏场》中，算是保存了一段史料。

鲁迅研究曾是一门显学，回忆的文章发表得很多，不可能每次访问都会得到新的材料。但广泛的访问，对了解背景材料、获得感性知识，还是有很大好处。这样，可以对鲁迅的文章理解得较为准确一些，以免脱离时代背景去看问题，犯“以今例古，想当然耳”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