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穿越周期，顺势而为，升级发展 ——在第四届中国文旅产业年会上的发言（2020,7.30.山东威海）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结合我们这次年会的主题，就“穿越周期，顺势而为，升级发展”谈一些作为研究者的基本看法。

首先，想谈一下“周期”的概念和周期内的阶段。像经济运行，以及作为国民经济和作为国民经济组成部分的文旅产业，在现象形态上一定是有来潮，有退潮，有高潮，有低潮，有景气高涨的阶段，也有低迷疲软的阶段。所以，有周期现象。要说这个周期性在不同的视角来看，有常规周期，有季节周期，等等，也有当下由于疫情造成的非常规的周期。我理解文旅产业在新冠肺炎冲击之下是面临最严峻形势的产业，和服务业中的交通、客运、影剧院、堂食餐饮、度假村等等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文旅产业，在疫情爆发之后，具体运行状态是停摆。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以后，复工复产中，它也是最滞后的。

一般的经济周期，我们从宏观角度看，它分为衰退、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周而复始。所以是不断循环的常规周期。

那么在疫情方面，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比较：2003年非典（SARS）的疫情冲击和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冲击，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当年的SARS冲击现在还记忆犹新，2003年广东和北京最为严重，第一个阶段，是反应迟钝、管理部门无所作为的这样一个阶段。SARS当年突发，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一次大家也有遗憾，虽然在SARS冲击之后，国家建立了疫情直报系统，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武汉初期仍然表现为迟钝，还有管理部门为了粉饰安定局面搞什么万人宴，在抗击疫情方面丧失了时机，无所作为。第二阶段，突发人传人，社会上大家都知道了，陷入恐慌之中。这个严峻的局面在武汉最典型，医疗系统已经过了供给能力临界点，处于崩溃状态。接着我们看到的是第三阶段，非常时期、准战时状态的抗疫，北京当年果断地把疫情集中发生的中财大校区、人民医院，等等，做了严格的封闭，还有火速建立了小汤山集中治疗医院。我们这次在武汉看到从封城开始，封社区，实施严格的隔离，以最快的速度建了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全国驰援，全面进入防疫抗疫状态。对第三个阶段无论是当年的抗击SARS，还是当下我们抗击新冠疫情，都应该给予较高的评价，中国特色的体制在这个阶段体现为非常有控制能力。到了第四个阶段，疫情逐渐缓解直至终结，我们现在还处于这第四个阶段之中。现在从国内来看，一个是要防止输入型的疫情，另外一个是要继续观察，为什么前段时间北京，后来跟着的有乌鲁木齐、大连，谁也想不到又出现群体病例，但总体上由于我们已有经验，现在一旦出现局部疫情，就把它死死控制住。

简单观察之下要说，我们还面临怎样防范疫情的全球冲击——国外的疫情现在还在继续恶化，美国迟迟不能有效控制住，还有跟着的巴西、俄罗斯、印度，等等，还是很让人揪心的。这种防输入的压力，自然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形成影响。

未来经济的表现，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一次如果说到疫情造成的损失的话，将远远超过一开始医学专家所说到的这次损失和当年的非典相比将“十倍起跳”，现在何止十倍，中国至少是数十倍以上，其他的经济体可能是百倍以上，甚至数百倍。

从国民经济受到的影响来看，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在2010年以后，主客观因素合在一起要实现一个引领新常态的阶段转换，后来到了2018年以后，叠加上了中美贸易战新的不良影响因素，经济继续下行的过程中到了这次疫情的突发，形成了经济下行相关各种因素的三重叠加。在2010年，当年我们成功处置了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是高速增长10.6%，2010年增长速度和前面改革开放走到那个时候30年年均9.8%（四舍五入两位数）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小平南巡以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到了这个时点算总账，10%以上，是高度吻合的。但是2010年接近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有个基本判断，这种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必须往下做调整，因为黄金发展期的特征依然存在，矛盾凸显期的特征却不容回避。从物的视角来看，矛盾凸显期最典型的是雾霾，体现的环境危机因素，其实何止大气污染，后面还有水流的污染、土壤的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等，所表现的经济运行中的不可持续性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另外人际关系视角上，虽然老百姓的收入是连年增长的，但是说到收入分配，几乎人人都有一肚子怨气，都认为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学者也直言不讳说中国出现收入差距过大，有人直言两极分化，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必须得到克服。具体的要领的掌握就是要牺牲一些发展速度，改变粗放型发展，转而在寻求软着陆过程中，达到中高速高质量发展。中央要求“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抓住供给侧怎么克服结构失衡这个矛盾主要方面。这一指导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仍然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实际运行是2010年到2012年两年间，我们以主观上自己的一些安排和客观因素结合的结果，是使经济运行速度比较快地落到了8%以下，2013年报出7.9%。再往后经过三年，相对缓慢地使经济增长速度落到了7%以下，2016年报出6.9%。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观察，中国经济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进入一个平台状态，而且这个平台状态已经中期化（三年之久），本来这个时候我们有望乘势完成权威人士（其实就是最高领导人和他身边的智囊一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所说的“L型转换”——英文大写的“L”往下的过程要接着把尾巴拉出来以后进入平台运行，关键是平台运行中要有中高速特征，而且要有高质量发展特征、升级版的特征。本来我们有望在2018年以后，乘势达到这样一个引领新常态的目标，但是贸易战不期而至，使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行，2019年全年落到了6.1%，当年的四季度已经到了整数关口6.0%，然后就是新冠疫情爆发。这个爆发使我们2020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下子跌到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负的6.8%的增速。在二季度，增速迅速转为正增长3.2%，但是1-6月份合计，仍然是负增长-1.6%。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疫情冲击非常严重，但它毕竟只是个短期现象。我们现在有把握地说，如果处理得好，中国疫情冲击的“前低”就算过去了。一季度的“前低”后跟着的，是从二季度开始一直延续到三季度、四季度以及明年的“后高”。

我们现在如果简单做个预测，今年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在三四季度有望更高涨些，三季度会表现为把累计1-9月份数据拉成正增长，四季度处理得好，有希望把全年的增速拉到3%，如果我们再处理得更好些，有希望到4%。现在说得比较有弹性，只能是粗线条的：我们今年应该有2.5%以上的增长速度，处理得好有望走到4%的增速上。今年两会上，决策层有意不提这个年度的引导性、规划性经济增速目标，希望各方面更多聚焦到另外一些必保的指标上。比如今年我们的城镇新增就业要达到900万，这是从前些年一直提一千万，后来又加到1100万，然后回调到的900万。如果按照2019年的经验，GDP每一个新增百分点能提供200多万个新增就业岗位，今年要达到900万，需达到4%的增速；当然，今年有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倾斜来保就业，可以说在粗线条的预测下，GDP一个新增百分点可以提供300万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话，那么我们需要3%的增速，大概是这么个关系。

同时，我们要有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成长性方面的信心。领导人、管理部门所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判断，是有客观依据的。中国现在与成长性关联的，是我们已经认定必须紧紧把握住的在现代化道路上综合在一起的五大潮流，那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如果再说得更全面，我们的改革还要包括政府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还要加上民主化、法治化。

从工业化来看，中国就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落伍的，我们的现代化一定要完成这个工业化的历史任务。现在工业化在中国走到什么地步呢？有人简单援引国外学者的指标，说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走到了后期，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沿海一些高地有工业化后期的特征，但你看更大量的中部、西部和沿海的一些洼地，还是工业化的中期，有些地方就是初期，当下全中国大致是一个工业化从中期向中后期的转变。在工业化这个判断旁边，我们可以拿城镇化回过来印证，国际经验表明，要到工业化的后期，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应该完成，但中国现在真实城镇化水平其实也就是50%左右，那个没有掺水的城镇化率——也就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4%出头。如果从真实城镇化率50%左右往前看，我们走到完成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还有20个点的空间，一年走一个点，还要走20年。

当然，这是很粗线条的一个比较。但基本的判断是，中央为什么说我们的国际地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从工业化伴随城镇化来看，应该这样认定，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此一起伴随的，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四个大字，非常明确，落在了要推进市场化改革打造市场经济，要全面开放拥抱全球化，而且这个开放它是改革的催化剂和倒逼的力量。这以上的四化合在一起，还要加上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革命的信息化。这些在发展过程中从现代中国来看，取得了种种成就的基础上往前走，我们还有非常可观的成长性空间，我们在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还要有各个中心区域、城镇区域从城乡结构部向外的建成区的不断扩大，未来几十年还要接纳约4亿人从农村转到城镇成为市民，要尽快给他们配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视同仁的待遇。这个过程中，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加码和升级，那就是不断释放中国成长过程中的巨量的需求——而供给从哪儿来？从中国14亿第一人口大国的本土上，要形成回应需求的有效供给，还要跟全球做生意，在和平发展中从全世界取得有效供给，这个供需的互动，就是支撑着中国有希望继续推进相当长时间段上的超常规发展。一个大国的中高速的发展，就是超常规发展，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和平崛起，完成现在中央说的“新的两步走”这个目标，2035年要基本建成现代化，2049年建成现代化的强国。在2035年之前，现在我们面对的考验，就是各种矛盾凸显和纠结，合在一起我们能不能扛得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基本局面。以这个战略思维，当下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今年基本实现全面小康之后，要向着新的两步走去推进现代化目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考验。

长时期算总账，中国追求的必然是超常规发展，常规发展不解决中国完成现代化的问题。工业革命以后，被人家甩到后面不知道多少条街！咱们所在的威海，那就是中国当时惨痛历史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纪念地，我第一次到威海时去看刘公岛，真是百感交集。当年鸦片战争之后几十年，西方列强把中国都欺负了一遍以后，一直把中国当老师的我们过去的学生日本，居然使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深深刺激了国人以后，几年后跟着的百日维新迅速夭折，中国社会积贫积弱，一筹莫展，内忧外患，满目疮痍。到了上个世纪百年间，三件大事——辛亥革命推翻帝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在本土上主权统一、排除内战以后站起来；再到了改革开放，我们才真正可以把这个富起来、强起来的路，争取之中越走越宽了，大踏步地跟上时代。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国一定要继续追求中高速高质量的升级发展，超常发展。落到中国的文旅产业，我觉得也合乎逻辑地要带有超常规发展的特征，以及经历种种的周期性，有一波接一波，一个浪头接一个浪头的特点。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跟在座的魏小安先生是同学，他是我们的组长，那时候他就开始非常注意研究旅游经济学。我后来自己在研究过程中，也非常注意旅游这方面的事。中国的发展潜力一旦释放出来以后，首先我们可观察北京它是怎么样的“排浪”，忽然大家都特别关心旅游了——开始我们上大学时，有点儿旅游那是小打小闹，小安先生他有先见之明，他早早捕捉到了这个产业发展领域的前沿。后来我们注意到的，是北京的街头和众多公园，突然出现了前面一个导游举个小旗，后面呼啦啦跟着二百人、三百人的众多旅游团队，排浪式的潮涌现象，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个热闹景象在北京退潮了，但人们跑到哪儿去了呢？这种大城市的旅游者，目的地移到国外去了。申根签证，大的旅游团组可以是几千人，由成功的企业来组织，有那么几年，你在欧洲各个旅游景点看看，出现最多的是中国团体，排浪升级到国外去了。现在怎么样了？北京基本见不到我说的举个小旗子的导游带着旅游团组，国外的排浪变成了个性化、小规模、甚至是个人自己设计，很便捷地联系目的地的一些旅游服务机构，配上当地的导游或者帮助你联系安排全套的日程，目的地早已不限于欧、美、日、南非等，许多是边边角角的如斯堪的纳维亚、高加索、以色列、非洲大草原，南极北极也不新鲜。仍然不断地有需求的释放，但是它升级了。

这种潮涌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个后面我们可以说的跟随现象。前两年我到贵州毕节那个地方，过去说穷得叮当响，但有历史上的“四渡赤水”，现在是红色旅游目的地之一。当年很多大城市的排浪重复出现在毕节，前面导游举着小旗，后面跟着二百人、三百人的现象，在区域性的旅游方面，再现当年北京的场景。这是说明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文旅产业，有它合乎逻辑的节奏，它的不同阶段，不同区域，有种种因素的结合，总是会有需求释放找到事实上可对应的有效供给。在这些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段上，节奏和演进不一样，但是它周期的表现有共性。当然，还会有我们数字化信息经济发展的新时代中以后一定要引出的更多线上线下结合的新特征。

从这个角度继续往下，我想班门弄斧来谈一些顺势而为、创新发展、升级发展这方面的基本看法。

随着当下扩大内需，六保六稳双循环方针的贯彻，也配上了现在财政货币政策一系列的常规的措施和非常规的、非常时期非常之策的加力，如果做个粗线条的前瞻，我们经济社会在抗疫方面两年内一定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两年以后最大的可能性，是防病有疫苗，治病有有效药，不光中国如此，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现在看虽有这么巨大的不确定性，两年为期，也很可能进入这样一种确定性的状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贸易战和它升级形态的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甚至局部热战，现在大家都在议论，风云变幻之中，我们要牢牢把握的是，自己可选择、应该做好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这个“自己”的事情绝对不是狭隘地简单只讲自己，站在中国，还是要放眼世界，这个自己要做好的事情，是要坚定不移地于改革中间在深水区啃硬骨头，同时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搞活经济，改善民生，优化公共服务，追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思路上面，我谈一些自己粗线条的看法。我自己感受的是，中国的文旅产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总体来说，它是前面领导人和咱们业界专家发言中所说到的，有规模，但水平并不高。需要进一步升级发展，要在解放思想过程中抓住创新中的“取势，明道，精术，择时”。

第一个层面，所谓取势，就是我们顺应周期不同阶段的变化，要傍紧中国的成长性大趋势，来处理这个大势上的发展过程中它的涨潮、退潮，在涨潮的时候要掌握住它的尺度，避免一些盲目性、过于乐观带来的不良后果，退潮的时候不要丧失信心，要保持战略耐心、战略定力，寻求下一阶段的机遇——要化危为机，变压力为动力。

第二个层面，取势之后的明道，我认为就是要认识和发掘国际国内文旅产业的经验，深化认识相关的产业发展规律和形成自己区域、企业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讲的其实就是这个事。要讲需求，那很简单，大家一起根据中央的“反周期”安排，扩张需求，但是远远不够——到了供给侧优化供给管理方面，要把有效市场加有为、有限的政府合在一起，在各个区域、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形成自己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一直对应到具体的旅游者，他们需要的定制化的解决方案。现在很多人到国内、国外旅游，国内在不断开发新路线、新目的地，国外则许多是去新地方，前些年所说的非洲大草原看野生动物，现在也不够意思了，现在一直延伸到冰岛、格陵兰，还有北极、南极，那些个性化的设计，必须形成有效供给。定制化的解决方案，要一直落到所有人民美好生活他需要的那个解决方案上。

第三个层面上，取势、明道之后的精术，就是弘扬诚信、敬业、开拓、进取、勇于担当、永不言弃的企业家精神，结合着一切“细节决定成败”的因素，以做到极致的管理，来追求精细化、高水平的中国绩效，这是企业界市场人士最有发言权的，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多年旅游经济学和旅游业发展的专家最有发言权的。这里我只是把这个视角概念说出来。

第四个层面，跟着的什么叫择时？我觉得在创业创新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深信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我们要力求抓住各种可能的机遇，努力打开新局面。有一些机遇可能就是稍纵即逝，捷足先登，你就引领潮流，你比别人慢半拍，那就可能是别人吃肉你喝汤，你比别人慢一拍，那可能你要遇到被淘汰出局的问题。

最后一条，我认为还要强调创新是最为关键的要领。首先的要求还是要解放思想，现在中国思想界应该讲体现的是中国发展中的不成熟，体现着许多似是而非的极端化的观点对于社会的撕裂，中肯的、有意义的、理性地发出的观点，还很不足，并且有种种障碍和顾虑。但我们不论作为市场创新的企业家，还是作为一个在这方面要负管理职责的政府官员，我们要有自己的明确立场：解放思想，跟着的是要形成方向正确而且可行的发展规划，操作方案。在这方面如果说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要说到一个在海南的例子：多少年前中央就给予海南一系列的重点指导和支持，一直推到“国际旅游岛”战略，破天荒的一个事项，是海南可以发展体育竞猜型彩票，但多少年下来，海南就是不想做，思想就是不能突破。到了这一次打造全球最大体量自由贸易港，又把这条写进指导文件了，但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敢做。那怎么办呢？就是特别在乎自己那顶官帽子，对于试错创新，中央都给了这样一个明确的白纸黑字的依据了，还是不敢做。舟山也是一个岛屿，它想发展体育竞猜型彩票，说得具体点儿就是赛马。多次反映，管理部门说海南有文件依据都不动，舟山你还想动？在中国这样一个实际的场景中，解放思想可不是空话，一定要有改革方面一定的机遇把握之下，敢为天下先的创新，中央文件都有依据了还不敢动，那我们就无可奈何，不好评价了。

另外当然也有一些正面的经验，我们要肯定。像多少年前就有的“印象”系列，现在一波一波各地复制，是不是有值得总结的经验？解放思想之下创新发展，我觉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都应加以及时总结，一定要乘势发展，升级发展，打开新局面。

这些不成熟的看法汇报给大家，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