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院华丨冬夜漫漫读书时
节令已过小雪，窗外黄叶满地，寒风袭人，北方漫长的冬天悄然来临。昼短夜长，正是读书的大好时机。
闲时求知，古已有之。三国时的董遇在谈到读书时，曾有“三余”之说，学生问其读书“苦无时日”，董遇回答“当以三余”，并解释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在农耕时代，人们靠天吃饭，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隆冬之际，天寒地冻，万木凋零，忙活了一年，有了更多的悠闲时间，是谓“年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辛苦了一天，到了夜晚，终于可以舒展一下劳累的筋骨，是谓“日闲”；晴天农活繁忙，只有在雨天，才可以不出工，安安静静呆在家里，是谓“时闲”，董遇正是抓住了“三余”，充分利用冬天的农闲时间、晚上的业余时间和雨天的闲暇时机，手不释卷，孜孜以求，终成一代有名学者。
冬夜读书，有两种情景，让我十分向往。其一是“红袖添香夜读书”，此境尤为古代读书人向往。青灯黄卷，美人做伴，书香体香，销骨蚀髓，焉有不醉之理？其二是“雪夜闭门读禁书”，窗外大雪纷飞，溯风凛冽，挑一本好不容易“淘”来的“禁书”，拥被而卧，醉心阅读，读到赏心处，击节而叹，不觉鸡鸣三遍，曙光初露，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如饮千年佳酿，只可意会，无法言说。尤为清晰地记得一个冬夜，我捧着川端康成的《雪国》，流连忘返，不觉已是后半夜，起身小解，推开门，鹅毛大的雪片，飘飘洒洒，仿佛走进了川端笔下的雪国世界。
如此痴迷于冬夜读书，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勘探队工作，每年春天出队，在野外工作半年，十月份收队，转入室内工作，直至第二年春天，大约有四、五个月的空闲时间。闲得无聊，除了喝酒、打牌，就靠看书打发时光。我们住的是集体宿舍，五六个人一个大房间，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大冬天，我挂起蚊帐，从蚊帐顶上垂下一条床单，遮住8瓦日光灯的光亮，下午五点半，吃过晚饭后，就钻进“巢”里，盖上厚厚的棉被，戴上手套，与书亲密接触。有一个周末，宿舍里的同事都回去了，晚上突然停电，我点上两只蜡烛，放在枕边，秉烛夜读，一不小心，碰翻了蜡烛，“哧”地一声，蚊帐被烧了一个大窟窿，险些出事。
那几年的冬夜，我读了大量的书。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文化开禁，西方各种思潮蜂拥而入，我迷上了外国的“舶来品”，存在主义哲学、荒诞派文学、精神分析学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卡夫卡的小说，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卡西尔的《人论》，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逮住什么读什么，囫囵吞枣一番。由于经常熬夜，眼睛的近视度数从100度一下飙升到了500度，先后换了三副镜片。
自从成为一名法官后，夜读的习惯依然不改。白天繁重的审判工作之后，在静静的夜里，抛却一切繁杂事务，冲一杯香茗，手捧一本喜爱的书，法律、文学、历史、哲学，尽情地吮吸人类文明的精华。在四十岁那年，我依然决定参加自学考试，经过三年的努力，我终于拿到了法律专业本科文凭，期间的甘苦，无法言说。读书，拓展了我的视野，陶冶了性情，使平凡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
林语堂在《读书的艺术》中，有一首讽刺不爱读书的歌谣，“春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等到秋来冬又至，不如等待到来年”。小时候，父亲也给我背过类似的歌谣，前两句一样，后两句略微不同，“秋有蚊虫冬有雪，若要读书待明年”。据2016年4月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58本，这个数字，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更别提犹太人的64本。在当今这个浮躁的年代，人们一方面喊忙啊累啊，一方面把大量时间消耗在喝酒、打牌、侃聊、游玩上，真正留给读书的时间，又有多少？
花间酒一樽，雪夜书千卷。冬夜漫漫，有书做伴，岂不快哉？
作 者 简 介
王院华，男，河南省灵宝市人，大学学历，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星星诗刊》、《格言》、《杂文选刊》、《小说月刊》、《辽河》、《解放日报》、《羊城晚报》、《扬子晚报》、《河南日报》、《大河报》等发表小说、诗歌、散文20余万字。出版有散文集《如歌的行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