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2个亿了还要买个副省级？

每个人都想成功，但成功又到底是什么呢？

表面上看成功都是世俗的指标，名和利。

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在镇江金山寺，他问当时的高僧：“长江中船只来来往往，这么繁华，一天到底要过多少条船啊？”高僧回答：“只有两条船”。乾隆问：“怎么会只有两条船呢？”高僧说：“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之中来往的无非就是这两条船。”

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意思是说天下人为了利益而蜂拥而至，为了利益各奔东西，指普天之下芸芸众生都是只为了一个利字而奔波。

反腐纪实片《巡视利剑》中说：2012年12月，陕西省原国土厅长王登记欲通过“掮客”王登广跑关系提升职务，让陕西商人高置林给付王登广5000万元，希望升为副部级干部。并承诺如果升职为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出1个亿费用，升职为副省长出2个亿费用。这是为了名。

历史上，吕不韦是一个买官的高手，当时秦国的太子死了，秦昭王立其次子安国君（秦始皇的爷爷）为太子，而安国君有一个儿子嬴子楚（秦始皇的父亲）正好在邯郸当人质。吕不韦一见子楚，就留下一句流传两千多年的成语“奇货可居”，后来吕不韦把“家累千金”的巨资，全部拿出来，为自己买官了。

吕不韦都有了千金家财，为什么还要买官呢？

吕不韦和他父亲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吕不韦认识异人（子楚）后非常兴奋，他决定对异人投资，但又有点不放心。因为在吕不韦的时代，对一个政治人物进行投资，还史无前例。所以，他要咨询一下他的父亲。

吕不韦跑回家问其父亲：“种田能获利几倍啊？”

他的父亲回答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经营珠宝生意能获利几倍？”

其父答：“一百倍。”

“那么，帮一个国王登上王位、安定一个国家呢？”

吕不韦的父亲听了儿子的话，一定非常惊讶。因为“立主定国”这样的事，实在难以用数字计算出有多大的利。所以，他说：“那就获利无数了。”

吕不韦对父亲说：“您看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者，累死累活还不能丰衣足食。如果建国立君，不仅我们可以享用不尽，还可以泽被后世。我现在想做这件事了。”

吕不韦与其父亲的对话见于《战国策·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

曰：“十倍。”

“珠玉之赢几倍？”

曰：“百倍。”

“立国家之主赢几倍？”

曰：“无数。”

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看来，当官也还是为了利，为了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司马迁写《史记》时总结说人生只是为了图利。

真是这样吗？如果人生只为了一个利字而成功好像挺悲惨。

司马迁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后面说“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即使有千乘兵车的天子，有万家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在户口册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尚犹患贫”，只是担心贫穷，穷怕了。

中国刚刚摆脱贫穷的农业社会，这个历史的影子还影响着中国人。物质上的丰盈固然重要，但精神上的贫穷依然无法摆脱。

王登记是要花2个亿买副省级，表面上看是为了地位，但本质上也是对贫穷的恐惧。他从一个建筑工人爬到厅长的位子，一路走来是在贫穷中逃亡。

利只代表物质的得到，人还要精神上的满足，当把精神上的满足建立在利的基础上的时候，反而会使自己在精神上变得更贫穷。

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意思是富裕之后人就会知道礼仪廉耻，精神世界也就丰富了。

原来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但看过张扬的电影《冈仁波齐》之后，我知道我错了。

张扬的电影《冈仁波齐》要表达的不是信仰，不是宗教，是一群贫穷的人的内心追求，一路长头磕下来是对自己的认可，是对生命朴素的认知和尊重。说是这十一个人对冈仁波齐这座神山的朝圣，还不如说是对自我的朝拜。

从此我相信，精神世界的塑造与物质无关，是自我内心的雕琢过程，雕琢下去的恰恰是利。

电影中有一个最大的讽刺，他们朝圣路上开的那辆四轮车上出现了“扶贫开发”四个字，真不知道那些天天开豪车的人与他们相对谁更贫。

以朝拜的心态去审视自己，你才能拔出心中的野草，才能见到冈仁波齐的蓝天，而不是成为陕西省原国土厅厅长王登记这样的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