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必须像“女人”：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商人妇形象
《商人妇》的作者许地山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有许多“南洋”“商人妇”的形象，而直接以“商人妇”为名的小说在许地山的作品中早有出现。中国早期过番“南洋”者有一大批通过经商做买卖发了洋财的男子，撇弃“唐山”的原配夫人而另娶“南洋”土女，于是“商人妇”便有了“唐妇”与“番婆”之区分，而对于此两种女性的形象塑造，往往夹带了父权与男权共谋逼视的眼光。
许地山的《商人妇》写女主人公惜官因丈夫过番“南洋”做生意十年不归，于是千里寻夫，不料丈夫在新加坡发财另娶“番婆”为妻，糊里糊涂中又被丈夫卖给一印度男子作妾，经过几番命运跌转谋得人身自由后却重新愚忠地踏上了寻找丈夫的旅程。惜官仿佛是一个承负苦难的伟大的“地母”，以宽怀的仁厚之心去接纳、涵容男子带给她的所有灾殃与不幸。丈夫赌钱输尽、借钱无方准备“过番”（闽人说到“南洋”为过番）之际，惜官“想不出什么合式的话来安慰他；更不能想出什么话来责备他”，只嗫嚅地说道“以后可不要再耍钱，要知道赌钱……”，紧接着二话不说又开始“为他摒挡一切应用的东西，又拿了一对玉手镯教他到厦门兑来做盘费”。当过“南洋”被丈夫卖与印度男子作妾后，也只是本能恸哭了几声却没有作任何激烈的行动抗争，为此惜官向文本的第三叙述人作了以下隐忍的回述：
先生，你听到这里必定要疑我为什么不死。唉！我当时也有这样的思想，但是他们守着我好像囚犯一样，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人在我身旁。久而久之，我底激烈的情绪过了，不但不愿死，而且要留着这条命往前瞧瞧我底命运到底是怎样的。
尔后惜官被迫嫁到印度后又对隔壁的小寡妇施以博大哀怜的同情与周济，印度男子死后，惜官本来打算按本分依印度风俗一百三十日后随便改嫁，却因其他妻妾的财产继承与嫉妒纠缠不得不选择息事宁人地逃离，惜官对财产的继承没有丝毫贪心的欲念，表现了其清白无邪的淳厚良心，逃亡时因念及自己与印度丈夫所生之子日后恐遭别人的折磨，遂毅然决然背负小孩冒着九死一生的累赘风险脱离虎口，显现了其母性情怀慈悲的伟大。直至后期获得人身自由并有了生活保障，还始终不相信自己的被卖是丈夫阴谋所为而继续过洋重觅亲夫。当叙述者感叹惜官的命实在太惨苦时，惜官却道出了她宽忍为怀的“地母”生活哲学：
先生啊，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底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我换一句话说：眼前所遇底都是困苦；过去，未来底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昨天我对你诉说自己境遇底时候，你听了觉得很苦，因为我把从前的情形陈说出来，罗列在你眼前，教你感得那是现在的事；若是我自己想起来，久别，被卖，逃亡，等等事情都有快乐在内。所以你不必为我叹息，要把眼前的事看开才好。
文本的隐含作者也对惜官的慈忍精神报以了惊佩的肯认，这明显浸渍了许地山消极佛学思想的宿命理念元素，从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灵魂高度博爱且宽忍的“商人妇”伟大形象，这种“地母”式的女性包容形象十分“光荣”地契合了男性对女性的文化潜抑要求，同时却戕杀了女性“自为”命运的生气勃发之主动“心能”。
南洋风光
同样“南洋”“弃妇”的故事，在司马文森《南洋淘金记》的小说世界里近乎复制性原装上演，而表现形式却有所不同。小说女性人物红绢闻知新婚不久即抛撇结发妻“下南洋”的丈夫小萍六、七年后在“南洋”开铺子、讨番婆，一时气愤不过便追随同乡文伯前去探夫，红绢不像《商人妇》中的惜官那样随顺隐忍，而是为自己的女性遭际命运正义起声，且义正词严，结果遭至潜文本隐含作者的封杀性讪笑，而隐含作者的评价语声则通过作者肯认的一个厚道老者人物形象——文伯来代言，我们且看下面红绢与文伯的会话性精神较量：
红绢继续诉苦道：“……他们批评我不该自作主意，要去也得先写封信去，我才不会这样傻，叫他知道了好同那番鬼婆设计害我”。文伯同情地点着头，却还说：“不要把小萍想的那样坏，他还是一个好青年。”红绢气愤道：“好青年，哼，好青年会把结婚三个月的结发妻丢掉，自己又在外面讨女人”，文伯道：“其实他也有困难……”，红绢睁大眼睛发恨道：“就为了几个钱他把自己卖给那臭女人！”说着，她又伤心地哭起来了。“他忘了夫妻情义。”文伯道：“这又不止他一个，过了番，在山顶做小买卖的青年，哪个不讨个番婆。既到了这一个地方，就不能把事情看得那样认真。”红绢却叫道：“我可不行，我们见面后，一定要和他弄个一清二楚，要我还是要她，打死人我也不怕！”文伯道：“话可不能这样说，你得替小萍处境想一想。”红绢道：“他又为什么不替我想想呢？”文伯答不出来了，摇摇头，叹了口气：“唉！”。
这通对话显见了红绢的女性主体权益捍卫意识及文伯所代表的男权道德文化秩序的被动“失语”，对话以文伯的理屈词穷告终，然而文本却张扬了红娟得理不饶人的戾气倾向并施以了“男性正义”经验化身形象——老者文伯一腔理解式的同情。“正义”本在红绢一边，却因其“正义”表达的方式过激而丧失了“正义”的文本感染力，同样地，“正义”本不在文伯一边，却因其厚道体人的表达赢得了情感正义的“凯旋”，女性的天然主权吁请因不符合男权为之所设置的“闺范”而遭遇合法性危机。尔后红绢在“南洋”见到丈夫小萍，作者司马文森构置了一个与许地山《商人妇》近乎如出一辙的情节剧。《商人妇》中以女主角惜官的口吻自述道：
我丈夫回头问我说：“惜官，你要来底时候，为什么不预先通知一声？是谁叫你来底？”，我以为他见我以后必定要对我说些温存的话，哪里想到把把我诘问起来！当时我把不平的情绪压下，陪笑回答说：“唉，荫歌，你岂不知道我不会写字么？咱们乡下那位写信底旺师常常给人家写别字，甚至把意思弄错了；因为这样，所以不敢央求他替我写。我又是决意要来找你底，不论迟早，总得动身，又何必多费这番工夫？你不曾说过五六年后若不回去，我就可以来吗？”我丈夫说：“吓！你自己倒会出主意。”他说完，就横横地走进屋里。
而《南洋淘金记》则以小说男性人物王彬转述了红绢与丈夫小萍的“会晤”情状：
王彬说：“……他们在文伯店里一见了面，就吵起来了，男的问她为什么不预先通知一声，却自作主张过来。红绢哭着说：你这没良心的汉子，离了我不上三年，发了财，就在外面讨起小老婆来。遗弃了结发妻，害得我多苦呀。见了面没句好话说，倒先骂起我来。想不到她的丈夫叫她原船回去，他说她的事情只要她答应回去了，才有得说，她自然不肯，这样他们一闹就叫成条街的人都知道。”
紧而作者借王彬之口作了以下评述：“他要求红绢回去，等到那一天，他有了钱，他们夫妇就可以重新团圆了，但你想，红绢肯听这些话吗，这个女人，也不是容易对付的，她自然要哭闹了，这一来，事情就大了”。两相比较，惜官对丈夫林荫乔百依百顺且逆来顺受，这种“地母”式的纯厚品格受到作者的理解与钦赏，而红绢不愿做男权文化期待的“地母”，结果遭到文本处理中对“恶女”不宽厚“意气用事”的隐性抨击，其中人物王彬所言：“这个女人，也不是容易对付的”明显隐含了对红绢作为一个非“地母”女人的敌意与鄙夷。对于“见弃”的不幸命运，惜官与红绢对应地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反思品性。同是被男人无端抛弃，惜官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没有过错，自己没有过错并不反向盘诘男方有无错失而只说：“我听他所说底话，简直和十年前是两个人。我也不明白其中底缘故：是嫌我年长色衰呢，我觉得比那马来妇人还俊得多；是嫌我德行不好呢，我嫁他那么多年，事事承顺他，从不曾做过越出范围的事。荫哥给我这个闷葫芦，到现在我还猜不透”，以致后期被丈夫所卖逃出虎口后还对其丈夫抱有愚忠的幻想：“我要知道卖我底到底是谁。我很相信荫哥必不忍做这事”，“但愿荫哥底心肠不要像自然界底现象变更得那么慢；但愿他回心转意地接纳我”，所有总总，表达的都是惜官对她男人从一而终的无悔痴情以及和大地一样仁善宽良的淑德，作者不去指摘惜官近乎固执的愚蒙生活实践，却对她坚忍执著的生命韧力和仁性赋予近乎神性的圣美光辉。相对于惜官“地母”的忍、韧、仁，红绢却高扬起女人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是一个“女人”的醒觉意识：
那红绢眼红红的，一看见大家的面就放声哭起来道：“大家都是同乡，给我作作主呀！”文伯却安慰道：“有事情慢慢商量，尽哭有什么用！”她说：“我辛辛苦苦，漂洋过海，来的是为什么呀。你想，他竟敢这样打算，说想给我几个钱叫我走路。我问他叫我走到哪儿去？他说：装傻什么，回家去！我说可没有这样便宜的买卖，钱我要来做什么，我要的是人，人，人，人！……”，她越说越兴奋，一抹鼻涕，一把眼泪，叫门外的人也挤过来看热闹了。可是，文伯把他们劝走了：“一点人家私事”。一面又劝她不要这样大声，闹出去不好听，红绢反抗着叫道：“他用这手段对付我，我还替他保存面子做什么，我的理由充分，在家乡没卖过身，偷过汉子，犯了家规，他有什么理由休我，叫大家评评看，叫人评评看呀！”。
红绢不愿做丈夫小萍（扩而言之是整个男权象征性秩序）的驯顺“地母”，她发出了一个“人”的声音，同时又发出了一个女人之为女人的“女人”的声音，她拒绝“地母”牌坊式荣誉的诱惑，喊出了多年被父权、男权共谋垄断的女人真正的价值“义理”，将妇女“沉默集团”的性别意识高调彰显，然而正因为有了“去地母化”的精神姿态，文本才设置了“有事情慢慢商量，尽哭有什么用”“不要这样大声，闹出去不好听”等来自“第一性”文化秩序的“围追堵截”，最后红绢并没有如期、如意地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全部应然的“身价”与“心价”，作者以“阴 茎中心主义”同谋者的身份，通过设置红绢最终误入歧途的“无出路”结局对红绢“去地母化”的女性主权行为及意识施行了男权“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替代性“正义”惩罚，于是作为女人的“商人妇”开始陷沦永远的万劫不“妇”。
一言以蔽之，在“商人妇”的“南洋“女性形象序列里，男性作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显露了其“男权”色彩的文化霸道，在他们利益想象的心目镜城中，一个“标准女性”应该是一位“大地母亲”，是一个“好女人”，一个甘于奉献和牺牲的无名“贤内助”，而对于“标准女性”的所有规定性，“在一个永恒的或隐秘的角落中，男人、男性仍拥有永恒的评判权与选择权，有着他们恒定的关于'标准女性’想象。于是，一个女人必须'像女人’，具有充裕的'女性气质’，她才可能赢得一个男人的赞美、青睐和爱；惟有男性的爱、青睐与选择，女人才能实现她女性生命的价值。只有男人赞美的目光，才是唯一的、绝对的妇性之镜”，反之便会遭到“父权”与“男权”象征秩序共谋联手的文化围剿与文化屠戮，“商人妇”之惜官与红绢的两极命运世界例证了“男权主义”威权的无远弗届。
南洋商人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