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被人指责“根本不会打仗”，陈赓苦笑：那不知谁会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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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个备受争议的“七月分兵”实施以后，华东野战军兵分三路却三路失利，特别是在南麻、临朐战役中损失巨大，让华野全军陷入到了最困难的危机之中。

战斗失利，自然需要有人负责，承担华野战役指挥重任的副司令员粟裕顿时成了批判的对象，各纵队首长均对粟裕这一时期的指挥表示不满。

实事求是地讲，粟裕在南麻、临朐战役的指挥的确存在战前过于乐观、战中失之急躁、对困难估计不足等问题，这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极为罕见的。粟裕虚心地接受了各路批评意见，对战役失利作了深刻反省，并向上级请求处分。

在粟裕最难熬的时候，德高望重的陈毅司令员给了他最大的支持。陈毅特意致电主席：“我认为我党20多年来创造的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林、刘并肩前行。”

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陈赓，这是陈毅眼中的我军“五虎上将”。主席回电：“所见甚是，完全同意。”

粟裕和陈赓均为参加了南昌起义的我军元老，但他俩并未在一个部队，因此多年来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陈赓比粟裕大4岁，南昌起义时在贺龙的麾下当营长；粟裕在叶挺的部队中，后来在总指挥部当警卫班长。在起义军南下潮汕被打散后，粟裕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开始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逐步成长为红军中年轻的优秀指挥员。陈赓则到了上海，加入了周公领导下的特科，在危机四伏的白区开展地下斗争，后来又辗转来到鄂豫皖，在红四方面军的队伍中领兵打仗。

到了1933年5月，陈赓又辗转来到江西苏区，出任红军学校校长，后来作为干部团团长参加长征。而粟裕则作为红7军团参谋长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兵皖南，承担“调敌”任务。两人至此依然不认识。

抗战时期，陈赓率八路军386旅战斗在太行山上；粟裕则领导新四军第1师驰骋于扬子江头、淮河两岸。两人自然还是不认识。

陈赓和粟裕真正相识，已经到了1947年的秋天。陈粟率华野主力外线出击后，和刘邓、陈谢大军一起逐鹿中原，战场形势顿时发生巨变。当蒋军成立九江指挥所，把“防长”白崇禧外放到九江靠前指挥后，粟裕敏锐地察觉到，蒋军是要集中力量搞垮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为此，粟裕立即向主席请战，要求华野外线主力和陈谢兵团集中作战，以加强中原战场的突击力量，通过打大歼灭战来粉碎蒋军的企图。

主席欣然同意，明确指示陈谢兵团归粟裕指挥，向平汉路发起攻势以威逼武汉。

粟裕和陈赓这个时候才算是见到了久仰大名的对方，两人一见如故，十分投缘。

在淮海战役中，华野在围歼黄百韬兵团时遇到了麻烦——部队一下子从运动战转到阵地战时，很不适应，面对依托村落河沟构筑的子母碉堡工事，以往百试百灵的分割穿插、猛打猛冲不顶用了，部队伤亡很大。粟裕及时改变策略，以近迫作业的战法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压缩阵地，最终以伤亡5万人的代价全歼黄兵团10万大军。

中原野战军在围歼黄维兵团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无险可依的大平原上进攻占据火力优势的敌军，冲锋距离过长就会遭到严重杀伤，因此以往在野战中战无不胜的拿手战术已经完全失效。

已经归建中野指挥的陈赓从9纵队的近迫作业中受到启发，认为必须要把交通壕挖到敌人眼皮底下，把部队隐蔽在地下，最大限度减少冲锋的距离，从而发挥我军刺刀加手榴弹的近战优势。

陈赓的这一战法，在他所统领的4纵全面推广，部队的伤亡果然降了下来。但近迫作业费时费工，也使得攻坚进度变得十分缓慢。为此，关于这一战法是否在中野全军进行推广这一问题在指挥部引起争议。

这时中野和华野的电话架通了，陈毅急不可待地向粟裕询问华野是如何对付黄百韬的子母堡的。

“挖坑道，迫近敌人阵地，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分割歼灭它。”

粟裕的回答让陈毅很是兴奋，转身对身边的刘伯承说：“我看这是好办法。”

刘伯承马上打电话给陈赓，让他大胆实施自己的战术，根据实际情况去打。得到刘伯承的肯定，陈赓命令部队放开手脚，克服一切困难开展近迫作业。

陈赓的战法逐渐显示出高效率，一天打下几个村子，战果相当突出。于是，其他各纵队也都纷纷仿效，大干土工作业，在黄淮大地上挖出了一道道沟壑，像一条条绳索一样把黄维团团捆住，直到黄兵团土崩瓦解。

陈赓对用兵如神的粟裕十分佩服，曾专门带人到华野去取经学习。解放后，两人又同在总参工作，朝夕相处，无话不谈，互相敬重，惺惺相惜。

1958年之后，落难的粟裕被人指责“根本不会打仗”。陈赓看到之后，苦笑着说：“如果粟裕不会打仗，不知道在中国还有谁会打仗？不如让他站出来让我看看。”

1961年2月，粟裕和陈赓同在上海疗养。闲聊时，陈赓对粟裕说：“在中国有两忌，一忌不会吹拍，二忌功劳太大。这两忌老兄你都占了，哪能不倒霉？”

不是情深义重，说不出这样掏心窝子的话。

几个月后，陈赓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粟裕拖着病体，踉踉跄跄赶到机场，为即将运往北京的陈赓骨灰送行。直到飞机消失在云端，粟裕久久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