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 | 淘碟记
淘碟记
（节选自《毕竟流行去》）
翟永明
★
《毕竟流行去》翟永明/著
上市日期：2019年5月
文末可购买
★
2001年，玉林西路，老白夜。
这一年，我去南京参加了“中国第一届独立电影节”，担任评委。那是中国独立电影刚刚发韧之时，三天三夜、没黑没白、轰炸式的看了上百部独立导演们拍的各类短片、纪录片之后，我从南京带回一些独立电影的碟片。那些碟片，大都是独立电影导演们，自己刻录的DVD光碟。为此，我在白夜买了一台DVD机。
这一年，我在白夜举办了“首届白夜影音会”，开始在白夜放映独立电影。此后的几年里，我成立了“白夜影会”，举办了无数场独立电影的放映，全都拜DVD机之赐。
白夜首届影音会海报，2001年
其时，大约两三年前，我尚在朋友的LG租赁店里，享受与世界观影潮流同步的租借电影。但是朋友以商人而非诗人的敏感，捕捉到了实用录像机市场的大变局，即将到来。也就是后来风靡全中国，为全国人民带去初级家庭影院的VCD，即将全面颠覆录像市场。他预感到：价廉物美的VCD将迅速崛起，占据河山。
所以，在一个月色撩人或是恼人的夜晚，朋友全面撤退，从人民南路退至香江，留下一个空空如也的LG店。第二天，兴致勃勃前去换碟的我和朋友们，却被这个“噩耗”惊呆了。
当时VCD机，尚未出现在成都市场，我以为：一段美妙极致的观影时光，从此戛然而止了。
显然，我低估了中国的“山寨”行业，后来听说，首部VCD机，就是中国人研发的。不过，VCD经过短暂的辉煌，迅速被DVD淘汰。很快，成都崛起了一大批DVD租赁店。DVD盗版光碟，在中国全面铺开。也就是此时，我们才知道“盗版”这个概念。当然，大部分人对“盗版”意味着什么，既不了解，也并不介意。
毕竟，在中国，“复制”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概念。过去，临摹大师书画，是一个致敬方式；临摹到一个以假乱真的程度，说明临摹者也成了大师；“复制品”作为再创作，也可以卖高价。不知道这个传统，是否影响到了当代社会的复制概念。藉由高科技，电影的“复制”，终于摆脱了“翻录”的原始方法，进入了“无损耗”的阶段。“复制”也摆脱了“临摹”的境界，变成了“山寨”。当然，盗版光碟，也由此在世界范围内，臭名昭著。
从那时起，VCD和其后出现的DVD盗版光碟，养活了一大批经济和精神匮乏者。前者解决了就业，后者解决了滋养，二者形成了“共同利益体”。到电脑城和电器市场去淘碟，一时成为成都朋友圈的时髦。彼此见面，也多在炫耀自已的碟片收藏，或分享新的碟片资源。
盗版碟在成都如此猖獗，不知有没有其他的城市可比拟？至少北京不能比。因为从我的朋友口中知道，他们买碟并不那么方便。除了令人羞愧的“道德不正确”之感外，成都的文化知识圈，颇受益于盗版碟。
从电视台到资深影评人，再到我等之超级影迷。甚至某些官方电视台，也以各种方式，搜集碟片，再以各种“洗白”的技术，譬如：以资讯介绍为名，或以嘉宾推荐、讲座为名，在电视上发映国外电影。
在此，我也要从种族歧视方面加以澄清；并非只有我国影迷，无版权意识，有道德缺陷。在资深卖碟人李姐家里，我曾亲眼看到许许多多金发碧眼的西方人，熟悉地用近乎切口、暗语等方法，进得门来，兴奋异常。与中国影迷一道，干这“不齿”之勾当，并无羞愧感。
尚有一事可以作证，李姐给我讲了一桩事情：一天，她接到一个老客户的电话，请她速带两口袋光碟，前往锦江宾馆；“有大生意”。李姐欣然前往，据说，进到锦江宾馆房间，立马看见一位眼熟的外国人。说眼熟，是因为出于“专业”需要，影碟供应商一般也要记住几位著名的好莱坞影星，以供客人钦点时应对。李姐暗示我这位“眼熟”的明星，是“阿汤哥”。我不大相信，但至少是好莱坞同级别的人物，才会被李姐记住。
据说“阿汤哥”在两大袋编织口袋中，发现了若干部自己主演的电影。非常兴奋，并拿着由他主演的盗版光碟，与李姐合影留念。似乎，他也忘记问到版权问题。最后，大明星选了好几十张碟，买走了。
听到这个故事，我的道德愧疚感得到了缓解。既然好莱坞著名影星，对自己的电影传播到亚洲某国、某城市、某偏僻小街道，觉得好奇及自豪；或许他的导演和制片人也当如此？毕竟，这证明了自己的文化影响力。若中国导演也能在美国或某欧洲小城，找到自己的作品，那多牛啊！
李姐的影碟店，藏身在最繁华的春熙路（有大隐隐于市之喻）。在一家小理发店的掩护下，一扇窄窄的门进去，豁然开朗。里面，俨然一个电影博物馆。这样说，是因为李姐依据多年卖碟的经验，已将市场细分。她的店，专门针对成都的知识文化圈。因此，她也摸透了这群人的胃口。
她的店里，当然也有各种好莱坞大片，但艺术片这部分，她快赶上电影史专家了。分门别类，或依年代、或依导演，或依明星、或依电影节奖项划分，井井有条，便于查找。在哪里，常常一抬头，见到熟人。一低头，找自己的电影，没功夫罗嗦。我和另几位朋友，是她的“大买主”。每逢我一去，她就主动热情，根据我的胃口，进行推荐，也都八九不离十。
2007年，三环外，世纪城。
我搬到了离城很远的地方，李姐的影碟店，就再也没去过了。我在城南东找西找的，找了几家店。最后，锁定了科华北路附近的一家店。以下，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我故意模糊了小江家的地理位置，因为影碟店，是她们一家吃饭的饭碗。
这么说吧，一家长相极普通的居民大院，黑咕隆咚的门道，老房子住户都是外地打工者。房子都很小，所以，院子里常常坐满了歇凉或吃饭的人。白天到晚上，常有一些穿着时髦或奇怪的人，穿过黑洞似的大门，穿过院中的人群，进入某单元二楼。二楼，有一扇精装防盗门，与周围破败不堪的气氛不符。常常我还未敲门，就有人把门打开了。与李姐的影碟店一样，此处，也有暗号和机关，这里就一一略去了。
小江是从别人手上接过影碟店的，以前她卖服装。所以，我见证了她对电影，从一无所知到“业务精通”；从一个影盲到一个影迷的全过程。我也是在她的店里，从DVD碟垂直过渡到蓝光碟的。淘碟这么多年，由于观影机器的升级换代，我们那些收藏、库存，精心保存的电影碟，一夜之间被淘汰，已经好几次了。
当我第一次拿到蓝光碟时，想起家中书架上的那一厚摞VCD、D5、D9碟，不禁大为恼火。小江却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没法，只有淘汰，社会都在进步得嘛。”就这样，我的影碟机也被淘汰，换成蓝光机。不进步不行啊，不买新机器，就意味着没有新电影可看。
日月如梭，光阴荏苒。我在小江的店里，渐渐升为五星级客户了。所以，我也享受了一系列贵宾待遇：诸如可自由退换、赊账、钦点、以至于最近更先进的直接邮购、微信付账。
2008年，北京望京，花家地。
我从08年开始，有很多时间住在北京。“恶习难改”，我又在住家周围寻找影碟店。一次，在丽都酒店附近，我看见一家新开的影碟店。我踱了进去，吓了我一跳：里面排列齐整的影碟，其规模、海量、分档，超过了李姐好几倍，堪比一个小型的影史博物馆。甚至默片时期，有声片初期的电影，都能找到。我特别喜欢的欧洲电影，小语种电影，也都屡屡入眼。
我高兴的心情不言而喻，于是，照搬成都模式，我在北京也置办了一套观影设备。又一次，我成为这家店的义务推销员，我隆重地向我的朋友、著名作家某某推荐了该店。过了没几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正在现场，店门已关。据隔壁店员讲：上午来了两辆大车，将该店的所有存货，一扫而光，店主也被带走了。电话中，我和朋友都很怅然：他是因为一部都没来得及买，我则因为后悔没有买够。
但是很快，我又在花家地找到另一家店，继续我的买碟生涯。
在李姐时代，我就超前消费，购置了一台投影仪，在家里营造家庭电影院的效果。也许是遗传基因作怪，父母在他们那个年代，就鹤立鸡群，超前消费意识强烈。据父亲回忆文章说：75年，文革尚未结束，电视机刚上市，“个人拥有电视机寥如晨星”。我母亲北京出差回来，就超前从亲戚厂里，购买了一台电视机，黑白，14寸，天津产，北京牌，电子管。在他们偌大的单位里，买电视机，她是第一人。比她高级的领导，家里也没有电视机。一般来说，大家首先要买的是冰箱。
我直接继承了父母对电影的热爱，为之消费，不计成本。
不过，观影设备和音响设备，都是无底洞，升级之后还可以升级。我不是硬件发烧友，不会像我的一位朋友一样：有一次，我应邀去他家看电影，他有一套顶级影音设备，堪比电影院。但是那天，我一部电影都没能看完，因为他的重点不是看电影，而是看设备。
每看完一个音效绝佳的关键时刻，他就按回放键，把这个镜头重新来过，让我们再次体验设备的高级与细节。无论我怎么垦求他把电影放完，他都置若罔闻。从此，我再也不去他那儿看电影了，因为，设备不比电影，看一遍，足矣！
我喜欢影院的感觉，在黑暗中，会有一种彻底浸入的感觉。日本摄影师杉本博司，作过一系列电影院的作品，他曾说“电影与做梦的相似之处，就是都会在过程中丧失自己，意识被卷入。”所以对我来说，电影就是催眠、就是享受；是坐在黑暗中，灵魂出窍；是放空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在屏幕上，跟随剧情，体验另一种生活、另一番激情。这也是我绝不在电脑上看电影的原因，它会让我出戏。但是，在影院看到心仪的电影，其概率微乎其微。所以，我仍然只能选择淘碟，和求助于投影仪。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电影的故事》。其中的一节正可以用来说明我的这种感觉。
电影院里 我坐着
看一些光影闪动 或
假象奔跑 它们就
一种囊中缩影的法术
让我瞬间放起雷电
游遍八荒 让我
轻于空气 放弃自已
我和某人 相拥在广场
或 消化在彼此的胃里
它都是一种制作
被注入一种叫强调的元素
被爱情之外的爱情所分享
我和某人隔着屏幕吵
或者躺在床上撕扯 都成为
电光幻影中的来回奔跑
成为我日常面对的妥协
或 他血管中的温柔黑客
翟永明新作《毕竟流行去》
裸脊·封套/回忆录·随笔
20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