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建国哲学（下）｜迈克尔·安东
本文译自美国保守派刊物《新标准》
英文标题：Founding Philosophy，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作者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美国政治学者，曾短期出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2016年共和党初选期间曾为特朗普辩护，并以时评文章 The Flight 93 Election 而闻名
本文是对托马斯·韦斯特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一书的书评
本文由 马红邑 译，万吉庆 校，校对过程中得到了杨基老师、徐衍老师的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译文全文一万余字，分三次发布，此为最后一部分，约4100字。第一、二部分请参见：美国的建国哲学（上）；美国的建国哲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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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美国的立国根基“虽不崇高但够稳固”（丘吉尔的这句话被滥用了），那种指责建国者“自私”的论点只是指责的一个方面，并不能穷其尽。在最具哲理的两章，韦斯特深入探讨建国者的美德观，发现它远没有传闻说得那么低。他阐述了：基督教美德与世俗美德的差异和共同点；勇敢（spiritedness）或男子气概在建国时期乃至在任何公正社会的应有作用；古代美德与现代美德；以及大部分公民必须遵守的普通美德和因自然必然性只会出现在少数人身上的高级美德的区别。韦斯特表明，建国先贤们更加关注灵魂的需要。他们不仅理解勇气对保护共同体的必要性，还理解勇气本身的内在高贵。这不是说韦斯特想用学术手段绕弯子，用“综合”的手法来规避二者之间真正的区别。但他的确表明，自然权利共和国中的人绝不是“末人”（the last man）。
韦斯特的业师哈利·雅法（Harry V. Jaffa），对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亚伯拉罕·林肯有着准确的理解，这一点为大家所公认，甚至他的大部分反对者也不否认。对雅法的批评往往不是说他对林肯的理解有误，而是说林肯的所有观点都是错的，因此，准确理解林肯的唯一的用处，就是知晓哪些事做不得，甚至这一点都未必能实现。
类似的批评是，韦斯特关于建国的认识或许是对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但建国历程本身呢？建国者的政治理论是正确的吗？
正如前文所述，也许是出于哲学上的过度谨慎，韦斯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我没有这种顾虑，所以我来回答它。
是的，建国者的政治理论是正确的。
我想补充一点，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美国为自己的公民创造了不计其数的成功，而这正是建国者所追求的：安全、繁荣、幸福，以及——伟大。这些美好事物的发生与建国原则只有三种可能性：正相关、负相关，或毫无关联。我相信是第一种可能。
有人无意中听韦斯特说，人类心中有一种“对正义的渴望”，正义越是缺席，这种渴望就越是强烈。在腐败的年代，例如现在，这种渴望确实十分强烈。这种渴望本身并不能证明正义的存在。但奇怪的是，那些对我们时代不公平现象哭诉最多的左翼和右翼人士，总是第一个出来驳斥和谴责任何自然权利的观念。那么，问题来了：“不公正”应依据什么标准或谁的标准？
政治哲学——甚或哲学本身——的核心问题是：对与错、善与恶，是自然存在的吗？换种说法：自然能否为我们如何生活得更好提供指导？如果答案是“没有”，那么，我们要么限制自己只去求助上帝，要么接受人类事务的核心有黑暗之处。传统不能给人提供慰藉，因为传统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只能问哪一种特殊的传统以上帝或自然权利为前提。我们将会看到，求助上帝是必要的，但人们不禁要问，在国父们关于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自然（天性）基本相容的论断中，究竟有什么是不可接受的？类似的，人们可能会问传统主义者：美国人的思想体系有什么不好？即便你质疑它的真实性，但毋庸置疑，它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难道这对传统主义来说不是最高的指导资源吗？因此，归根到底，这些观念对我们而言究竟怎么不真实了？
很少有人有勇气或“诚实”（用施派的术语说）去面对另一种选择，而是满足于艾伦·布鲁姆尖刻地称之为“有着幸福结局的虚无主义”。面对这种普遍的割裂和虚伪，我们或许应该感谢上帝，因为生活在尼采式的民众之中（hoi polloi）是极为不便的。
但更好的路径无疑是理解我们的权利和义务的真正基础。这可行吗？
将政体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一个问题是，即使在诸多最好的“实质”中，理性也不总是决定性的。那么，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如何将对它坚定而准确的信念融入到公众意识中呢？在书中的另一个主要哲学段落中，韦斯特分析了先贤们关于自然权利存在的三个核心论证：上帝、“道德感”或良心，以及“事物的自然合理性”（natural fitness of things）。从理性上讲，韦斯特认为他们的前两个论证在理性上不能令人满意。也就是说，它并非必然不正确，但也不能用它们本身的术语进行理性的验证。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格言——即我们应该“在物质性质允许的范围内寻求每一个属（genus）的精准度”——进行推理，韦斯特认为第三个论证是完全理性的，但又过于抽象而无法说服大众。佛罗伦萨的伟大仰慕者约翰·亚当斯，或许会同意马基雅维利的这句话，“审慎之人知道，许多美德（goods）就其本身而言没有太多的理由可言，因此难以服众。”求助于上帝和良心是必要的，即便在理性上不能让哲学家满意。但哲学家单单依靠自然就能满足，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其他人。在任何情况下，国父们都以明确的信念支持所有三个论证。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在讨论的段落中，韦斯特（无意）违反了他自己对建国者思想进行评估的限制。这是为何？我认为韦斯特对此书的雄心远大于他公开的表达。例如，他不动声色地为解决古今自然权利的真正区别这一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并发现国父们的观念与古代自然权利的概念并没有相差太远。国父们与古人一致认为，智慧和美德是最公正的统治资格。他们还都认为，这些品质通常过于短缺，而人们总是试图忽视它们，好像它们供应太多。因此，更安全的办法是为智者的绝对统治找一个理性的替代品。
该书中还穿插着其他诸如此类的判断，而大部分留待读者本人去解读。
从各种意义上说，《美国建国的政治理论》不是一本提纲挈领之作。韦斯特希望我们自己去思考问题，而不是告诉我们做什么。第三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我们能复兴这一切吗？
一个自然权利的共和国曾经建立的事实，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因此或可再做一次。然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个概念是被嘲笑的（在极少的情况下，它甚至被娱乐化）——仿佛两个世纪以来，天空、太阳、元素以及人类在运动、秩序和力量上发生了变化。因此，人们必须克服的第一个障碍便是对“时代变了”的普遍执念，或者是认为国父们的观念不再行之有效，乃至认为这些观念一开始就没成功。
还面临其他同样强大的不利因素。建国先贤所坚持的限制（limits），对制衡任何正当的政府来说都是必要的，因为这些限制阻碍了左派的许多目标，因此也被谴责和忽视。奴隶制这个残酷的事实——尽管自文明之初就已存在，而且它在西方被废除是建国先贤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的直接结果——这个事实是一个大棒，不仅可以摧毁美国的缔造者，也可以粉碎他们的崇拜者。如果你认为国父们的观点比当前的疯狂更为明智，那么你——就和他们一样——成为“种族主义者”，话题中止、不再讨论，直接把你送进监狱。
然而，只要自然存在，那么疯狂最终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的限制。“对正义的渴望”将迫使它改变，是好是坏仍有待观察，并部分地取决于谁在影响变革中占据上风。但我们可以肯定，正派的普通人不会一直容忍被视为罪犯，更糟的是——好像他们生活在自己出生、热爱和信仰的国家里，不知怎得就突然变成一种公然的侮辱和内在的邪恶。然而，渴望收获公正的果实，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建国者的政治思想提供了这一点。我们应为这样的事实振奋，即治疗困扰我们疾病的方法是可行的，而且多亏了韦斯特对它做了充分的解释。
当然这并不能免除我们艰苦奋斗的必要性或义务，没有这些，改善——更不用说恢复——是不可能的。在执行这项伟大的任务时，我们不能假定建国者的观点会为我们今天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只有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才可能找到解决今天问题的办法。韦斯特本人多次提请人们注意，建国时期与我们这个时代之间存在差异，并强调不可能将他们的解决方案应用于我们的问题。在其他的困难中，“物质”已经经历了数十年“根本性的转变”。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国家中那些完全不同的、不统一的、不信教的、被惯坏的和过度监管的部分，是否有能力能按照建国者的观念来自我治理。
这篇评论的读者不禁要问到第四个问题，我会声明并回答这个问题：这与特朗普有什么关系？一个机灵但并不虚伪的回答是，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总是与政体有关。不过特朗普的例子比以往更突出。
他没有明确抱着复兴国父的愿景去参选，也没有统治经验。然而，与所有最近的前任们不同，他也没有滥用自然权利的语言去为不符合、甚至完全反对这一愿景的政策辩护。
当然，与建国者一样，特朗普正努力解决他这个时代的危机。特朗普最终砸碎了“联合主义”（fusionism）的“三腿凳”，并用能解决当今问题的三个支柱取而代之。特朗普的核心关切——移民、贸易和外交政策，使他更接近建国者，而非两党统一的意见。
特朗普的这三腿凳，不仅满足了我们时代的紧迫需要，还具有原始版本缺乏的基本连通性。因为，与总统的左翼敌人和“倒川人士”（NeverTrump enablers）相反，特朗普有一套政治理论——至少是含蓄的或下意识的——而且他的理论更接近开国元勋，而不是晚近的政治家。人们可以听到质疑的窃笑，“难道把‘特朗普’和‘政治理论’放在一句话里，真得没有反讽意味吗？”
那些能够超越嘲笑的人不妨考虑一下，建国者政治理论的三大柱石是同意（社会契约）、对平等自然权利的保护（政府唯一的正当职能）、以及“安全与幸福”。这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换言之，即保护人民不受国内外危险影响，使他们能够自由、快乐地享受平等的自然权利。
特朗普的议程与上述三目标一致。他坚持认为，只有全体人民的同意才能使移民合法化，而且，法律和规章的合法化也是如此。他明白，在全球化经济下，美国人的财产权不可能经受得住来自国外的掠夺性贸易行为。他本能地认为，对所有国家“独立而平等”的自然要求，需要对美国庞大又野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进行根本的调整。他同样在边境、贸易关系和基层社区这三个方面主张坚决执法，以保护人民的安全与幸福。
更重要的是，与我们的精英不同，特朗普发自内心地理解，生命比死亡更好，任何共同体——尤其是政治共同体——的生存，都取决于领袖为其成员挺身而出的意愿。人们不需要求助于自然权利就能理解这一点，尽管这种自然冲动是自然权利的根源之一。
所有这些不仅与一种关于政府应如何运作的更古老、更好、更真实的理解相一致，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从某些层面上，前进的道路就是回归过去。特朗普在政治上的所为——为恢复、进步和回归打开了一扇窗——韦斯特在哲学上完成了这点。
时机已经晚了，成功也不确定——就像当年美国的建国者一样，他们把自己的生命、财富和神圣的荣誉都奉献给了一个刚刚开始的危险事业。韦斯特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第一个建立城邦的人，是伟大的善的源泉”（the first one who founded acity was the cause of great goods）。美国的缔造者是美利坚民族最伟大的善的根源。我们的伟大任务不仅是要与他们的勇气相匹配，还要与他们的智慧和审慎相匹配，唯有如此，方可复兴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不会使美国的荣耀永远熄灭下去。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