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作家 || 袁富民：一个不欺世盗名的人
一个不欺世盗名的人
袁富民
记得《陕西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六期曾发表过黄元恕先生的一篇回忆录，叙述了他青年时期跟随宋伯鲁参与续修《陕西通志》的事情，那时黄先生已年过髦耋，仍关心新志的撰修，追忆往事，撰写成文，以勉后来。读后颇多感触，深受教益。
其一，元恕先生在回忆续修雍正《陕西通志》的缘起时，略述了宋伯鲁与其祖父黄兆麟的交往。黄兆麟字叔文，号黻（fú）卿，善化人（今湖南长沙辖）。道光庚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光禄寺少卿，著有《古樗山房遗稿》，与宋伯鲁过从甚密。黄元恕先生在具体述及二人谈论、酝酿修志一事时这样写到：“饭后，宋伯鲁便提出倡修《陕西通志》，为秦地稍尽微力之事，家祖（黄兆麟）未置可否。不料几天之后，宋伯鲁手持倡议书再次来访，约请家祖参与，家祖碍于面情，在倡议书上签了字。”宋伯鲁力主修志，黄兆麟“碍于面情”勉强签字。寥寥数语，明明白白地写出了宋伯鲁对修志是热衷的，主动的，而黄兆麟则是暧昧的，被动的。黄兆麟与宋伯鲁一起倡修《陕西通志》，并担任“提调”之职是史载有据的。黄元恕先生尊重事实，不为先祖歌功溢美，而是秉笔直书，将真相告白于天下。这种实事求是、不讳尊亲的史家佳风实在是值得称道的。这与当代某些人总是想利用机会为祖先树碑立传，不惜偷梁换柱，文过饰非，甚至颠倒黑白的卑劣作法相较，岂不泾清渭浊，天差地别！
其二，元恕先生在回忆自己进通志局的一段经历时说：“周镛引我到局，面见宋伯鲁后，宋将我的学历详细询问一番，便命题令我作文，文题出自《论语》，惜己忘怀。我勉强完篇，文意不通，文笔低劣，宋氏甚为不悦。我自知录取无望，只好悻悻而归。后来经周镛再三说情，‘不看僧面看佛面’，方让我担任了‘典掌’（收发员）。”
这简直有点“揭老底”的味道，但这老底却是元恕先生自己揭的。他揭得好！
宋伯鲁和元恕先生的祖父是至交，引荐人周镛又是新任“提调”，元恕自己也操有大学预科毕业文凭，可谓既有“粗大腿”，又有“金招牌”。但宋氏还是坚持面试。试后，宋伯鲁对元恕才学并不满意，经周镛再三讲情，才让其当了一个收发员。宋伯鲁唯才是用，不徇私情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黄元恕对宋伯鲁的不肯大用并不忌恨，至今仍由衷敬佩；对自己靠人情，“走后门”进入通志局的“不光彩”的一页，不是文饰掩盖，而是开诚布公。本来，宋、周两人早已作古，这段轶事全由元恕一个人说了算，但他不肯盗名欺世，为自己杜撰一通得周氏青睐，受宋氏赏识的佳话，而是实话直说，真诚坦率，让人打心底敬佩先生做人之坦诚，为文之真率。
众所周知，宋伯鲁是晚清民初一位颇有声望的书法家，他曾为黄兆麟题赠一楹联云“传家有道惟敦厚，处世无奇旦率真”。这岂止是身处封建时代的正直文人恪守的铭言，也是元恕先生身体力行的信条。做人惟坦诚，为文旦率真，不仅是黄元恕先生的写照，而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方志工作者的座右铭。我们一定要学习黄老先生的可贵品质，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写出不愧对祖先，又堪启来者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我想，老一代学人正直无私，秉公直书，不为尊者讳，不违贤者讳，不为亲者讳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些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的人；那些隐恶扬善，文过饰非的人；那些偷梁换柱，标榜自己的人；那些蝇营狗苟，借文谋利的人，面对黄元恕这样高风亮节的学人，一定会自惭形秽，羞耻汗颜，无地自容的！
作者简介：袁富民，1942年7月生，陕西省咸阳市乾县人，大专文化，曾任陕西省乾县县志办公室主任、主编。他在任教期间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模范班主任。他致力家庭教育的实践与研究，多次被评为陕西省模范家长、优秀儿童工作者，家教论文获省级奖励并被选入《儿童·家庭·教育》一书中。1982年调县志办工作后，潜心修志，主编《乾县志》。先后多次被评为咸阳市修志先进个人和陕西省修志先进个人，受到咸阳市政府、陕西省人事厅、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的表彰奖励。出版诗集《纯情的思恋》、散文集《独守宁静》，与人合著《乾陵百谜》，主编《乾陵楹联荟萃》等。退休后总编纂《乾县建设志》《乾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典》《乾县文化体育志》《可爱的乾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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