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亦载道”：钱基博谈兵
今人多因其子钱锺书而知钱基博，殊不知钱基博学问亦是诂经谭史，旁涉百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军事理论的研究。视钱氏后来的军事著作，可以发现他既深谙中国兵书，也熟知西方现代军事著述，此外对国外诸多报纸上的最新军事动态与军事理论也颇为关注。他提出，以新的知识与境遇来重释“古”道，所谓“知新以温古”；另一方面，知晓“古”的最终目的又是应对“新”的世变，即“本经常之道，应时世之需”。
“镇方扰之人心，延国命于垂绝”:
作为军事理论家的钱基博
晚清民国是中国军事思想极为繁盛的时期。这种繁盛首先缘自近代战事的繁巨与国事的衰微。雷海宗曾经指出，近代中国的危急局面在历史上仅有汉末魏晋时的大破裂与之相似，但汉末侵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是分开的，武力属于五胡，文化来自佛教，而近代的两种强力则均来自西方，并于一身进攻中国（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在西方文化与军事的双重逼迫之下，引发了一种军事理论上的反弹，谈兵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环节，兵学研究也一扫有清一代的颓势，西方军事理论大量引入，传统兵学得到新的阐释，中西军事思想也有了较多的会通。在此种潮流中，有一位重要的、也是常被忽视的军事理论的研究者——钱基博。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又字哑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县人。今人多因其子钱锺书而知钱基博，殊不知钱基博学问亦是诂经谭史，旁涉百家，其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潜庐自传》）。更重要的是，钱基博并不仅仅是独抱遗经、湛深古学的儒生，更是通经致用、志欲匡时的志士。钱氏年轻时也有过一段戎马生涯。1911年11月无锡光复，成立锡金军政分府，钱基博即参与其中。次年，应同乡顾忠琛之邀，出任苏浙联军援淮司令部军佐（代理副官长），少校参谋。南北议和成功后，继任改编后的陆军第十六师中校参谋。1913年，十六师司令部取消，钱基博调任都督府参谋，8月授陆军少校，加中校衔。同年，二次革命失败，赵秉钧、冯国璋皆以秘书相招，钱基博认为，“文章不以经国，而莠言乱政，匪所思存，谢不往也”（傅宏星《钱基博年谱》）。从此投身教育，再无任军队职务。
这段军事经历使钱基博对兵学有了较多的感性与学理认识。1912年冬，感慨于当时军人之不学无术，钱基博翻译了日本参谋本部所颁发的“参谋须知”并加上了一些中国兵家理论，作《参谋论》，刊登于上海《民立报》。其中列举了参谋官平日所需研究内容，包括：战时诸勤务、军队平时及战时编制之法、战法兵书、战术战史，以及外国语、地理政志、列国大势等（《参谋论》，见《潜庐经世文编》）。钱基博亦是以此标准要求自己。检视钱氏后来的军事著作，可以发现他既深谙《言兵事书》《李靖兵法》《纪效新书》《兵法百言》等中国兵书，也熟知克劳塞维茨、毛奇、鲁登道夫、卓莱、杜黑等人的现代军事著述，此外还对《泰晤士报》《纽约论坛报》《东洋经济新报》《德国军事周刊》等报纸上的最新军事动态与军事理论颇为关注。
抗战开始之后，钱基博重拾兵学。1938年，南京沦陷，国军败绩，天下汹汹，士无靖志。钱基博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开课，讲授《韩非子》《孙子》，志在“镇方扰之人心，延国命于垂绝”。1939年，应国民党抗日干部培训班教育长李默痷将军之请，钱基博赴南岳为抗日将士讲说《孙子兵法》，1945年1月，钱基博赴湘中前线，讲《孙子兵法》两日，每次两小时，听者五百余人（见《孙子今说》）。钱基博一系列的军事学著述也是在此时完成的。《孙子章句训义》于1939年初版，后又增订新战史例，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又与浙大教授顾谷宜合作，顾由英文本迻译《战争论》，钱基博则“返之我国，验之当前，观其会通”，作《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1937至1938年间发表于《国命旬刊》，1941年由江西合作社出版（今仅见上册）。另有《非武器之游击》《日人何以为战》《论沦陷区之武装民众》《此次大战中之苏英法美德日意八国战略类型》等一系列发表于杂志刊物上的文章。此外，还有钱基博于1945至1947年所著约40万字的《欧洲兵学演变史论》以及仿照陈亮《酌古论》写成的《酌今论》两本兵学著作，今已散佚，甚是可惜（傅宏星《钱基博兵学佚著汇考》）。
钱基博
“本经常之道，应时世之需”：
钱基博的研究方法
钱基博论兵，文辞雅驯，意气凌云，读之令人神旺。但钱氏的军事理论并非传统纲理疏阔的书生论兵，而是有一套较为通贯的研究方法。兵法可分两类，一类为“节制”，即部署训练之法，属于军政。此类传统兵法在近代多被弃掷不论，例如在张之洞《书目答问》中即不录《登坛必究》《武备志》等，认为其中的营阵器械，古今异宜，而称道《克虏伯炮说》《水师操练》《防海新论》等西方兵书。另一类为“权谋”，即战争攻守之方，属于战略战术。《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均属此类，钱基博和整个晚清民国时期的军事研究也集中于此。但冷兵器时代的战略战术在近现代战争中是否还有意义，在当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钱基博首先肯定了《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兵学的现代意义。他认为面对世变，一方面要学习“新”，以新的知识与境遇来重释“古”道，所谓“知新以温古”；另一方面，知晓“古”的最终目的又是应对“新”的世变，即“本经常之道，应时世之需”。钱基博以此方法从《战国策》臧否对外之政策，从《周易》发扬面对困厄之精神。在军事研究中，对于《孙子》，钱基博以近代军事术语新解经典理论，对克劳塞维茨、毛奇、鲁登道夫等西方现代军事理论，钱氏则是以中国传统兵学加以疏解。这种军事理论研究路径的开创者为蒋百里，1914年蒋百里发表《孙子新释》，在对“计篇”的阐释中融入了西方近代军事理论。此后，民国研究《孙子》者多取这一路径，如萧天石的《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李浴日的《孙子兵法新研究》、徐庆誉的《孙子兵法与现代战争》等等。
在此基础上，钱基博的《孙子章句训义》议论入微、别开生面的研究方法则是“以新例证古义”。克劳塞维茨曾言“欲学兵法，只有读史”，自古军人研究兵法多从战例入手，而文人研究兵法多从词句入手。钱基博取武人之道，他的直接效仿对象是施利芬（Alfredvon Schlieffen）继承克劳塞维茨心法搜集古今速战速决之例所作的《坎尼之战》、杜佑的《通典·兵典》与唐顺之的《武编》。此外，钱基博还认为，阐述兵法之义当用最新战例，在“增订新战史例”中，钱基博“广搜战史，无征不信”——用马恩河战役释“强而避之”；以日本突袭珍珠港、德国进攻亚尔丁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一战德国的失败释“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辨析莱格里的包围论和郎格罗的包围论以释“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等等，对于战例的选择甚是精准巧妙。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钱基博对待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取舍。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现代军事理论的开启之作，也是对近代中国最具影响的一部军事著作。面对克氏理论，钱基博用传统兵学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批评，这种态度及方法在民国时期是较为少见的，体现出钱氏治兵学不同于主流的解释路径。其中，对抗战形势的判断是钱基博对克劳塞维茨理论进行取舍的决定因素。钱基博认为，日本兵学师承德国，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因此倘知克劳塞维茨兵法之精义，便能知制胜日本之方法。在《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中，钱基博将克氏兵法大旨概括为三点：（1）战争之道，尤贵迅速决胜；（2）战略无妨政略，外交以辅军事；（3）操纵敌国之舆论，以煽诱敌国之人心，使之厌战而自为瓦解。这是一种“以我为主”的读书方式，若就克氏理论自身脉络而言，很难说在《战争论》中这三点最为关键，但是，钱基博选取的这三点所对应的是持久战、外交形势以及民心——正是抗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因素。
钱基博作《孙子章句训义》，于1939年初版，后又增订新战史例，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会通：
钱基博军事思想的核心议题
钱基博曾言，“见天下之赜而观其会通”，“此博学通人之所以为命世间世也”。孙子为我国谈兵之祖，克劳塞维茨是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开启者，两者相隔两千多年，既有心理攸同，又有道术相异。对两者理论的会通与评议是基于钱基博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其中涉及的也是钱基博自身军事思想的核心。
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军事理论的首要议题。钱基博强调《孙子》的产生背景是列国并建，伐谋伐交的时代，《孙子》讲的是多国战争，此种形势与晚清民国时期的世界局势相同，而《孙子》历代注释诸家，均生于秦汉以后，习于内战而不知多国交战之法，因此，《孙子》的战略思想在今日可以有新的发明。另一方面，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到德普学派，近代军事理论都强调大战略，在《普法战史》中毛奇就开宗明义：“今日之战争，国家之事。”在此种背景之下，钱基博重点解读了《孙子》首句“兵者，国之大事”，认为须从“国”字着眼，“国”为《十三篇》命脉所寄，并在一定程度上将传统兵法中的“庙算”与今日之国力及总体战相联系。
钱基博关注的另一个议题是战略与战术的关系问题。区分战略战术是近代军事思想的重要方面，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二篇《论战之原理》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钱基博将此理论引入中国传统军事理论。《汉书·艺文志》中分兵书为四种，即权谋、形势、阴阳、技巧，钱基博认为其中“权谋”是克氏所谓的“战略”，而“形势”则是克氏所谓的“战术”。钱基博还进一步将《孙子》十三篇加以区分，认为《计篇》《作战》《谋攻》《形篇》是“计”，属于“战略”；《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是“势”，属于“战术”。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相似之处在于重“计”不重“势”，战略重于战术。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相异之处则在于“克氏贵先，孙子贵后”。孙子战术争主动而战略不争主动，有“非战”、“非攻”的思想。在此基础上，钱基博进一步分析当世诸国战略的差异，他认为德国、日本、意大利之战略，在争取时间之最先；而中、苏、英、法、美之战略，在争取时间之最后，表现在各国的战术上也是如此。钱基博将中国抗日与苏联胜德视为同类，认为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与苏联之对德国相似。
此外，钱基博以《孙子》说明近代战术也甚为精彩。例如，在阐释运动战时，钱氏以《虚实篇》说明运动战之不拘方所，以《势篇》说明运动战之不囿法执，以《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五篇说明运动战须受兵情地势之限制。他还用诸葛武侯“八阵图”来阐述内线作战的原理；用许洞《虎钤经》中的“重覆”、“八卦”二阵阐释纵深战术原理；用《九地》中的“兵之情主速”来阐释闪电战原理。质言之，钱基博认为“战术虽有中外之殊，而原则可证古今之符”，现代战争之新在于运动形式的推陈出新；但新之孕育，却不离乎陈，且“新”与“陈”也是变动不居的相对概念。
克劳塞维茨
“兵亦载道”：
中国军事思想传统的近代延续
兵学，特别是《孙子兵法》有多种研究路径，可以从权谋技巧读之，可以从制度训练读之，也可以如钱基博一般将谈兵与仁义、人心相结合。“论兵不废仁义”、“好战必亡”是钱基博所认为的中国军事理论的根本，也是中西兵法最大的差异所在。
在《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中，针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暴力行为”、“战争中出自仁慈的错误最为糟糕”等理论，钱基博用了《孟子》中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荀子·议兵篇》中的“仁人之兵”，以及《孙子·谋攻篇》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等一系列理论来论证“我先圣昔贤论兵之第一要义，与克氏为异”。由此而“全国”、“破国”异趣，“心战”、“兵战”殊途。钱基博认为，德国兵家从腓特烈大帝、老毛奇到鲁登道夫、希特勒“途知用兵之利”，以歼灭战、闪电战、速决战等，致使“丁壮死于锋镝，老弱不得一饱”。而《孙子》则云“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强调仁义，这是中国文人谈兵的一个突出特点，其表现于从治兵到战争的整个过程，胡林翼曾言“兵事为儒学之至精”、“兵亦载道”，在民国，袁世凯、蔡锷等人的军事思想都在这一传统之中。再进一步，取此途径的研究还把谈兵上升为一种对人心人情的体会。钱基博引前人语解释“兵法”——“兵者人情而已”，“法者皆情变之极致”。
但是，此种“兵法”并不是现代军事理论的核心，现代军事学说是国家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大战略是政治与军事之间、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链条。克劳塞维茨成为现代军事的起点也在于此。因此，民国军事理论的主流是以蒋百里、杨杰等人所代表的以西方军事理论为核心的现代军事思想，在蒋百里的《国防论》中，与军事最密切相关的是现代组织、总动员等，即便是人心的问题也是涉及人民的自觉与自由，现代国家因素在其军事思想中起到关键作用。此后，随着马克思列宁军事理论的引入，又进一步从阶级理论、革命理论等方面开始重新阐述战争。
钱基博作《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1937年至1938年间发表于《国命旬刊》，1941年由江西合作社出版（今仅见上册）。
“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
钱基博军事研究的意义
钱基博的军事研究，虽内容庞杂却路径一致，其核心在于以兵学“载道”，这种研究方法没有涉及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因此注定成为一种“书生之见”，但书生谈兵并非无益于世道人心。晚清民国，国家多难，国人因忧患而中心摇惑幸生丧志——“平日侈谈之学问经济，文章道德，一旦大难临头，未有片语只字，可以镇得心住，振得气壮”。钱基博因此主张，“书生不能用兵，但是不妨谈兵；由谈兵，而知兵”，惟有知兵，才可以处忧患而志气不挫。后，钱基博作《近百年湖南学风》，写罗泽南、王闿运、胡林翼、谭嗣同等17人，遭际不同，出处攸异，然皆为志气殊常之人。罗泽南临终时言“乱极时，站得定，方为有用之学”，此乃对钱基博这一脉军事理论意义的最好说明。钱基博另有短篇武侠小说集《击技余闻补》，被认为是现代武侠小说的先声，从某种意义上说，“武亦载道”的路径虽没有在此后的军事理论上成为核心，却在别的方面发扬光大了，此转折亦由钱基博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