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有多智慧？一句话让世界认识中国，一个动作反击美记者侮辱
外交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重中之重，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这种情况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少见的。新中国的外交原则是广交朋友，只要愿意与我们平等交往的国家都可以成为新中国的朋友，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在大家的印象里，外交是一项颇具绅士风度的工作，外交人员穿西装打领带，还有很多特权，穿梭于各国政要和显贵人物之间，既洋气又优雅，可以说是最具国际化色彩的政府部门，令无数青年学子为之神往。
然而，对于以周总理为首的新中国外交人员来说，不仅要面对西方国家和媒体的敌意，还要消除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误解，工作的艰巨性和困难性并不亚于战场上的拼杀。
一、别了，美国
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更亲近苏联集团的外交政策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实不然，在全国解放的前夕，曾经有过与美国发展进一步外交关系的可能性。毛主席的名作《别了，司徒雷登》，背景就是中共与美国的第一次外交接触。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南京解放在即，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大使馆也随之南迁，唯独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留了下来，希望能与中共进行面对面的接触。
司徒雷登不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与现代那些作为政治捐款回报的美国大使也有很大不同。他生在中国，居住了50多年才回到美国，还创办了北京大学的前身燕京大学，不但汉语功底深厚，对中国社会也有着非常细致的了解。
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新政府要想得到国际承认，最重要的是继承前任政府的国际条约和债务，北洋政府就是接下了清朝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和外债，才很快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的。
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大使，抱的就是这个心思，只要中共承认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的各项条约，美国可以考虑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至于国民政府的态度，不在美国人的考虑范围内，看看这些天的阿富汗局势，美国人对“老朋友”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
可惜，司徒雷登大使的心愿注定不可能成功，因为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的条约别说中共，连正常国家都不可能同意，其中最典型的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从表面上看，中美两国都有权力在对方国土上享受同等的通商和航行自由，似乎是完全平等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个条约类似于乞丐与亿万富翁约好分享各自的全部收入一样，实质上的不平等令人发指。
那时候的中国是一个纯粹农业国，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完全向美国开放市场后，廉价的美国工业品和农产品潮水般涌入，必然会挤垮孱弱的民族工业，连农业都保不住，无数农民要么破产，要么改种美国人需要的某种作物，类似于今天的墨西哥，沦为美国经济的附庸。
另一方面，美国军舰和商船可以任意在中国水域航行，等同于在美国国内。当然，按照条约中国船只也有同等的权利，可国民政府的军舰连西太平洋都出不去，又遑论去美国享受这个权利？
总之，《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只有蒋介石政府敢签，被美军占领的战败国日本会签，但英国不敢签，法国不敢签，但凡有点主权意识的国家都不敢签。
代表美国签署这份条约的外交官正是司徒雷登，他现在又想要中共继承这份条约，作为与美国建交的前提。所以，我们只好说，别了，司徒雷登，中国人民不吃这一套。
二、一战立国
美国人的妄想破灭后，开始全方位封堵新中国，在外交上孤立，积极在中国周边部署军事力量，扶植蒋介石政权，表现出对新中国极大的敌意。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选择苏联集团作为最主要外交伙伴是非常自然的，实际上也是迫不得已。
慑于美国的威胁，其他西方国家虽然不敢承认新中国，但私下里并没有完全中断与新中国的经贸关系，尤其是英国为了确保其在香港的利益，很快与新中国展开贸易，甚至想出售大批过剩军舰，以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把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既侵犯了中国主权，又让中国人民体验到了美国的军事威胁。当年10月，新中国派遣志愿军出兵朝鲜，根本目的是保家卫国，不让美国人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家园。
全世界都以为会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西方国家看志愿军，跟我们现在看某些非洲国家一样，中国人也会打仗？中国人打不过日本人，日本人又打不过美国人，差好几个档次呢。
出乎东西方所有人的意料，志愿军打赢了，把战线固定在三八线，美国人除了没有动用原子弹外，什么办法都用上了，第一次被迫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签定上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为新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中国人再也不是“东亚病夫”，没有国家再敢用军事手段来推翻新中国，说这是立国之战一点不夸张。
苏联由此开始对新中国进行大规模援助，撤掉大连驻军，希望中国能成为对抗西方的有力助手。而无论西方人是否喜欢，他们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已是一个军事大国。美国后来在越南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新中国的军事威慑，因为美国没有勇气再次与中国进行战争。
不过，在西方政府和媒体的渲染下，新中国被他们称为好战分子，居然敢和十六国联合国军开战。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绝大部分世界舆论，这种敌视和偏见给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力。
三、外交突围
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二战后，亚非拉国家纷纷从欧洲独立出来，他们既渴望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政策，同时又受到西方国家的羁绊。
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尼的万隆召开。一些亚非国家的外交官和政府高层接受的都是西方教育，又偏听偏信西方媒体的报道，不但不了解新中国，还在会上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认为中国有威胁性，连使用的口吻都与西方国家非常相似。
而周总理没有直接予以反驳，抛开原来的发言稿，讲的一番话让人振聋发聩：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
在当时的不少亚非国家眼里，新中国既然能打败美国，自然应该是一个与美国差不多的强国，会欺压弱小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周边国家。西方国家不都是这样吗？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正是西方国家的行事标准。
周总理的这番讲话使亚非国家感受到的，不是西方那种高高在上，而是平等相待的真诚与温和。随后，新中国对领土争端的处理方式也让很多国家耳目一新，既考虑历史因素，又照顾现状，在双方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实现了争端的和平解决。
通过万隆会议，亚非国家看到了一个爱好和平、一个有实力却不会“以实力跟你说话”的大国。新中国圆满地实现了外交突围，与很多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使自己的声音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广大亚非拉国家通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外交人员，相信新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是西方国家和媒体对新中国充满着傲慢与污蔑，他们的报道已经严重偏离了事实。
今天的中国人终于对西方媒体的造谣抹黑，以及“阴间滤镜”等伎俩都有了清醒的认识，但西方媒体仍然通过雄厚资本把持着国际话语权，并把自己包装成“中立、客观”的代表，对世界各国民众有着很强的迷惑力。
事实上，西方媒体从来都不是“中立、客观”的，大部分报道都带有预设立场，或者通过有色眼镜居高临下审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就没少遇到这种事情。
四、反击傲慢
50年代的一次外事活动中，一名美国记者见周总理的桌上摆着一支派克钢笔，便故意问道，总理先生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说实话，那时的中国工业远不如美国，产品质量比不过美国是完全正常的。可美国记者如此发问，摆明是想让周总理难堪。
新中国提倡独立自主发展工业，总理却还在用美国钢笔，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人对自己的工业品没有信心？独立自主自然也是骗人的。无论周总理承认还是否认这个问题，都会落入他设下的陷阱之中。
周总理不慌不忙地回答，这支钢笔是一位朝鲜友人送的，是战场上的战利品，我觉得比较有纪念意义才留下。一句话提醒美国记者，你们在战场上输了，没什么可骄傲的，同时又避开了语言陷阱，使美国记者无计可施。
这位美国记者肯定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的美国到处都是中国工业品，离开中国制造，美国人连生活都无法继续下去。贸易战开打后，，中国商品就算涨了价，美国人也照样得买，而且越买越多。
其实这位以派克钢笔为傲的美国记者还算是温和，接下来这位则是在故意找茬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一个美国记者主动向周总理伸出了手，虽然不认识，周总理仍出于礼貌与他握了手。
没想到，这个家伙握完手居然大声说，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他掏出手帕用力擦了擦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个举动分明是一种侮辱，他敢对斯大林或赫鲁晓夫这样做吗？不怕克格勃让他“被自杀”？
周总理微微皱了下眉，那个记者的下作超出了中国人认识范围，周围有好多人正看着，不反击的话便要吞下这个哑巴亏。周总理也掏出手帕，在手上擦了几下后，扔进墙角边的痰盂，一边还说，这块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周总理的处理方式实在高明。
这是一种对等反击，既不能示弱吃亏，又不过度反击，给人留下仗势欺人的恶感。周总理身居高位，面对一个普通记者的挑衅，无论是指责，还是要求他道歉，都有失风度，反而有损形象。
这起小小的握手事件，根子还在美国政府官员身上，当时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个反共专家，参加日内瓦会议前曾放话说，不会讨论中国提出的任何建议，不会与中方任何代表握手。外界这才传闻杜勒斯拒绝与中方代表团长周恩来握手。
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除了会场外，杜勒斯尽量避免与周总理出现在同一场合，这样就不需要见面握手。拒绝对方握手是一种很大的外交羞辱，杜勒斯虽然傲慢，但还不至于沦落到19世纪殖民官员的水平。
正因为有这样一出，那个美国记者才会故意挑衅，如果周总理发怒或漠视的话，他都会有新的题材可写，把新中国的总理好好骂上一通。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叫碰瓷和炒作，美国人深谙此道。
杜勒斯在会场上搅合一通后便提前回国了，只留下副国务卿史密斯。这位史密斯对反共兴趣不大，至少是一名有礼貌的外交官，在一次休息期间，周总理恰好路过他身边，向他伸出了手。
史密斯急中生智，赶紧把原本左手拿着的咖啡杯换到右手，这样就有合适的理由避开握手，然后用胳膊碰了碰周总理的胳膊，然后大声赞美中国古老美丽的文化、景色和瓷器。
史密斯利用自己的机智，既保持了对周总理的礼貌和友好，又没有触犯杜勒斯的禁令，不愧是一位成熟的外交家。相比之下，杜勒斯则显得小家子气，战场上讨不到面子，便私下做些小动作，美国人向来如此，处处透着一股傲慢之气。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时，还没有从舷梯上下来，便远远地向周总理伸出了手，以弥补杜勒斯当年的失礼，中美两只巨手终于握在了一起。美国人和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幕，没有人说尼克松是在献媚，反而认为他具有大国领袖的风范。
周总理凭借超凡的个人魅力，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新中国开辟了十分有利的外交环境。新中国获得安理国五常席位，并在国际组织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都离不开当年周总理打下的良好基础。
周总理不但赢得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赞誉，还折服了不少西方外交官。曾有一位欧洲的外交官说，我一如既往地不相信共产主义，但我相信这个人（周恩来）。
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联合国连续七天下半旗致哀，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规格。很多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也表示了哀悼，可见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已经超越了国界和意识形态的分歧。
五、战斗远未结束
从周总理这几次与美国记者的不愉快经历可以看出，我们与西方媒体的斗争早就开始了，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有可能变成战场。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被占有资本和舆论优势的西方媒体占据上风。
七十年前的一个美国记者都敢主动去羞辱另一个国家的总理兼外交部长，称对方是“好战者”，可想而知他们写出的文章会带有多大的偏见，西方记者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又有多么不择手段。
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政府对媒体的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认为国内强烈的反战情绪就是因为有媒体在推波助澜，才最终导致美国不得不放弃对越南的干涉。
此后，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媒体的管理，尤其是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让媒体与军方深度绑定，所有稿件需要通过军方审查才准予报道，使媒体成为国家和军方政策的助推器。
从去年至今的抗疫成果，以及最新的阿富汗局势来看，西方媒体已经与政府高度契合，无视人类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准则，不遗余力地抹黑中国，为西方唱赞歌，成为西方对外宣传战的一部分。“中立、客观”只是他们歪曲事实，或用自身价值观胡乱解读的借口而已。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和社交软件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宣传战的威力也越来越大，足以对一个国家造成严重破坏，使整个民族陷入沉沦，乌克兰、叙利亚都证明了这一点，可见这场战斗还远未结束。
幸运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们取得的成就已经不是靠“阴间滤镜”可以抹杀的，中国人民越来越自信，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美好。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伟大的周恩来总理！
参考资料：《新中国外交简史》、《周恩来万隆会议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