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占座、公交车抢方向盘…他们的“恶”从何而来？ / 开普饭

10月28日，重庆万州22路公交车与一辆小轿车相撞后坠江，起因只是一名女乘客坐过站后恼羞成怒，不停骚扰司机，最终酿成惨剧。事后一片哗然。其实，生活中像这样在公共场合违反规范的情形比比皆是，只是并不是每一起都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比如，那些让所有70后80后90后都“闻风丧胆”、“心惊胆战”的熊孩子！而比熊孩子更可怕的，则是比他们更熊的恶霸家长！

前阵子就有家长为了省钱，给孩子买了高铁二等座，却以“不忍心和孩子分开”为由强行霸占一等座，怎么劝说都不听。

那么，这些平常的“恶”是如何形成的呢？

边界不清

我们来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如上面所举的例子，属于在陌生人之间、公共场所中发生的偶然情况，往往事情不大，却让人十分膈应。另一种更为特殊，发生在国家或至少是地区层面，不仅弥漫于公共场合，还充斥在私人生活中。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它们都有几个共同点：存在一些软性规则，但违反规则以后又没有明确的惩罚，于是给违规者留下了一个灰色地带。

此种现象从心理咨询的角度来看（或者说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理解，因为这个概念没有明确的提出者，只是大家经常都会用到），是边界不清。

私人领域中，每个人可以任意制定规则，小孩子哭闹几声，或者妻子得理不让人与丈夫争吵几句，都不碍事。而且因为双方是利益共同体，长期生活在一起，所以互相忍让一下就过去了。

可是在公共领域，每个人必须暂时放下自己心中那套规则，转而遵守一套默认的公共秩序。否则一千人有一千套规则，岂不是一切都乱套了？

为什么现在有人歧视农村人，觉得农村出身的人素质差？其实就是因为乡村地区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村子成员间交往密切，公私之间界限模糊，也不像城市那般属于“陌生人社交”。

所以当他们将自己那套原有的规则带到城市之中时，难免有许多的不适应。

对行为的反馈不明

再从行为的角度来看，心理学中行为主义强调一个行为必须搭配有效的反馈才能产生良好的调节效果。以高铁占座事件为例，列车上的乘务员碰到这种事，能做的只有劝说，但如果对方不听劝说呢？

不好意思，乘务员不具备执法能力，是无法强制乘客换座的。真要动起手来，不说事情成功与否，就算成功了，恐怕事后也会被这种无赖乘客投诉到头疼吧。

同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换个场景，结果可能大不一样。假设前面说的熊孩子家长在工作单位违反了规则，比如说占用了公司的资源，他/她还敢这么无赖吗？大概率不会，因为老板可以用扣工资、取消奖金、不予升职甚至是解雇的手段作为惩罚。

我们的行为处处受到反馈的调控，如果一个反馈能够增加行为的频率，就称之为强化；如果一个反馈降低了一个行为的频率，就称之为惩罚。

人们社会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断接受强化和惩罚而调节自身行为的过程，而如果缺少了明确的惩罚措施，就会给一些“无赖”留下作恶空间。

平庸之恶

第二种情况呢，可以用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概括：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词多用来指代人们对一种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判断权利的放弃，它多发生在战时等特殊情况。

1961年，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在以色列的一场审判，审判对象是纳粹德国高官、被称为“死刑执行人”的阿道夫·艾希曼。

出乎她意料的是，这个在外界看来杀人无数的恶魔却“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恰恰相反，他彬彬有礼、相貌儒雅，甚至能熟练引用哲学家康德的思想为自己辩护。

他反复强调的一点是“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据此，汉娜·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

这种恶指代一种对社会的不思考，一种对体制安排的服从，它默认体制的行为是正确的，即使这些行为不道德或者反道德。虽然人们服从命令时依然会良心不安，却可以通过将责任归结到他人头上为自己进行辩护，正如艾希曼所做的那样。

服从实验

无独有偶，同样是为了探究为何在二战中那些曾被认为是“善良”、“聪敏”的德国人民竟然能够毫不留情地执行法西斯的血色命令，1961年耶鲁的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Stanly Milgram）进行了著名的“服从实验”。

实验之中，被试和会和一名“教授”共处一室，并不断接收到他的命令。他们要通过仪器给身处另一个房间的学生进行测试，如果对方回答错误，则按下电击惩罚的按钮；反之，则继续进行。

整个实验过程中，教授会指导被试不断把电击的力度加强，从无害的5V、10V一直到可能致命的220V。按下按钮的人也会不停听到对面房间里传来参加、哀嚎的声音，但无论他/她有怎样的疑问、犹豫或者不安，教授都不会主动停止实验。

当然，实际上里另一个房间根本没有人，那里只存在一台由助手控制的录音设备；所谓教授也是由一名普通的中学老师假扮的，他们都是米尔格拉姆事先找来的帮手。他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服从命令把电击力度加到220V之上。

令人震惊的是，有超过75%的人都乖乖遵从了他的命令，也就是说，如果对面房间里是一个真实的人类，那么75%的被试都会在命令之下杀死对方！

这个研究轰动了当时的美国，一向以个人主义自豪的美国人无法相信这个结果，他们难以把自己和那些“冷血”的德国人等同起来。

这个实验后面又被重复了好几次，无论对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还是普通的更新阶层、年老或年轻、来自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结果都没有什么不同。

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提到，人身处群体之中个体性格便会消失，理性思考能力降低，取而代之的易受命令与暗示。其实，在与权威相处的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的现象。

一旦我们认为自己的行为不需要由自己负责—不管是道德责任还是实际责任—而是由一个外在的权威或者集体负责，我们就可能做出平日里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乌合之众》图书封面

参考文献：

1.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ichmann_in_Jerusalem#The_banality_of_evil

2. 戴维·迈尔斯. 社会心理学（第11版）[M].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3. 菲利普·津巴多等. 津巴多普通心理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4.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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