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被困在了评残系统里

昨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偶尔治愈，作者Newjoy

偶尔治愈记录人与疾病、衰老、死亡的相处方式。

“
得病前，妻子同任何一个爱美的女孩一样，早上化妆，睡前卸妆。现在，隔离霜变成了胶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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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Newjoy 是福建一所高校的老师。2016 年秋，他的妻子因病，落下了眼睑无法自主抬起的后遗症（症状就是睁不开眼睛）。经过近四年的治疗，尝试了几乎所有的可能，依然没有起色。
他们开始逐渐接受现实，慢慢让「残疾」这个曾经被视为禁忌的词语，走进他们的生活。
当他们专程从外地到北京申办残疾证时，才发现「睁不开」与「看不见」，在评残系统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标准，这个区分对他们来说，「完全摸不清门道」。
就这样，他的妻子被困在病中，期待着未来医学技术进步的福音，同时，当下又被困在评残系统前。妻子的特殊情况不符合标准，在现有的法律政策范围，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参照适用」。
现实的困境，横亘在了面前。
不是看不见，是睁不开
妻子眼睑抬不起来，已经快四年了。
2016 年 10 月 28 日，从她突发重病的那一刻起，我们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无解的困局中。
四年前的那个黑色周五下午，妻子突发隐源性脑梗死。几番惊心动魄，一度生命垂危，ICU 里躺了一周多。万幸转院还算及时，救治方案得力，加上医生医术高超，方捡回了条命。
而后一切从头开始。坐轮椅，学走路，做康复。到现在，妻子思维能力无碍，手脚基本利索，但留下了严重后遗症：脑梗死致双眼动眼神经麻痹，双眼上睑完全下垂，眼球运动受限，且伴有复视。
不是眼睛看不见，是睁不开。
对于这些，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的阳医生，在当时手术前后，就已经告诉我了。之后，妻子因为眼睛的问题，确实曾踩空过楼梯，也曾摔倒在花坛，所幸并无大碍。
睁不开就睁不开吧，总归还能看见。
只是，我们总还是想再试试。
前前后后，抱着最后希望，我俩跑了北京的协和（神经内科）、宣武（神经内科）、同仁（眼肌科、神经眼科），以我们有限的能力和条件，已经穷尽几乎国内最好资源，可妻子的眼睑，依然没有办法自主抬起来。平时，只能用肌内效贴布（胶布）粘着才能正常生活。
打卡般「集齐」这些如雷贯耳的医院，想尽各种办法约上全国知名的专家，但能够帮到我们的人，已经不多。
逐渐地，我开始没有底气回答妻子关于「我还能好吗？」的问题。
对于正常人，就是一眨眼的事。现在对我的妻，我的家庭而言，却是遥遥无期。
妻子在病榻上 | 作者供图
心酸而无奈。有时，我们常想，如果妻子只是困得睁不开眼睛，那该多好。睡一觉起来，睁开眼又是新的一天。如果只是为了不困，才把眼睑用胶布粘着提起来，那该有多好。
生活不会永远慷慨，给予人们选择或重来的机会。
回想起 2018 年 11 月 29 日，隆冬的北京，同仁医院的诊室里，大夫说，眼睑抬不起来，他们也没办法。
然后在病历本上写下了最后的「宣判」结果。
起初，我们满怀期待，千里迢迢从厦门飞到北京，就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想着国内最好的眼科大夫给看看，有没有可能通过手术矫正的方式帮助妻子把眼睑提拉起来？
要是能做手术，就算砸锅卖铁，我也想帮妻子更好地睁开眼睛，让她看看这个已是「重新来过」的世界。
然而，现实如此吝啬，没有给我砸锅卖铁的机会，得到的只是一句「没办法」。
面对病历上短短的四个字「解释、随诊」，我和妻子都沉默了。
同仁医院的诊断。最下面两个词「解释」「随诊」
| 作者供图
「只有先自主抬起来，下一步才是有无手术矫正的可能。」
看来，妻子面临的问题，不是个医疗问题，而是医疗进步的问题。
现阶段，无解。
穿过医院门诊大厅，人声嘈杂，各地方言和口音交错。他们同我们一样，从外地慕名而来，各怀希望或绝望。
走出医院大门，抬头望见同仁医院外，崇文门地铁站西面的那一排楼房。
在其中一间小小的次卧，我和妻子在北京时，也曾短暂租住过几年。那时，她在街道办，我在读博士。
同仁医院外，能看见曾经租住的小区 | 作者供图
记得当时的周末，我俩买茴香包饺子，买羊肉涮火锅，条件简陋却难掩开心，觉得人间的平凡与美好也大抵如此。看不见星星的夜里，从那扇小小的窗户朝下望，旁边新侨饭店的招牌特别闪亮。
据说里面饭菜不错，就是有点贵，直到我毕业、离开北京、妻子辞职随我南下福建，我们也没有机会进去大快朵颐。
印象中，饭店旁的同仁医院，排队的人总是很多，没想到若干年后，我们也成为了排队大军的一员。
一时间，恍若隔世。
残疾证？
几次进京看病，带着希望去，抱着遗憾回。
离京返闽，生活还要继续。
得病前，妻子同任何一个爱美的女孩一样，早上化妆，睡前卸妆。现在，隔离霜变成了胶布。
容貌的改变在所难免。得病后妻子第一次照镜子，便哭成了泪人。后来，化妆品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她的购物车里。
变化不止这些。
有次坐电梯，不常见面的邻居小孩怯生生躲在了父母身后，我们才意识到，好像要做点什么，以免出门时打扰到别人。我也才知道「盯看」（Staring）对特定人群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征求厦门仙岳医院丁医生的专家建议后，妻子出门时「升级」了装备，开始戴墨镜和帽子。
白天还好，厦门的夏季总比其他地方漫长，最初几次，妻子买菜回来，还被学校门卫当作游客拦在了门外。
只是晚上，特别是在冬天，妻子的这套装备，就略显违和了。
与此同时，我们身边也开始出现一些声音。
比如，妻子单位建议，是不是考虑办个残疾证？此前，曾在基层从事民政工作的母亲，也催促我，治也治了这么久了，没什么起色，是不是办一个？
母亲说，「有些可以享受的助残政策，你自己不去办，谁给你办？」
我嘴上满口答应，心中却下不了决心。虽然在妻子患病初期，我就开始做心理建设，要尝试接纳她可能残废的现实，并与她一道争取「残而不废」。
但人吶，总是贪心的。
躺着的比死了的幸运，能走的又比躺着的幸运······
我们可能一直跨不过心里的那道坎——是的，妻子变残了。
和妻子与女儿一起看电影 | 作者供图
对五岁的女儿来说，是更具体的疑问：为什么妈妈一直要戴墨镜和帽子，为什么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是粘胶布？
这些答案，可能等她长大点才会明白。
残疾，成为了我们家的禁忌。
就像「拔河」，对我家来说，是另一个禁忌——
四年前的那个周五，妻子去参加单位组织的拔河比赛，是手握绳子最后的部分，在活动的新闻报道中都看不到的位置。
没想到，妻子拔完后就吐了，感觉有些不适。最初没在意，下班回家做饭、奶娃、哄娃。之后，在洗澡时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突发脑梗死，鬼门关上走一遭。
再后来，妻子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挂号难于「上青天」
今年春节前后，妻子单位让办「残疾证」的建议，无形中成为了我们下定决心，接受现实的一个契机。
因妻子户口还在北京，我们开始着手进京评残。
平心而论，单位对刚刚入职不久就突发重疾的妻子，已经非常人道和厚待。更不得不提的，也是千恩万谢的一点，她的单位也是医院。发病当晚，幸有单位领导和同事关心帮助，妻子方捡回一命。
年初，受疫情防控影响，进出北京不易，办证的事儿，暂时搁浅。
等到防疫政策相对宽松，我却发现，就算是预约评残挂号，也一如既往地难于上青天。
评残系统是指定医院，也只能就着一家医院一个号「死磕」。
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尝试，等来的总是秒没的状态。
但总体来说，心态还不算崩掉。因为有前几次进京求医的经历，我们也深知，异地挂号的难度不亚于春运抢票。
和妻子在同仁医院中席地而坐 | 作者供图
例如，2018 年，厦门的医生推荐我们去北京协和医院求诊。一来赴京带妻子求治脑梗死所带来的肌张力障碍问题，二来也想就她的病因向全中国最好的大夫问个明白。
当所有的挂号途径全部试过之后，协和的专家号也是挂了昂贵的「国际医疗部」方才成行。
后来我看到一篇报道才明白，就这，也得感谢网络号贩子的「不杀之恩」了。
报道说，有的地方，一个专家号被号贩子加价 2000 ，黑，实在是黑。
现在还记得，当时在协和国际医疗部，初步诊断后，专家建议做一个基因检测，但当天安排不了，让周一再去找她。我们立马答应下来的同时，也暗自庆幸，还好没那么着急买回去的票。
周一，我们很早就到了候诊的地方，一打听才明白，原来医生说的找她，不是直接敲门说，「大夫上周您让我来的······」也要排队挂号，行话叫「加号」。
队伍前面的一北京老太太看了我一眼，说：「小伙子你们外地过来的吧，一看就没什么经验。」
「我给你说我都在这看多少回了，挂不上号我就直接奔这来，运气好就能加上，运气不行也得下次来。我给你说，你别看我在北京，我得倒三四回公交呢，我容易吗我？」
「对了，你们从哪来啊？要坐飞机吗？哦，厦门啊，你们那地儿这病治得了吗？」
我们应承着，心想，「可千万别到老太太您这就没号了，我们恰好轮空了，千万别······」
谢天谢地，出来一个年轻医生（应该是专家的助手），发给我们一张小纸条，总算是加上号了。
18 年时在协和医院就诊 | 作者供图
从 8 点一直等到 12 点，进去两三分钟开好检查单，就下一位了。
妻子也挤出一个苦笑，「这国际医疗部的 1 号，和门诊部的 36 号还是有差别的嘛。」
候诊过程中，有一位单眼眼睑下垂的外地老太太，迟疑了半天，上前用河南话问妻子：「闺女，恁这毛病有多久了啊？哎呀，我这毛病都快二十多年了，到处看也不中啊，这次俺儿子非得让俺上北京来看看······」
攀谈时，她的儿子去缴费了。我注意到，她身上的衣裳格外整洁，跟她的淡淡苦笑似乎不搭。
唉，哪个外地普通患者到北京看病不是起早贪黑，不是心存希望，不是像烙饼一样，被疾病这口铁锅反复煎来煎去又翻来翻去？
这一次，我在某挂号系统上填写注册资料时，有一个选项是：是否专程到北京看病，那种感恩戴德的心情，实在是溢于言表。感觉终于被人理解的我，毫不犹豫地勾选了，「是」。
然而，我还是被现实无情拷打了。
号还是挂不上，专程进京看病，不是让人怜悯的「加分项」，它只是个「陈述项」。
「完美的计划」
回到现实。
谢天谢地，几番周折，我们总算是挂上了评定号。
一打听，出于避嫌考虑，定点医院要求，开具近期诊断证明（含当前的矫正视力检查结果）的医院，必须不是同一家。
也就是说，还得再挂一个号。于是我又马不停蹄地挂检查号。
评残系统上对此倒也没特别的要求，北京市二级以上医院或专科医院就行。
我想着北京太大，办事不便，选了离此行落脚宾馆最近的另一家不大的医院（挂号系统上也显示是二级医院）。
宾馆也是精心挑选过的，不太贵，离地铁很近，方便出行。
一切准备就绪，根据就诊的时间查了机票。
还算不贵，可以接受。
妻子思女心切，想早点返厦，于是计划在北京评定完，当天就直接飞回来。这次北京之行，满打满算三天时间。毕竟出门在外，处处都需花销。
唯一纠结的是，我已经开学，有课要上，不宜请假。女儿就读的幼儿园，因疫情原因，原则上也不允许学生离开厦门。
只能让妻子先飞老家，由岳父陪同前去。妻子老家坐动车到北京，最快 2 个小时。办完事情之后，岳父返回老家，妻子返回厦门。岳父早年跑过销售，见过世面，也算安心。
出发前，我还煞有介事地给妻子做了一张行程表。大字体打印，一式两份，随身携带，丢一份也没关系。去哪？怎么去？找谁？办什么？预约号多少？何时取号等等。事无巨细，自感完美。
反正又不是第一次去北京看病了。都有经验了。
妻也没说什么。
妻子出发前，我给她做的行程安排表 | 作者供图
就是临行前的一个午后，有个小插曲。
妻子洗着洗着碗，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原来她把北京「健康宝」截图放在微信收藏时，无意间瞥到女儿一岁时牙牙学语的旧视频。那时妻子还没得病，正逗女儿开心，一切都很温馨。
触景生情，难受起来，就哭了。
虚惊一场
2020 年 9 月 14 日晚，我与女儿一起把妻子送到厦门机场，女儿朝安检口方向的妻子背影挥挥手。
四六级英语听力题果然没有骗人：「The airport is a sad place」。只是年幼的女儿还不太懂。
和女儿在机场送妻子出发 | 作者供图
廉航的到达时间晚，女儿在我身旁已经睡着。等妻子在老家落地，与她互道「晚安」后，我也祈祷「我不在场」的进京评残，能够顺利。
第二天早起，对妻来说，又是从老家赶往北京的一天。
我送完女儿去幼儿园，接到一个 010 开头的固话。
是检查号医院打来的。
正担心就诊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医生突然问我，患者要做的眼科检查项目都有哪些？有些项目可能他们做不了。于是，我把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医生沉默了一下，告诉我，他们医院是一级医院。
我当时的心情犹如晴天霹雳，系统上不是显示二级吗？
医生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说那是另外一个院区。离此行妻子和岳父准备入住的宾馆足有 40 公里。医生又热心问了一句，患者现在人在北京吗？我说不在，本来计划让妻子和岳父改签早一点的动车，但最快也要下午三点才到北京的医院。
医生说那可能来不及了，只能重新挂其他医院的号了，给我推荐了附近的几家三甲医院备选。
连连称谢后，我挂掉了电话。
挂完电话我才突然想起来，要挂明天的号，怎么可能？提前 14 天放的号源，在我这都是清一色的灰色无号。
此时，妻子与岳父已经在从老家到北京的动车上了。
也怪我自己，医院资质都没搞清楚，还假模假式做什么行程表。
我又赶紧再给医院打去电话请求帮助。了解情况后，医生非常热心，让我们挂明天的另一个院区他的号，也尽量帮我们安排在最短时间内做完相关检查。
或许是医院另一个院区远离市区的缘故，或许是老天也不忍让我们白跑一趟，出奇地顺利，我很快挂上了新的号。
更感动的是，他说：「你别急，慢慢说，把该问的都问清楚，先别着急挂电话。」
9 月 15 日，妻子评残的第一天，算是有惊无险。
晚上，妻子在微信上对我说：「北京的秋天很美」。
我回：「往事如昨，晚安北京」。
就像我们当时读书时，香山的叶子红了，校园的银杏叶铺满了整整一条路。
躺在床上，望着熟睡的女儿，又想到千里之外的妻子，我有点睡不着了。脑海里来来回回是「反光镜」乐队《晚安北京》中那句歌词。
「你说你从未那么完美/直到遇上并不完美的我。」
啊？又错了？


16 日，拜现代科技所赐，我远程给叫了从宾馆到那个 40 公里外院区的网约车，想早一点到。
妻子知道我叫车后也笑笑，「可以啊，这次下血本了啊」。吃了几口面包，便匆匆出发。
我送女儿去完幼儿园，没有再接到电话。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我上午的课程，是新学期第一堂课，疫情以来，很久没有面对面给学生讲课了，过程还算顺利。
下了课，收到妻子微信，说已经做完检查，完成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剩下的残疾评定就交给明天的定点医院了。岳父心情也好，据说跟返程的出租车师傅聊了一路。
我让妻子留心看了看诊断书，医生姓张。感谢热情的张医生。后来在网上一搜，张医生还参加过援藏医疗队，心中对他更是敬佩不已。
下午多了个心眼，我让他们父女俩宾馆午休后，先去定点医院踩踩点。
这回，我想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结果妻子发来微信，院区又错了，幸亏踩了点。
我一脸吃惊，下巴差点掉下来。
我在某导航软件上搜索地址，只有这个地方啊。就是为了离定点医院近，我才千挑万选般选了现在这家宾馆。
结果仔细一看，傻眼了。当初光顾着激动挂上号了，一堆就诊提示文字中清清楚楚写着的是××门诊部，括号里还有详细地址，什么街多少号。
是××门诊部，不是××医院（门诊部）。
定点医院弄错时，和妻子的聊天记录 | 作者供图
一个叫院部门诊，一个叫分部门诊。这事能赖谁？我挂了快一个月的号，真挂上了却没看清地址。有种复习了很久，结果考试当天却走错了考场的感觉。我竟然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岳父对此好像也有点意见，执意要步行去另一个院区。结果不熟地方又迷路了，最后好说歹说，打车踩完点才回到宾馆。
幸好打出了些时间富裕，也得亏提前去踩了踩点。好在不用再挂号，只是需要妻子换个地方。
她打趣说，「我谢你啊」。
下午接女儿放学。她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我忙说快了，快了。
晚上给女儿洗漱完毕，她很快睡着。
睡前刷到一则新闻。
台湾艺人黄鸿升（艺名「小鬼」）家中猝死，年仅 36 岁。据称是在浴室中摔倒，无人发现救治不幸过世。以前还听过他的那首《不屑》。其中有句歌词是这么写的：
「人类如果没有心脏那就好了/受伤不会流血/悲伤也不会流泪」。
一语成谶。
以我有限的医学知识，这么突然的摔倒，人事不省，恐怕不是脑梗就是心梗。
一想到这，就又揪心起来，想起了四年前家中的浴室，我当时也在加班，没有在妻子摔倒的第一现场······
妻子生病后，来自我学生的祝福 | 作者供图
一锤不定音
17 日，第三天，也是预期中的最后一天，也是妻子评定残疾一锤定音的一天。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妻子和岳父早早到了定点医院，我还在家中喂女儿吃早饭。
还不到预约就诊时间，妻子就来信息，「弄完了」。
我没搞明白，不可能这么快，到底哪里出问题了？随后，岳父电话也来了，告诉我医生说，她这种眼睑无法睁开的情况，不符合残疾标准，属于特殊情况，没法评。
妻子的评残申请表 | 作者供图
怎么就没法评呢？
天天粘着胶布，眼球转不过来，不粘胶布没法看，这怎么就没法评呢？
我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和职业操守，但我怎么记得模糊的印象中，有这么一条，上睑下垂盖及瞳孔影响视物也和残疾有关联啊。
当年为了搞清妻子的病因，我一个文科学渣也没少在医学数据库里胡扒资料。
于是，我把女儿匆匆喂完，送到幼儿园，也顾不上吃早饭，赶紧到学院的办公室打开电脑查询。
我也让妻子打电话问问，残联到底该评什么。再不济，能不能出个书面证明，说专门来评过残了，好歹对单位有个交代。
妻子说残联离定点医院不远，这就跟着岳父一起去现场问问。
岳父也没说啥，发来一张××残疾人服务中心的照片。
与岳父的对话 | 作者供图
我很快查到这条标准，「上睑下垂盖及瞳孔 1/3 者」的规定，出自《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 GB/T16180-2014 )。而这个标准与残疾评定标准，是两个标准。
按照该标准的工伤八级定级原则，叫「器官部分缺损，形态异常，轻度功能障碍，存在一般医疗依赖，无生活自理障碍。」
换句话说，妻子的身体劳动的功能是残缺了，但没达到残疾标准。
劳动能力鉴定标准相关部分 | 作者供图
影响视功能，不等于视力障碍。如果把人的眼睑比作电灯开关，要开灯关灯，一般情况下 ON-OFF 两个键位切换即可。而我妻子，情况变特殊了，眼睑只能 OFF ,不能 ON ，必须费劲向上按下 ON 键位才行。而妻子要看见，必须胶布粘着眼睑。
生活里，你若找物业电工维修，师傅会说，「里面保险丝不是 OK 的吗？线路不是通着的吗？这也叫坏了吗？」
类似的问题，妻子也遇到了，「你不是看得见吗？看得见也叫视力残疾吗？」
又回到了文章开头说的那种困局了。
视力残疾标准 | 作者供图
妻子的眼睛，不是看不见，而是睁不开。视力虽弱一些，但不同于没有；视野虽差一些，但不等于废了。看不见是真的残疾了，但睁不开就是只能是无解了。
妻子常常自嘲的「半个人」都不是医学意义上的。
残联那边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回复。
事已至此，也就这样了。
我说，「行，先回宾馆吧，没评上也是好事，说明你还能看见，你总不想真说你看不见了吧。别有心理负担，晚上回来吧。去大兴机场，也不用走爱心通道了。」
妻子也累了，回了个「嗯」。
挂了很久的号，跑了很远的路，搞错两回院区，折腾了三四天，结果什么也没办成。
毕竟残疾标准是国家统一标准。怪谁呢？要怪就怪自己功课没做足。
折腾吗？有那么点。但生活的折腾捶打还少吗？
困境
事已至此，妻子的境遇，让我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不甘」。
一个离不开胶布的人，一个上公交车常有人让座的人，一个一年四季都带着墨镜出门的人，一个把 kindle 最大字体都认错的人，一个给女儿缝补衣服认针都要等我回家帮忙才行的人，怎么就不符合标准呢？
其实，妻子也未想过要证明自己是「残疾人」。
康复时，在轮椅上的妻子 | 作者供图
倘若不是单位好心提起，我们也不会动评残疾的心思。哪怕有了这个评定，我们也不贪图景区的免票，也不渴望出行的让座，更没有打算过要薅福利事业任何一根羊毛。
我只是想知道，妻子的种种不便，评残系统看不见吗？这种种不便，难道也只属于「轻度」障碍吗？当然，不符合就不符合，这是医学标准，也是法律规定。谁也无法改变。
标准就在那，医生没有错，流程就在那里，系统也没有错。
我们曾经最「不愿」申请的残疾证，最终也没申请下来。内心好不容易跨过认为自己是残疾的那道坎，却又被现实的评定结果，抛进了另一个困境。
妻子的情况，仿佛困住了，左右为难，前后夹击。
外在容貌的改变倒在其次，视功能的影响却刻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中，疾病连同后遗症已经成为了生活一部分。
再见了，化妆品；再见了，驾驶证；再见了，自行车。
不带温度的描述，说一不二的数字，湮没在其后的，是一个普通三口之家陡转直下的光阴逆旅。
丈夫要叮嘱出门买菜的妻子，千万走慢一点，等红灯时，若没人一起过马路，不如再等下一波。懂事的女儿也会知道，当眼睛不方便的妈妈来幼儿园门口接她时，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妈妈可以慢一点，她可以再多等一等。
今年疫情初期，让我担心的不仅是口罩，还有妻子每天用的胶布，会不会断供、能不能发货；每次坐飞机前，我们都要仔细检查一番，随身携带剪胶布的小剪刀，有没有事先拿出托运，要不就得留在安检处，落地后再买一把趁手的。
每次人脸识别时，无论机场安检还是酒店入住，我们都要解释一番妻子眼睛的情况，并极力掩饰和减少她的尴尬。
每一次摘下墨镜，每一次取掉帽子，对妻子来说，都是一次心灵上的「公开处刑」。
困住妻子的，可能不止残疾评定系统。
大数据盛行时代，妻子这张不符合「算法」的脸让她也感到了诸多的不便和不安，担心这样的码「识别通不过」，担心那样的码「认证又失败」。
可是「算法」真的有考虑过她的「想法」吗？又关注过像她这样的人的「活法」吗？我们又上哪里去找一个「说法」呢？
当我们无法回避和逃逸出网络化生存，特定人群是不是只有被迫退回和蜷缩在了没有 Wi-Fi 的洞穴里？在高歌猛进的数字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妻子又是不是新的「数字难民」？
多少次在梦中惊醒，除了镜子，是不是连算法也开始嫌弃妻子的脸？
对我们来说，这一次的「不到北京心不死」，这一次的「无功而返」，难免还是有点小沮丧，也有点小失望。
虽然略失望，但我们也没更多的埋怨。
想到妻子在不幸中的万幸中能够捡回一命，女儿至少还有妈妈，我们至少还有一个整整齐齐的家，我们还是心怀感恩；比起那些在北门口，求医无望而嚎啕大哭的外地患者，妻子又是幸运的。
又想到那些疫情以来献出生命的医护工作者，那些在升起前熄灭了的焰火，不眠夜里与星空作伴的高贵灵魂，我和妻子现实的这些困境，似乎又没那么不可逾越了。
尽管此次评残不顺利，但颇为幸运和值得感恩的是，妻子患病以来，我们得到了厦门、北京等多地很多医护工作者的帮助。他们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
想到妻子供职的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对她的人道关怀与温暖慰问，对一位普通员工「不离不弃」，我们也心怀感激。
收起情绪，关电脑，从学院骑车回家，几分钟的路程，我的脑海中有无数的面孔穿梭，曾经求医康复的艰难，也不停闪回。
下午还要接孩子，晚上妻子也飞回来了，一家三口又能坐在一起吃饭了。
回到家中，已近晌午，桌上的牛奶麦片已经凉了，还剩了点煎蛋。
突然觉得很饿，一口气全吃完了。

撰文 | Newjoy

监制 | 于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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