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景琥丨理发匠（小说）
一
明天就是新年了，老王叔把一切东西准备齐全，与我们一起吃过年夜饭，就要回老家过年了。我家的年夜饭也很简单，就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一顿平时根本不敢想的萝卜馅大饺子。老王叔吃一海碗，再喝一碗调上辣椒油的饺子汤。喝完这一碗汤，头上开始冒出热气，脸色也变得红润了许多，他抖一抖精神，就去挑他的行李。
老王叔的行李很重，有生产队给他的一季子粮食，大约百十来斤，几棵大白菜，一串红辣椒，还有母亲给他的几块过年时才能分到的豆腐。老王叔把这些东西一分两开，吊在一条扁担的两头，试试两头的轻重大约相当，再十字八道地用绳子捆结实，准备好以后，就开始换衣服。老王叔平时穿得很破旧，一条浅灰色的裤子，一件补了几个补钉的蓝上衣，一年四季不戴帽子，随便拣一双别人家扔掉的旧鞋，他再用针线缝缝缀缀，只要脚能伸进去，因为他给人理发时鞋子也不太用力气，踢拉到脚上也就可以了，可是每年回家过年时却要着意打扮一番。他有一身已经有点发白的黄军装，洗得很干净，叠得也有棱有角，平时是绝对不会穿的。还有一顶黄军帽，帽沿上方缀有一颗鲜艳的红五角星。一双半旧不新的黄解放鞋，一双草绿色军用袜子。特别是那五枚金光闪闪的军功章，平时都别在一条四边有缎条的蓝手帕上，别成一朵梅花型，让我母亲放在我家的大箱子里为他保管着，只有到了大年三十儿要回家时，才舍得把这些珍藏的衣物取出来。他总是先穿上军装，戴上军帽，扎上腰带，穿上鞋袜，对着镜子反复照几遍，再把这五枚军功章从缎条手帕上一枚一枚取下来，很有规则地别在左胸前的军衣上。这五枚军功章有辽沈战役的，有淮海战役的，有过江作战的，有解放海南岛的，还有一枚是朝鲜战争胜利纪念章。他穿上这一身衣服，再别上这些军功章，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就足以证明他解放战争扛过枪，南征北战打老蒋。朝鲜战争跨过江，打败美帝野心狼。应该说战功赫赫，威武无比了。今年的气候特别寒冷，他的军装很单薄，挑东西翻山越岭不会太冷，但是回到家里过年，不再披一件棉衣是经不起冻的。我父亲这年从城里买回一件深蓝色小大衣，那时候是城里人很时髦的穿着。有一条深棕色的长栽绒大衣领子，衣兜、袖子、斜斜的大口袋，同一般的军大衣完全一样，只是到大腿以下就没有了，只有长大衣的上半栽，人们都叫它小大衣，也有人叫它短大衣。这种短大衣乡下人并不多穿，城里人穿上就显得有了一定的身份。父亲望着老王叔把军功章一枚一枚别好，就把这件还没有穿过的小大衣拿了出来，让老王叔披上试试。老王叔这一披不打紧，就显得他不仅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威武军人，更像一位在城市里干大事的干部了。要是回到他那个山窝窝里，说不定人们还会把老王叔看成什么大官呢。老王叔披着小大衣在身上试了又试，看了又看，很有点不愿意取下来的恋恋不舍劲儿。
父亲看透了老王叔此时的心情，就很大方地说：“你就披上这件小大衣回家过年吧，谁要问起，你千万别说是我的。”
老王叔很不好意思地谦让了几句，最后还是把我父亲的这件小大衣带走了。当然他也会十分珍惜的，不到特别需要的时候他是绝对舍不得披上的，更不会让它有一丁点儿的沾污和破损了。临走时再拿上一根上面有个杈杈的木棍，挑担游乡的小商小贩们都叫它拄棍。挑担人翻山越岭换肩时或者山路太陡需要站下来喘口气儿时，就用这拄棍顶住扁担中间，支在地上，用手捉住歇一会儿，等缓过劲儿来再继续走路。
老王叔带着父亲的小大衣上路了，他是把小大衣搭在扁担上的，并没有披在身上。老王叔走后，我的眼前就幻化出一位大人物的形像，外面披着父亲崭新的小大衣，里面露着一胸膛的军功章。
老王叔的家在我家南面的大山里面，距离我们这里有百十里山路，同我们所在的县不是一个省。那时候全国各地都一样，农村里都是人民公社，没有一个搞单干的农户，不允许一个社员出外打零工。每年他只回家两次，一次在麦收以后，他要把生产队里给他的一季子粮食送回家。那也是在夜里回家的，因为夏天白天很长，他都是天不黑就起身了，到家时天还不会大亮。在家里住一天并不露面，等到第二天天黑以后就又起身过来了。他安排得非常好，那一趟回家是绝对不能让村里的人看到他的。
过年这一次回家是他大显风光的机会，赶天明回到家，大年初一他会以一个威武的军人形像突然出现在村人们的面前。行走坐立，举手捉足，都有一定的姿态，见人也彬彬有礼，只是不谈他在什么地方高就，在外面干什么工作。对于外面的事，家里的事他一概回避不谈。万一有人问他在外面干什么工作，他只是笑而不答，包括他的家里人都不谈他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人们都以为他可能干的是什么秘密工作，有严格的纪律，不便于告诉别人，时间一长人们便由好奇变为习惯，也就不再多问了。他在家里足足过完五天年，一定会按时离开家乡。村里人也都知道他这人十分遵守纪律，都是赶夜路离家，可能是不愿意耽误第二天的上班时间，自然也是没有人再多问什么了。
我这样写，你很可能以为老王叔不是什么好人，至少说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要不，他怎样能装得这样神神秘秘的，特别值得怀疑的是他为什么那样怕家乡的人知道他的底细呢？
老王叔刚到我们村的时候，很多人也都这样怀疑过他。
二
那是个秋末冬初的日子，天气已经很冷了，夜里下了一层薄薄的小雪。早上我起来去上学，一开大门，见一个军人缩着头，蹲在我家大门外的柴草垛下面，穿得很单薄。听到我开大门的声音，他就从柴草垛里拱了出来，抖掉身上的草屑，拿起我家大门口放的竹扫帚，给我扫出一条路。我问他是什么人，他笑笑说：“过路的，晚上就在你家这柴草垛里暖和了一会儿。你是去上学的吧？”说着他就拿着竹扫帚把我家大门前空地上的雪全扫净了。
这时我想起书本上学过的知识，解放军叔叔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帮助老乡们打扫卫生，给人们担水，还办很多很多的好事。我心里说这是不是一位解放军叔叔呢？至少说不像一个坏人。我也没多问什么就上学走了。
早饭时候，我一放学回来，就见那位军人和父亲面对面坐在我家厨房里的灶门脸前，一面往灶里递柴草烧锅，一面同父亲谈着什么。父亲抽着旱烟，好像在沉思什么大事，那位军人不抽烟只专心一意地烧火。母亲正在挪动着餐桌，看样子要准备吃早饭了。我悄悄地问母亲：“那个军人是从哪儿来的？他认识父亲？”
母亲摇下头说：“老南山人，谁也不认识他，会剃头，是出来找饭吃的？”
这时候我想起来，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抓流窜犯，很有几分担心地说：“他会不会是一个流窜犯呢？”
母亲摇摇头说：“不像是坏人，你爹已经给生产队长说好了，就留他在咱队里给社员们剃头，反正咱村这几年也找不到一个剃头保庄的，他要的也不高，一年200斤粮食，麦秋各半，社员们挨户管饭。”
听母亲这样说，我心里也明白了。小时候我们村就有一个保庄的理发匠，我们都叫他剃头哩，家住在离我们这儿不远的一个镇子上，每年都来村里给男人们理发，大人每人每年二升粮食，麦秋各半，小孩随大人，不交粮食，一年随着季节收两次粮食。剃头的每月来一次，有大人理发的户轮流管饭。合作化时镇上也转了农业社，不准那个剃头的社员再出来保庄了，再说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农民们都按计划分口粮，一年也交不出那二升粮食，保庄的事村里人说了多少次也没有办成。如果让这个人来村里保庄，粮食让谁拿呢？母亲偷偷告诉我，生产队长答应了，粮食由生产队里拿，社员们只管理发匠吃饭。
这个理发匠姓王，村里人都叫他老王，为了尊重其间，村里的孩子们都喊他老王叔，我当然也这样叫他了。因为是我爹介绍的，老王叔就住在我家，头一天的饭自然是我家管了。
老王叔为人挺好的，每天一大早就把我家的水缸挑满水，把院子的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才到村子里吃饭。吃过早饭趁人们还没有上工的时间便支起了理发摊儿。理发摊儿也很简单，什么设施也没有，就一只随便从就近社员们家里搬来的凳子，谁需要刮胡子了就自己从家里端一洗脸盆热水来，不用刮胡子的什么也不用拿。推子和毛巾、肥皂是老王叔自备的。老王叔人挺干净的，理发用的毛巾早晚都洗得白瓜瓜的。夏天在有风的树阴下，冬天在避风向阳的墙角里，遇到有公社或县里来人检查什么，老王叔就把地上的头发茬子一扫，往就近的社员家里一躲，什么痕迹也找不到了。检查的人过去了，理发摊儿就又摆出来了。
老王叔在我们家一住就是好多年，村子里的人都熟了。也不知什么时候留下的老传统，谁家的孩子太娇了，怕养不活，就找个王姓的剃头匠认作干爹，能保佑儿子不死。于是老王叔就有了很多个干儿子。这些干亲戚也挺有意思的，孩子十二岁以前，每年过生日都要去给干爹叩头，干爹必须得给干儿子一点押岁钱，多少不论，但绝对不能没有。当然干儿子家也得给干爹一点拜见的礼品。那时候人们都不富裕，老王叔的那些干儿子们每过生日，也就能得到干爹的一块钱押岁钱，老王叔收到干儿子家送的礼品也差不多值一块钱。老王叔的这些干亲戚也有关系很近的，亲戚间经常会有些照应。也有些干亲家很小气，关系并不怎么样。那时候理一个发的收入大约平均为一角钱，给一个干儿子的押岁钱大约要理十个头。干儿子家送的大都是糕点之类的吃食儿，老王叔大部分都让干儿子当时吃了，当然也给我留一部分，这样算下来认一个干儿子每年就把十个头的理发钱白白贴进去了。别看挣钱那么不容易，花这点钱他也是清楚明白的，但他从来不因此拒绝那些找上门认他给儿子当干爹的人们。据我父亲说老王叔每年也零星地给不保庄的外村人理发，保庄以外挣的钱，大都是这样花光了，能拿回家的也就是保庄能挣到的一点粮食了。
三
老王叔在我们家住的时间久了，和父亲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内心里有些不愿意给别人讲的秘密慢慢地都给我父亲讲了。我去县城上中学以后，很少有时间在家，对于老王叔的事慢慢也淡忘了。有一次学校放假，我回家以后老王叔没有再出去理发，父亲也没有去上工，他们很神秘地让我帮老王叔写一份材料。
那天上午，天气有些闷热，我们三个人坐在家里郑重其事地听老王叔谈他隐藏在心底的一桩重要事情。老王叔家住的那个村子叫军招，顾名思义，那个村子里出去当兵的人一定很多。村子埋在深山里，四周围总共没有几亩山坡坡地，养不住人，在旧社会男孩子长到十几岁大都到队伍上吃军粮了。抗日战争时期，皮定均的部队住在他们村，那年他才十四岁，皮定均的部队离开时他就跟着去吃军粮了。因为他年纪太小，还不能扛枪打仗，首长就让他给战士们理发。他从小为人就很本分，学起啥来也专心，不久就把理发的手艺学得很精了。在部队几年，虽然也是南征北战，他几乎就没有到前线打过战，总是和炊事班的战士们在一起，不理发时也干些杂活，每一个战役打下来，发军功章时也就有他的一枚。全国解放了，他又随部队开发到朝鲜战场，战争打得很残酷，他也到前线作过几次战，后来司令部里要一个理发员他就被挑选去了，他当然干得十分尽心尽力。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他随部队回到国内，一直跟着首长理发。战友们一批一批转业到地方上，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他在部队里还是一个理发员。后来经别人介绍老家的父母为他找了对像，结了婚，一家人都盼着他早一天转业回来到县城里找一份很好的工作干干。他为人太老实，自己也没有文化，就一心只想着理发，其他什么大事他也不关心。突然一场大事发生了，他经常给理发的那位首长犯了大错误，部队上就让他转业了。他回到县里，政府没给他安排工作，却让他回家了。
他父母已经过世，因为是军属，爱人在生产大队里还当了个妇女主任。他回家以后爱人也到县民政局问过，为什么不给他安排工作。民政局的答复很简单，部队上不让给他安排工作，就让他回家当农民。他家那个鬼地方，经过大炼钢铁把树木全砍光了，光秃秃的石头山，根本养不住人。他爱人对谁也没有说，就让他自己出去找一点活儿干干，好坏能养活住自己，那怕在城市里给人家看厕所掏茅粪哩，只要不让村里人知道就行。
他从部队上转业时，幸好带回来一套理发的推剪，他就带着这一套吃饭家伙，离开家乡浪迹天涯了。
到哪儿去呢？当兵人四海为家习惯了，什么苦没有吃过？他是夜里离开家的，向北边走，翻过那座荒无人迹的大山就是另外一个省的地界了。既然不是一个省，彼此就不容易了解。他就这样来到了我们家。
今天老王叔郑重地要我为他写一份材料，他是隐隐约约听有人说他给理发的那位首长，被发配到离这里不太远的一个大城市里，在一个大工厂里接受劳动锻炼。尽管首长也是遭难被贬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要是他能为他说句话，做个证明，他的那么多老部下，干啥的没有？像他这样拿着这么多共和国军功章的老革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熬劳，不管咋说总得给安排个工作干干吧。
他是怕人家不一定让首长接见他，就让我给他写一份材料，让人家转到首长手上。首长看了他的材料一定会给介绍工作的。
我按照老王叔的介绍，足足写满了五页稿纸，又念给他听了一遍。他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他像手捧着一个十代单传的婴儿那样，把材料揣进怀里。背上他的理发工具就上路了。
我真盼望着老王叔能找出一个好的结果。
四
老王叔走了，很久没有回来，我们都以为他真的找到了他的那位首长，或许还真在城里安排了工作呢。父亲常念叨说：“好坏总得有个信儿传回来呀。”
冬天到了，下了一场大雪，天气特别寒冷。有天夜里老王叔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衣帽不整，浑身是伤，特别是两只手的手掌上有一道很深的伤痕，不断往外渗着血水。一进到我家的大门里，就像塌了架子似的，坐在地上再也不会动了，浑身颤抖着连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父亲急忙把他扶到屋里，让他躺进被窝里暖身子，母亲给他拌了一碗咸辣面疙瘩汤，让他趁热喝下去。停了好大一会儿他才缓过神来。
老王叔说：“他不该去找的，太不该了。”
他在那个城市里还真打听到了他的首长，就是他经常给他理发的那位首长，在一个大工厂里进行劳动锻炼。他就跑到那个大工厂里，去找那位首长。这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开始，那位首长早被押解走了。厂里的造反派听说他是来找他的，就认定他是那位首长的死党，要他老实交待问题，他当然不知道该交待什么问题了。他被痛打一顿，军功章也被抢走了。他们审问他以后，把他关进招待所三楼的一个房间里，外面派上了岗哨。
半夜里看管他的人都瞌睡了，他偷偷跑出房间，可是楼道的门被反锁上了，下不了楼，他解下走廊上一条凉衣服的铁丝，把一头拴死在窗户上，他用两手搂住铁丝，从三楼滑到了下面，乘着夜色逃出了那个工厂。
父亲问他下一步咋办？
他说：“还能咋办，他们已经知道我家的住址了，家是再也不敢回了，就还在这儿给大家理发吧。谁要是问起我这一段时间去哪儿了，你就说我回家了。”
等老王叔养好了伤，就又在我们村理发了。
作 者 简 介
作者简介：戴景琥，1937年l2月生，河南省义马市人。l960年中师毕业，先后从事教育，文学创作，史志编篡等工作。出版有长篇小说《七合米》，《东篱无故事》。中短篇小说集《愿君平安》，《秩文夕拾》，散文集《悉尼生活散记》。主编有《义马市志》，《义马民俗志》，《常村煤矿志》，《义马村志》等方志专著2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