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平按：《1644：帝国的疼痛》是我的一部长篇历史随笔，它以1644年为切入点，讲述明清更替。该书有两个版本。初版由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新版由长江文艺社2020年出版。
有细心且读过两个版本的读者已发现并私信我：新版改了少量字、词，但比初版少了一章半内容。
的确如此。初版第六章《在底层：甲申年民间实录》由两部分组成（即《杀人者的事业》和《江阴，一座城市的玉碎》），但新版第六章只有后者。也就是说，《杀人者的事业》消失了。另外，初版第七章《结语：中国仍在沉睡》（该章较短，不到两千字），新版中也消失了。
原因嘛，我想无非四个字：你懂的。你肯定懂的。后人研究版本学，当别有洞天。
为了让购买新版的读者一窥全貌，本公号将分两期推出《杀人者的事业》（刚查了一下，本公号2016年就推送过了。算了，还是再推一次吧）。
许多年过去了，甲申年的血雨腥风已经烟消云散。这一年，江南吴兴的一个读书人被朝廷任命为西充县令。县令从家中带了两个仆人，晓行夜宿，好不容易抵达了位于四川东北部的西充县。他到任后，招徕流亡，与民休息，经过几个月努力，这块原本人烟罕见、到处是杂树野兽的地方，渐渐有了人间烟火的气息。但生活条件依然非常清苦。尽管贵为一县首长，县令也只能和两个家仆一样，靠吃野菜杂粮果腹。有一天，县令在县衙散步，不经意间走到了后园，后园长满荒草杂树，连路也看不见了，县令拨开比人还高的杂草找路时，突然瞥见草丛中有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县令很兴奋，召来众人锄治芜秽，忙碌了好几天，荒草杂树砍伐一空，众人才看见，原来后园里还赫然立着几座精致的建筑。一座建筑的东厢，有十多个木柜，柜门上用黄布封着，打开后，里面全是珍奇瑰宝。西厢也有十多个木柜，同样用黄布封着。打开后，里面井井有条地放着很多瓷瓶，瓶上还贴着纸条，写着御用字样。县令知道，西充是张献忠驻扎过的地方之一，所谓御用，肯定就是这位大西皇帝的物品了。县令打开一个瓷瓶，里面是黄灿灿的糟肉。县令在西充这个几近于蛮荒之地，几个月来不知肉味，乍见糟肉，可以想见他的兴奋。于是，县令和两个仆人的餐桌上，从此每餐都有糟肉送饭，三人都觉得此肉色香味俱佳。过了段时间，县衙中的一个老吏，是为数不多的西充本地人，他听说此事后，委婉地告诉县令的仆人：张献忠曾经驻扎在此，那些所谓御用东西，都是他留下来的。我听说张献忠最爱吃人肉，他专门选择白皙肥胖的人，杀死后用椒盐香料做成腌肉，保存在瓷瓶里。你们在后园发现的那些糟肉，恐怕······仆人听了，既惊且惧，急忙告诉县令。县令越想越不对劲儿，原来吃了几个月的佳肴，竟然是腌起来的人肉，于是呕吐狼藉，大病了好几个月。在西南，尤其是四川，留下了许多这种关于张献忠的轶事。这些轶事，有的见之于正史，有的见之于私家史乘，有的只是口耳相传的民间记忆。传说不免有夸张，但条分缕析地加以考辨，庶几则能判定，它们大体符合历史的真实。仿佛就是为了给这些关于张献忠的办报事提供一道实证，2003年，修建成都新南门立交桥时，挖掘机在地表以下两米处挖出了堆积如山的尸骨。这些阳光下看起来也令人发冷的尸骨，乱七八糟地沉睡在巨大的土坑里，即便是毫无考古经验的人，也能从这些尸骨扭曲的形状推断出一个结论：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果然，考古学家考证证实，这些尸骨均是明末清初埋葬的，且均系非正常死亡后从其他地点运送到此集体掩埋，而实施这一集体屠杀者，专家们认为，最大的嫌犯就是给四川人留下了屠川记忆的张献忠。
【七曲山大庙里的张献忠塑像，清代曾被拆除，近年重建】
甲申年正月，当李自成在西安建制称王之时，张献忠正屯兵湖北襄阳一带。在张献忠眼里，李自成既是可以合作的盟友，更是势力相当的竞争对手。张献忠和李自成两人的关系，远不是如姚雪垠那部著名小说《李自成》描述的那样，是亲密的战友。他们虽然的确也有过几次合作，但那都是双方均面临大兵压境、两支农民武装都有灭顶之灾时的权宜之计。一旦摆脱了危机，两个农民领袖不仅分道扬镳，而且都各怀吃掉对方的异心。
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对张献忠不啻一记闷棍，令他发自内心地感到不痛快。就资历而言，他比李自成老得多，当他和高迎祥称兄道弟、并肩作战时，李自成还只是高迎祥帐下一名位卑望浅的小角色。现在，这个小角色不仅屡次三番扬言要收拾自己，还抢先一步占据关中，像模像样地建制称王。再联系到两年前自己打下武昌时，李自成以贺喜为名，派使者来威胁将要收拾自己，自己只好放弃武昌进入湖南，心性甚高的张献忠很难咽下这口恶气。当即，张献忠召集部众，探讨下一步怎么走。有人提出顺江而下，攻袭南京。军师汪兆龄却认为，不如溯江而上，攻取四川，以四川为根本。张献忠采纳了汪的建议。进川途中，李自军进军北京的消息不时通过细作和商人传到张献忠军中。李自成的每一次胜利，对张献忠都是一次莫名的煎熬，同时也是一种鼓舞，他铆足了劲儿，要和李自成这个老朋友加老对手来一次政治和军事的大竞争，看看到底谁笑到最后。然而，张献忠越来越失望，当他的部队刚入川不久时，细作就带来了一个令他尤其沮丧的消息：李自成已拿下京师，大明帝国最高统治者崇祯自缢殉国。张献忠除了继续进军四川，以四川作为后方基地或是偏安之地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对于四川，张献忠并不陌生，早在四年前的崇祯十三年（1640），张献忠在襄阳战败，只得绕道进入四川。与四年前的狼奔豕突相比，这次卷土重来的张献忠本该意气高昂，但李自成的胜利冲淡了他的高昂意气，他有些落寞地指挥军队杀进四川。截止到甲申年，张献忠起兵反抗政府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张献忠不仅和李自成是老庚，而且还都是陕北老乡，李自成老家在陕北米脂，张献忠老家在陕北延安。两地距离大约两百公里，却出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个惹得天下纷争、江山易手的农民领袖。事实上，明未农民起义领袖，几乎都出自陕北，由此既可看出当年陕北农民运动之激烈。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明政府当年若能拿出像样的银两安抚难民，或不致于有后来发生的一切。然而，一环扣一环的历史就像打开了的潘多拉之盒，再也没有人有能力把它从容地合上。几乎所有关于张献忠的史料，都一边倒地下结论认为他性情狡诈，反复无常。从他一生的事迹来看，这样的结论未必都是正史对农民领袖的厚诬之词，比如他曾两次向朝廷投降，又两次再度兴兵造反。其一，督师杨嗣昌于玛瑙山击败张献忠后，布告天下称：惟献忠不赦，擒斩者赉万金，爵侯。张献忠针锋相对地在杨的布告上写下：有斩督师献者，赉白金三钱。其二，张献忠第二次投降政府后，又再次于谷城起兵，退出谷城时，他将历年来接受过他贿赂的明政府大小官员的名字全部写在墙上。显然，尽管与李自成的性格和经历有诸多相同之处，但张献忠仍然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信守的是丛林法则，生存总是压倒一切的第一要义，为了这第一要义，任何国家法律与人间道德都必须让路。江湖好汉的快意恩仇，职业军人的冷酷无情，农家子弟的睚眦必报，这些互相冲撞的性格就那么奇怪地集中到了张献忠身上。随着甲申年的到来，张献忠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势力都更强大；但势力的强大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而让他更加焦躁不安。焦躁不安的原因在于，李自成发展得比他更快，势头更猛。正当张献忠围攻重庆时，他获知了李自成进京、崇祯身死的消息。这一消息对张献忠来说意味着李自成几乎彻底地把自己甩在了后面，他一向不服李自成这个昔年地位不如己的同庚加老乡，一直在和李自成较劲儿，但现在李自成终于先自己一步推翻了明王朝。在张献忠看来，拿下京师差不多就意味着神器在手，就能像当年的刘邦或朱元璋那样，从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一跃而为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了。因此，在张献忠眼里，李自成进京乃是甲申年最大的噩耗，这一噩耗导致了他后来自暴自弃式的恶搞。有关张献忠的一件流传甚广的小事可以证明张献忠内心深处对李自成的嫉妒和不服：张献忠攻占成都后，派出大量细作深入民间，凡偶语触及者皆处死。一夜，有两夫妇在床上闲谈，其夫斥责妇人说：你说的都是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事。细作探听到后向张献忠汇报，张献忠大笑着说，他说的张家长李家短，就是我张家要胜过自成的李家之兆也。总之，张献忠无法忍受极度的失落和不服，但李自成远在京师，且势力在自己之上，对他只能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所作为，他只能把四川，把他打下的一座座城市及其人民当作出气筒。张献忠虽然一向残忍，但与除李自成以外的其他农民领袖相比，却未必就是最残忍的。只是，到了他进军四川，尤其是打下重庆之后，他的残忍在加速度地裂变，从而让后人看到了什么叫作嗜血好杀，什么叫作喜怒无常。张献忠对李自成的忌妒与仇视，不知不觉转嫁给了四川民众，倒霉的四川民众注定要成为可怜的替罪羊。仇恨转移并非导致张献忠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惟一原因，却是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他的军队在四川遭遇到了明军较为顽强的抵抗，尤其是攻打重庆那次。重庆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加上巡抚陈士奇决心死战到底，张献忠攻打重庆的战斗异常艰难。拿下重庆后，张献忠下令屠城。大规模屠杀之前，张献忠先从这些无辜的平民中，选出青壮年，下令切去他们的耳鼻或是双手，然后驱往四川其他地区，以此警告各地军民：我的军队到来时，胆敢反抗的，一律照此办理；凡自动杀了王府官绅并封籍恭候我军的，则秋毫不犯。史家们声称，这些被驱往各地的青壮年多达三十万。可以想象，这些缺鼻子少胳膊的受害者来到一个个原本就风声鹤唳的城镇时，他们所引起的震动和恐惧该有多么强烈，“于是各邑官绅自乱，献忠遂长驱入成都”。甲申年的八月初五，张献忠大军兵分两路，步、骑兵由资阳出发，水军从洪雅和新津出发，两军相继抵达成都城下。两天后，成都失守，蜀王夫妇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投浣花溪而死。攻占成都后，四川除了少数偏远地区之外，均在极短时间内落入张献忠手中。与当流寇时相比，张献忠第一次真正拥有了面积和人口均十分可观的根据地。四川自古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诸葛亮和刘备在隆中谈话时就曾精辟地指出，这里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事实上，这块在冷兵器时代因山川阻隔从而易守难攻的地盘，多次在乱世成为枭雄们建立偏安王国的上乘之地。从东汉初年的公孙述，到三国鼎立的刘备，再到五代十国的王氏前蜀与孟氏后蜀，四川是古代中国大行政区里，建立偏安王国次数最多的一个。现在，张献忠已经据有了这个沃野千里的地方，相比饱受兵火蹂躏的陕西、河南、安徽、湖南、湖北诸地，四川虽然也未能幸免于战乱，但毕竟受到的伤害程度要轻得多。如果以四川为基地，张献忠进可在得到休养生息后问鼎天下，不论从蜀道间出北伐中原，还是顺江而下东征江南，都是完全行得通的选择；实在势力不济，犹可学刘备和王建这些割据者，凭据险要建立一个地方千里的小王国。出人意外的是，张献忠很快就把四川拖到了血雨腥风的屠杀中，不仅他的帝业再也没有任何依托，就连他的性命，也要在四川断送。
【上世纪宣传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连环画】
关于张献忠为何屠川，历来存在有不少说法，每一种说法似乎都有理，又似乎都不是理由的全部。其中民间的传说是，张献忠少年时随父贩枣到四川内江，驴子在一家大户门前拉了一把屎，大户的家丁强迫张献忠用手把驴屎捧走，张献忠由是对四川人恨之入骨，发誓以后一旦得志，一定要杀尽四川人。和大多数用来解释历史的民间传说差不多，这个张献忠捧驴屎的故事也经不住推敲，它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今日检讨张献忠屠川的最重要原因，归结起来，不外乎如下几点：其一，张献忠的农民军一向纪律甚差，动不动就大肆屠杀，尤其是占领重庆之后，把几十万青壮年斩手割鼻并逐往他乡，这一方面当然瓦解了各地守军的斗志，但另一方面也给四川人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心理，“故百姓惴惴不服，远近州县无不起义兵杀贼”。各地军民的反抗，反过来又加深了张献忠的愤怒和仇恨，下一次的屠杀就更加变本加厉，而变本加厉的屠杀，必然刺激四川军民更大的反抗，张献忠落入了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不可自拔。一旦企图通过屠杀来使四川安定，张献忠就不是简单的以暴制暴，而是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在这位过份崇尚武力、仅具匹夫之勇的莽汉眼里，他无法认识到武力的征服和屠杀只会带来更加激烈的反抗。其二，甲申年下半年，形势的发展对张献忠越来越不利。一方面，四川各地军民的反抗此起彼伏，乃至于张献忠派出的府州县官，有的到任两三天就被杀，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几任县官的。另一方面，弘光政府把李自成和张献忠视作最主要的敌人，东阁大学士王应熊被任命为督师，驻兵遵义，主持对张献忠的进剿。王应熊手下将领杨展和曾英等人，都曾身经百战，对张献忠的生存造成了很大威胁。此外，川北保宁（今阆中）一带，被李自成部将马科攻占。张献忠名义上占领了四川，但他得到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四川，就像一座外表看上去美轮美奂的建筑，其实建设在沙滩之上，随时都可能在风雨中轰然倒塌。张献忠占据四川后期，李自成称帝、清兵入关、福王即位等一系列于他相当不利的消息接踵传来，他也知道自己几乎没有资本与上述三家逐鹿中原，他被他们收拾将是早晚会发生的必然之事。因此，张献忠的潜意识中，便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成分：既然我不能长久地统治哪怕一个偏安的四川，那我就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杀光，把这块土地上的房屋烧光，把这块土地上的财富抢光，留给你们一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白地吧。其三，张献忠个人的心理有严重问题。他只是一个旧世界的破坏者，而不是一个新世界的建立者。这个混世魔王式的人物，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他想把一切问题简单化，简单到用铁和血来决定，但现实却根本不是如此。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后，曾经亲自点评历代帝王，把西楚霸王项羽排在首位。这个评点很能暴露张献忠的信仰——终其一生，他坚决相信武力能够决定一切。他不明白的是，哪怕打天下也不能完全依靠武力，更何况治天下？进入成都后，张献忠身边的亲信如孙可望、李定国等，发现他们的主公变得越来越焦燥不安。李自成在京师称帝的消息对张献忠是一个刺激。甲申年八月张献忠攻下成都，虽然只是偏安四川，但张献忠也要建国称帝。然而，令张献忠郁闷的是，李自成的部将马科拥兵数万，虎视于近在咫尺的保宁，张如果一旦称帝，很有可能引火烧身。这样，尽管称帝的筹备工作在八月十五就开始进行，但他仍然违心地保持着低姿态。九月份，张献忠亲征马科并将其击败，十月份，张献忠回到成都。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中国历史总是难以走出由治而乱、再由乱而治的连环套。在由治而乱的过程之中，我们总能看到农民起义军的身影，他们因饥寒交迫去铤而走险，从而敲响了一个旧王朝的丧钟，但最终，即便他们能够推翻旧王朝，建立起来的也是一个与旧王朝没有根本区别的旧王朝的克隆版，比如刘邦的汉朝，朱元璋的明朝。
更何况，很多时候，他们只有推翻或是削弱旧王朝统治的力量，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王朝的本领，社会在为他们的行动买单时，总得付出高昂的代价。李自成如此，张献忠亦然。张献忠称帝后，有几件事非常传神地刻划了这位农民领袖的粗鄙与不可理喻：其一，当了皇帝，自然得有皇后，这皇后，不能是当年跟随他征战的黄脸婆。选来选去，张献忠选中了井研县原内阁大学士陈演的女儿，他向左右询问册封皇后之礼，礼部为此写了一个冗长的方案，张献忠很生气地说：“皇后何必仪注，只要咱老子球头硬，养得他快活，便是一块皇后矣，要许多仪注何用”！
其二，张献忠任命的夹江县令王某，派人送了些荔枝给张献忠。为保鲜，把荔枝剖开后渍上盐。这些加了盐的荔枝，味道想来不会太美妙，张献忠食后大怒，令近侍王珂前往夹江处死王某。王珂走后，左右劝张献忠说，王某乃是乡下人，不知好恶，但罪不至死。张献忠难能可贵地纳了一回谏，派人给王珂送了一道圣旨：王珂你回来，饶了夹江那个龟知县罢。这道圣旨直到清朝中期还保存于资阳县，彭遵泗曾亲眼见过。其三，张献忠开科取士，所点状元为华阳人张大受，张大受二十来岁，不仅文武双全，且长得一表人才。大臣们为了讨好张献忠，一个劲儿称赞张大受。张献忠大喜，召见张大受，赏赐丰厚。次日，张大受入朝谢恩，左右又称赞张大受，张献忠更喜，又厚赏张大受。又次日，张大受再入朝谢恩，左右又喋喋不休地称赞张大受，张献忠愈喜，召入宫中赐宴，诸臣陪宴，欢乐竞日。第四天早上，张大受再入朝谢恩，诸臣向张献忠再拜说：陛下龙飞之始，天赐贤人，辅佐圣明，应该把张大受的画像传到四方，让四方皆知陛下得了如此异人，则敌人可不战而服矣。张献忠点头称善，又赏张大受美女、家丁和房屋。第五天，张大受入朝谢恩，张献忠忽然皱眉道：这驴养的，咱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就心上爱得过不的，咱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咱老子。所谓收拾，乃是明末农民军的行话，意即把某人及家族悉数斩杀。因为爱一个人才而杀其全家，这种古怪的行为匪夷所思，却又在张献忠治下的四川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一旦生杀予夺的大权被张献忠这种不可理喻的武夫掌握，就好比核按钮置于疯子手中，生灵涂炭的局面在所难免。清朝学者彭遵泗生于十八世纪初年的四川丹棱，其时，距甲申之变虽已过去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但当年曾亲历过甲申之变尤其是张献忠据蜀往事的父老尚不乏其人，包括彭遵泗的外祖父和祖父等人，都是当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彭遵泗幼年时，就常常听祖父辈讲述当年蜀中遭逢兵火之惨状，成年后，萌生了要为明末清初四川大变革写一部书的念头，这就是后来我们读到的有关明清鼎革之际的重要史料：《蜀碧》。在《蜀碧》中，彭遵泗几乎是用纪录片的方式，记下了他幼年时听祖父辈讲述的和成年后阅读大量四川方志及私家史乘获知的张献忠据蜀故事。阅读这些故事，最真切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残忍。如果说残忍和嗜血可以不断复制，当一个人一旦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人，那么残忍和嗜血就成为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生存方式。很多年以来，四川民间便流传说张献忠在屠蜀期间立了一块碑，碑文说：“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就是民间和野史所称的七杀碑。此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存于四川省博物馆，四九年前后不终所终。前几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发现另一块被称为张献忠圣谕碑的石碑，碑文与七杀碑略有不同，道是：“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一些对张献忠屠蜀持否定意见的学者以圣谕碑上并没有杀字为证据，认为张献忠屠蜀乃清朝文人的厚诬，此不啻于诛心之论——不论七杀碑还是圣谕碑，不论碑文有无阴气森然的杀字，但立碑者那种自命替天行道，因而视众生若草芥的嘴脸都伸手可触。除了《蜀碧》，还有大量前人的著作提供大量证据，证明紧随甲申之变后，天府之国四川遭受的那场漫长的荼毒。倘若认为这些记载了张献忠屠蜀史实的清代文人都在诬蔑张献忠，恐怕难以成立。鲁迅先生就坚信张献忠屠蜀的真实性，《鲁迅全集》提及张献忠杀人不下十余处，尤以发表时署名为孺牛的《晨凉漫记》最为详细，并精辟地总结了他认为张献忠为何要在四川疯狂杀人的原因：他开初并不想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