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头拜年中的仪式、权力与变迁

春节渐去将远，但余味犹存。这味儿，不仅包含着节日文化的内容尚在，更意蕴着表达节日文化的形式延续。而这种绵续则通过惯习代际更替，借助仪式社会化手段传播，即使自然生命结束，仪式感于在世的长辈和逝去的祖辈间也会得以强化，仪式成为确认关系、明晰地位、理清权责的纽带。笔者通过在家乡观察、参与春节磕头，简单介绍所在村落磕头仪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传统的磕头仪式与家族认同的等级。笔者所在的村落，是经山西洪洞县迁民而成，单姓聚居村，但一姓两支，两个支系在所住的聚居地分为"东西头""，具有鲜明的地缘边界。同时，两支下又分为不同的"门儿"和"院落"，以至更小单元的家庭。这一套因自然血缘结成的体系结构，在村落传统磕头仪式中得以展现。另外，姻缘的缔结，也需要在仪式中确立。

每年初一凌晨五时天黑，儿(媳)首先给(祖)父母磕头，再去(祖)父母的弟兄家(前后院)磕头，进而继续在近门儿磕头，扩大到本支系的远门儿磕头，最后，全部族人到本支的族长(辈分最大，非年龄最长)家里磕头。在本支内部磕完头以后，村落约定俗成，两支子弟相互到他支长辈家磕头，显示两支共出一源，共居一地，仍是一个紧密的生活、居住和文化共同体。直至七、八点天亮，家支男性族人还会带上鞭炮、贡品等，到祖坟磕头，表达对祖先的敬意，"请回老先人回家过年"。

而在年初一中不去给长辈磕头的人会带来几种结果，受到族人的指责、对抗和孤立。一是如果某些初完婚的夫妻不去给长辈磕头，就会被族人指责为"无礼"，在以后的族内和村落生活中受到指摘，其家长也会受到延及，被认为是"管教无方"。二是如果某家不去给长辈磕头，长辈的子女也不会到该家的长辈家中磕头，以示警告。三是如果连续几年不磕头的家庭之间，就会产生嫌隙、断亲甚至"低头不见、抬头不理"的局面，表示两家关系的暂时或永久破裂。经过"管事儿的"捏合，可能修复也可能恶化，都会在后几年是否磕头走动中发现。

除此之外，在本村落，一方面未婚的男性和家里的闺女不用磕头，未婚的男性是未成年，"不算成人"，尚不具备权利资格，但有得到族内认同的机会。另一方面，家里的姑娘从娘家到婆家的变动过程，直到死亡，都不具有在族内磕头的权利资格，严格的受到男权社会"闺女是泼出去的水"观念的影响和制约。再者，"倒插门"或"上门女婿"能够获得族内磕头的机会，同时，因招赘留家的女儿，因为招赘这一行为发生了角色转变，从闺女变成了儿媳，变相获得了磕头仪式的权利。

磕头行为，是村庄传统的仪式活动，在长老社会的村落生活尤其是节日文化中，具有强化族际认同，显示族内权利，规范族人行为，维持族内秩序，保证村落稳定的功能和效应。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但在近几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变迁中，存在废除与复兴的两向选择，也是村落几类群体的博弈结果。

首先，第一类群体是仪式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所谓的"大辈儿"，因权力落空而留恋仪式，渴望仪式得到复兴，抱怨"磕头的人数少"。其次，第二类群体是突破仪式限制的权力竞争者，所谓的"能人儿"。不具备传统型权力基础的辈分、年龄和经验，但是具有现代法理型权力基础的知识、能力和资本，希望磕头仪式简化，埋怨"磕头的次数多"。再次，第三类群体是村庄管理者。作为村庄的当家人和代理人，其本身是村庄一员，具有因血缘关系确定的村落坐标。同时，又是村庄的"代表者和执行者"，拥有"政务"在身。村庄管理者作为传统卫道者和现代攻擂者之间的"中间人"，当前更偏重于"广播上级政府的倡议"，减少磕头的机会和可能。

可见，不同历史环境造就不同仪式形态，不同时代赋予人物不同历史内容。在社会变迁大潮中，村庄本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和底层视角，可通过仪式变迁观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作者单位为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