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的性格对明朝灭亡的影响

崇祯帝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在内忧外患中执政17年,最后在农民起义的威逼下,自缢于煤山。虽然即位时明朝内忧外患已呈衰败迹象,大明的灭亡已成历史的必然结局,仅靠他个人是不能扭转历史的发展趋势。虽然自当政以来,他勤于政治,崇尚节俭,始终为挽救明朝而不懈努力。但明朝的灭亡也有着他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性格弱点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脚步。本文将对崇祯帝的性格特点以及对明王朝灭亡的影响进行简要评析。

一、 环境塑造性格

虽贵为皇子,但朱由检从小就饱经风霜。五岁时,生母刘氏因在后宫的争宠中被人诬陷而死,养母康妃的刻薄无情和庄妃德厚道仁慈让他尝到人间冷暖。1620年7月即位仅一个月的光宗去世,再加上对父皇的死因众说纷纭。给年仅十岁的由检心灵蒙上了厚厚的阴影。两年后庄妃郁郁而死。这接二连三的意外之事让这个没长大的孩子变得成熟,他开始思考开始怀疑身边的事,并且注意观察每个细节。并决心自立、自强,不让任何人来左右自己。他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验证一切。为了给父皇争气,给母后报仇,他更加潜心学问。为了能在仇人面前随遇而安,平静坦然,他熟读《皇明祖训》。对害死庄妃的魏忠贤虽然痛心疾首,但表面上还要保持谦卑的态度,因为他知道,在这个险恶的皇宫里只有自己才能保护自己,谁都不能相信。正是出于这种险恶而特殊的环境,朱由检慢慢地形成了对周围的人和事怀疑,猜忌的性格。并且无论做任何事只相信自己,渐渐变得自以为是。

在朱由检谨慎做事关注外界时,明熹宗危在旦夕,他对此深感怀疑,想去探望又怕引来魏忠贤等人的陷害。熹宗死后,信王朱由检奉诏进宫。怀有野心的魏忠贤面对天启皇帝之死,既有篡位之心,又恐时机不成熟,迟迟不将皇帝死讯公之于众。但皇宫外的群臣已早有耳闻,他们各怀心思,而对魏忠贤的篡权之心早已心知肚明。人人都担心明天入朝将有大事发生,为大明天下忧心忡忡。而这时的朱由检更是辗转难眠,不时为魏忠贤的图谋和自己的前途而感到不安。出于自我保护,他自带干粮不吃宫中的饭不喝宫中的水,并时刻警惕宫中的举动。这时的他只能冷静观察着魏忠贤及其党羽与百官大臣的明争暗斗,不得不谨慎而警惕的静以待变。魏忠贤在经过反复思考,再三斟酌之后,感觉篡位时机未到,无可奈何的宣布遗诏:“皇五帝信王朱由检聪明夙著,仁孝性成。爱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命绍伦序,即皇帝位。勉修令德,亲贤纳规,讲学勤政,宽恤民生,严修边备,勿过毁伤。内外大小文武,协心辅佐,属恪典则,保固皇图。”[1]

崇祯帝即为时,魏忠贤仍像从前那样一手遮天,身为十七岁刚即位的年轻皇帝却从容不迫,不动声色果断地将魏忠贤处死,除去一大祸害。对阉党成员也一一进行了处置。并对魏客集团的客氏进行了处置,她的儿子侯国兴、弟客光先等一并处死。崇祯帝这一重大举措,博得臣民的支持与称赞。“烈皇帝不动声色,逐凶凶,除奸党,宗社再安”。 [2]

正是他的谦恭谨慎的性格,让他保全了性命并且成功坐上皇帝的宝座。他的深谋远虑一举歼灭了魏忠贤阉党集团,深得人心。但遗憾的是,随着他地位的确立,特殊的性格在合适的条件下更加暴露无遗。为保皇权而疑贤嫉德;为发泄愤怒而凶暴蛮横;谨慎聪颖变为刚愎自用;过度自信变为一意孤行;因猜忌多疑而轻信谗言;因顾虑太多而判断迟疑;正是这种性格淹没了他往日的果断英明,早日把疮痍百孔的大明朝送上灭亡之路。

二、在位时性格的表现

崇祯帝登基后,崇祯帝求治心切,勤于政事,锐意改革。不贪女色,崇尚节俭,颇得人心。但是,已走上不归路的大明朝已是积重难返,他的一番努力随着他性格的变化而变得徒劳,不仅不能挽救明朝灭亡,相反,他的所作所为又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步伐。

(一)急躁易怒,动辄诛杀

随着后金的咄咄逼人,农民军的风起云涌,朝廷内部党争又起,使得崇祯帝产生了急躁的情绪,认为这一切都是官吏的责任,则实行“重典治吏”。对文武百官的过失采取严惩不赦的政策,轻则训斥加责备,重则“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将领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于是,他们开始掩饰败绩,推卸责任。崇祯帝对此更是恼羞成怒,滥杀无辜。最后军队的战斗力日渐虚弱,战场形势一天比一天坏。对此,地方官曾上疏劝谏,崇祯二年九月,顺天府尹刘宗周大胆上疏“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3]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也上疏崇祯,批评他对官吏处罚过重。崇祯对此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刚愎自用,造成许多有所作为的官吏被冤杀。随着内部党争日益激烈,相互争斗不已,大小官员贪污贿赂之风盛起。崇祯对臣下更是猜忌多疑,一遇失误,非杀即贬。所剩良臣只不过是惟命是从,并无过硬本领。边臣武将更是人人自危,无心无力守边御敌。在军队与皇权之间埋下了离心离德的祸根。

(二)治国心切,党争愈治愈烈

为了尽早解决党争之乱,崇祯不能冷静地掌握事实真相,而轻信其中一方打击另外一方,结果自己却介入党争之中,不能自拔。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崇祯元年,吏部会推阁臣,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廷儒希求入阁,而结果“列成基命,钱谦益等十一人名上,廷臣以廷儒望轻置之”,这让温周二人没有想到,于是他们散布谣言,说此次枚卜皆由钱谦益把持。崇祯也“以廷儒不预,大疑”。温体仁据此发难,上疏弹劾钱谦益为考官时“关节受贿,不当与阁臣选。”最后,崇祯帝任命周廷儒和温体仁入阁参预机务。二人入阁后,为首辅之位明争暗斗拉拢私人,展开攻讦,于是以周温两派之间的新党争再次开始。党争不仅没有因崇祯的亲问而解决,反而以信任的周廷儒和温体仁为主,制造了更多的党争,使明朝政治变得更加黑暗。

(三)自以为是,一意孤行

明史记载,崇祯称帝之初,面对后金的不断南下,果断的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并设宴款待,钦赐尚方宝剑。袁崇焕果然有勇有谋,处死了据地称雄的总兵毛文龙,又改革军政管理办法。与登州、莱州、天津建立了军事防守联盟,互为依托。所管辖50余万步兵,8万骑兵。崇祯见之势力日益壮大,心中有些猜忌与不安。皇太极则利用崇祯的多疑妄动心理,施展借刀杀人的离间计。谎称他与袁有盟约。再加上周廷儒及其党羽一帮佞臣的恶意攻讦,崇祯对袁崇焕投降后金的谣言深信不疑。曾有阁臣成基命请示皇帝慎重,崇祯反说;“慎重即因循,何益!”成基命再次叩头:“敌在城下,非他时比。”崇祯仍不省悟,一意孤行,最终宣布袁崇焕通敌叛国,处死于北京西市甘石桥。正是他的多疑,猜忌和自以为是误杀了忠良,从此后金的兵锋所至“如入无人之境了”。

(四)用人多疑,误用宦官

崇祯在即位之初,深厌宦官乱政。崇祯二年底误杀袁崇焕,而袁又与东林党过从甚密。所以崇祯帝对东林党人也心存芥蒂。频繁的更换阁臣,十七年更换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致有“崇祯五十相”之讥。不仅内阁如此,其他六部九卿大臣也难见久任者。例如刑部尚书,在十七年就换了十七人。本来就用人多疑,而面对臣下结党私营,各地战报多是失城陷地。崇祯更加不信任朝臣,于是想起了朝夕侍奉在侧的宦官。他一改即位之初严格限制宦官的做法,变本加厉的重用宦官起来。崇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这里的臣是指外廷臣僚,不包括宦官在内。随着宦官们奉承,崇祯更是给与他们大权。

1.提高东厂权势。按照旧规,东厂最高职级是提督,魏忠贤过去也只是东厂提督。而崇祯帝将东厂提督京营的宦官升为总督。其职级和权势大为提高。他们不仅对臣下行动侦查更为严密,而且可以对大臣进行公开弹劾。这是过去不允许的。

2.任用宦官监理天下财政。崇祯四年,他命太监张彝宪总理户部和工部,称“户工总理”,户部掌握天下钱粮出入,工部掌握全国大工。群臣连连上疏反对此举,皆备拒绝,还遭到崇祯帝的斥责:“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4]崇祯帝除了用张彝宪总理户部,工部以外,还用一些宦官管理其他财政事务。这是造成崇祯年间政体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

3.扩大宦官数目。崇祯十七年,在不到三个月内接连“选三次,增万人,每岁月米增七万二千石,靴料银五万”。当李自成军队逼临北京时,崇祯将守城大权尽交宦官掌握。

他对宦官的宠信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引发宦官与文武官员的矛盾,宦官受重用,侵夺文武官员的权利,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且宦官皆是无德无才、阿谀奉承之小人,他们一旦独揽大权,肆意妄为,流毒甚广。崇祯却执迷不悟,他们就像一股毒瘤随时危害国家命运。

(五)心有余悸,判断迟疑

1.出尔反尔,推卸责任

本是崇祯本人授意的事情,只是因感到“有损圣德”,就说成臣下奏请的结果,把责任推给大臣身上,使臣下有口难辩。与清军“议和”的问题上就充分暴露了他出尔反尔的性格。陈新甲奉崇祯之命派遣使臣马绍愉暗中与清议和,但当言官知道这件事而纷纷上疏弹劾陈时,崇祯惧怕言官伤及他的尊严,趁机把责任推给了陈并下诏斥责。陈新甲不服上疏申辩,遭到崇祯帝的逮捕,九月将其斩首。从此,议和之事告吹。导致清军大举进攻,造成明朝精疲力竭。虽不能挽救最终灭亡,至少可以延缓明亡。

2.虚荣名利,错失时机

拒绝都城南迁和派太子南下监国这一重大失误,也体现了他虚伪,虚荣的性格。崇祯十五年之后,明朝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形势。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军已经占领了山西全境,开始向明朝都城挺进,在这危急时刻,以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等人为首分别提出都城南迁和太子南下监国的主张。李明睿上疏皇帝,主张崇祯本人前迁。崇祯本人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想南迁,另一方面又怕廷臣议论他丢过而逃,他想借廷臣之口而实行。于是他召集诸臣商议。他表面表示坚决拒绝南迁,他说:“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正。朕志已定勿复多言。”[5]面对崇祯的指责,朝廷群臣不敢再多说,他们“虑驾行,属其留守,或驾性后京师不能守,帝必罪住之者。”[6]这样,由于崇祯的虚假,虚荣的性格,导致南迁没有成为现实。

3.表里不一,悔之晚矣

迟迟不能调吴三桂入关,更是表现了他性格导致的判断迟疑,贻误时机。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之后向明政府发动了最后进攻。这时,关内各路明军不堪重用,只有关外驻守宁远的吴三桂所属辽军,能与起义军进行战斗。崇祯有意想调吴三桂入关,但是如调他入关就意味放弃宁远,也就是把关外拱手让给清军,他唯恐最后落下丢弃祖宗土地的罪名,始终不下决心,而召集廷臣商议。而朝廷内部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蓟辽总督王永吉、吏科给事中吴征麟为首主张调吴三桂入关,他们上疏崇祯,请求“撤宁远吴三桂兵守关门,选士座西行遏寇,即京师警,旦夕可援。”[7]而另一种以首辅陈演、魏藻德等持反对态度,他们反驳道:“建人(指清军)出塞未数月,今辽抚黎玉山、永抚李希浣揭称复欲入寇。宁远逼近,不可示以单弱,而调兵南征,岂称胜算?”,[8]并唱高调说:“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兵万不可调。”就在崇祯与他的臣下争议是否调吴入关时,李自成农民军却在迅速向北京逼近。三月初,已经到达宣州城下,京城危在旦夕,这时,崇祯才决定放弃宁远而调吴三桂入关,但为时已晚。还没等吴三桂入关,起义军已占领京师。崇祯帝也只好在悲痛中吊死在煤山,结束悲惨的一生。

纵观崇祯帝的一生,他确实是明朝少有的好皇帝。勤于政治,崇尚节俭。但不幸的是,他出生在一个积弊丛生的社会,成长在充满斗争与阴谋的环境,黄袍加身于一个已无法挽救的末代王朝,注定了他是最后的皇帝。而他性格上的多疑、急躁、猜忌、刚愎自用等缺点导致了他政治上的错误和决策上的重大失误,使他最终成了孤家寡人。明朝的灭亡,崇祯帝犯有不可逃脱的罪责。

[参考文献]

[1] 《崇祯长卷》卷一,天启七年八月

[2] 《三朝野记》卷

[3] 《明史·刘宗周传》卷255 引自《论崇祯帝与明清兴亡》黄松筠

[4]《张彝宪传》,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明史纪事本末》卷79《甲申之变》。

[6] 转引自汤刚《明史》

[7]《明史·吴麟征传》卷266

[8] 转引《论崇祯帝与明清灭亡》引自《国槯》卷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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