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慧珠谈言菊朋
京剧舞台上须生言菊朋这一流派，绝唱歌坛已有十多年了。可是，言菊朋醇厚甜美的歌喉，准确清爽的字音，摇曳生姿的唱腔，还是使人不能忘却。最近，言派戏重上舞台，言菊朋的长子言少朋在北京演出了《卧龙吊孝》；由是想到，言菊朋的次女言慧珠也以反串言派名剧《让徐州》著名，记者请她谈谈这位前辈艺人的生平事迹和他的艺术创造。
早期的艺术生活 言慧珠说：“十六年前，父亲以衰暮之年，在北京三庆园演出了全部‘叹皇陵、二进宫、大保国’之后，就一病不起了。他在弥留中，虽还念念不忘他那精心琢磨的言腔，但对京剧艺术的前途不敢抱有任何幻想，内心是非常愤懑和痛苦的。他怎么会想到：今天，在百花齐放的艺术园地里，他的这株枯树会得枝叶重生的呢？”作为一个演员，一个言家的后代，言慧珠那种悲喜交集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就从言菊朋的早期艺术生活谈起。
言慧珠说：“我们是蒙族人，世代当着满清王朝的武官，所以，祖父就把父亲送到陆军贵胄学堂去念书。可是，他从小喜爱的是‘西皮’和‘二簧’，以致连陆军学堂里那套戎装打扮都不大理会得清楚，穿得很不整齐，因此同学们都叫他‘邋遢兵’。他也毫不在意。学堂毕业后，他在蒙藏院得到了一个小差使，月薪三十块钱，要养活祖母、母亲、姊姊、大哥少朋和我五口人，是够呛的了。可是，他还要挤出钱来听戏。只要谭鑫培老板上台，即使刮风下雪，他也脚踏钉鞋，手拿一把油布大伞，上戏院子买张最便宜的票子，靠着大墙坐下，去过他的戏瘾。” 言慧珠的话，为我勾画出了言菊朋青年时期那股爱好艺术的精神。
千方百计学谭派戏 “他后来认识了谭鑫培吗？”记者问。
“不，他始终不曾受到过谭老先生的亲炙，虽不认识他，但他却千方百计地认识了谭氏的左右手——唱花脸的钱金福和唱武丑的王长林两位前辈。从他们口中抄录了谭氏的剧本和学得了谭氏的身段。后来，他又向熟谙谭派唱腔的著名琴票陈彦衡讨教，尽得谭氏的发声方法和如何运腔的妙处；同时，他又和谭氏合作最久的杨小楼和王瑶卿结交，希图从他们那里得到片言只词来增加他自己对谭派戏的理解；总之，凡是对他学谭有利的事情，他总不辞劳苦，全力以赴——这样，谭派名票言菊朋的声誉也就在北京京剧界渐渐传开了。” 票友“下海”的经过 “他后来怎么会从一个票友而成为职业演员的？” “那就要说到梅兰芳先生第二次到上海来演出的事了。那一年，王凤卿因病不能南来，北京有位名士想邀我父亲去协助梅先生的演出，言明月俸三千块钱，比他的月薪卅元要大一百倍。我父亲为此踟蹰了好久。因为，那时候一个所谓宦家子弟下海唱戏是件很难想象的事；况且，当时正传闻他要升科长，他怎么肯丢弃这个机会呢？后来，幸亏那人和我父亲的上司相熟，说可以设法代他请假两月，保证唱戏回来后官复原职。于是，我父亲也就欣然上路了。你看，‘下海’唱戏，这有多难，而当时的官场又是多么的好笑啊！”
言菊朋在上海初次演出的两个月当中，除了跟梅兰芳合演《探母》、《汾河湾》等戏外，也演出了谭派应工的《卖马》、《骂曹》、《战太平》等剧，观众对他的评价很好。言慧珠说：“正当我父亲演得高兴的时候，衙门里就给他撤了差了。原来，我父亲的上司调了差使，那时连这三十块钱一月的职位也是颇难觅得的，那个新上任的上司就乐得借‘请假唱戏，成何体统’的名义把他裁掉，换上了他的亲戚……” 精力最饱满的时期 “于是，我父亲因差使被撤，就不得不‘下海’唱戏。”言慧珠笑着说：“这是他一生精力最为饱满，信心最强，也是最为用功的时期；他一心想：继承谭鑫培，做一个好演员，谁知道，就是这样一个朴实合理的要求，在那时候就有多大困难，要受多少磨难！” 如果把言慧珠的话和言菊朋早年灌制的唱片如《文昭关》、《奇冤报》、《法场换子》等相对照，可以更鲜明的看出：这段时间，确是言菊朋精力最为旺盛，也是摹拟谭派最为神似的期间。
调嗓练功更勤 “享了大名之后，他更勤奋了。”言慧珠接着说：“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恍如在我眼前：在我北京的老家里，灯下，我在温功课，父亲就在天井里调嗓练功。在风雨如晦的日子，我只要听见父亲站在檐下，高唱‘一轮明月照窗下，陈宫心中乱如麻……’时，透过他那凄凉苍劲的歌声，我仿佛感觉得到有人对天浩叹。” 深夜犹在练打鼓 “有时，”她满怀感喟地说：“我一觉醒来，蒙胧中看见一个身扎大靠领下长须的人，站在床前对我说：‘唉，这孩子睡觉不知道关灯，真太阔气了！’原来，父亲还没有睡，正在练《定军山》哩！估计这时间总在深夜两点多钟。有时，我也常被一阵急风骤雨般的鼓声惊醒，原来他在练《打鼓骂曹》中的‘渔阳三挝’，他常说，他的手腕没力，只有勤练，才能弥补这个缺陷。”言菊朋的“击鼓”，素被评为一绝，听了言慧珠的话，才知道，还是得之于勤学苦练。
言慧珠说，言菊朋常和王瑶卿先生研究曲调，吸收旦角的唱腔。她的话使我领会到：为什么言腔能在苍劲之中兼有妩媚和缠绵的感情，而在一气呵成之中又有深婉不迫之趣的道理。在那个时候，他的唱腔，比之余叔岩仿佛要刚中见柔些，比之马连良又似乎要柔中见刚些。
喜听刘宝全的大鼓 “我父亲还常带着我们兄妹们到什刹海去玩，那里集中了北京的各种小杂耍和家常面点。”言慧珠的眼里浮现出了回忆童年生活的喜悦：“我们常去听刘宝全的《长坂坡》等，听完了，就在小摊上吃碗面或是豆腐花，可是，父亲是另有用意的，他常说：刘宝全的玩意儿里边有谭鑫培、杨小楼的东西；有一次，我们听了刘宝全的《大西厢》回来，他不住哼着‘二八的俏佳人，她懒梳妆……’的调子，他喜欢刘宝全嘹亮圆转的歌喉，和他那种似在板上而又不似在板上自然而又动听的曲调。后来，在他创造的言腔中，也常可以听到这种内行叫做‘耍板’的东西，很有味道。” 似唱像白似白像唱 “适才离了汾河境，一马儿来——在柳家村……”言慧珠哼了《汾河湾》中薛仁贵出场的这段快板，在“来——在”之间，清楚地听到了一个溜圆如丸的转折，非常好听。她这一唱，使我想到在言派唱腔中，特别是“摇板”，那种似有规矩而又不为规矩所限，似乎是“唱”又像是“白”，似乎是“白”又像是“唱”的例子是数见不鲜的。例如，在《清官册》寇准上朝的这段“摇板”，当他唱到“有才不在官大小，无才你们枉受爵禄恩”时，说它是唱罢，却又明白如话，说它是白罢，那音色之美则又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谈到这里，言菊朋那种刻意摹谭，但又不为谭派所限，善于吸收其他流派，甚至别个剧种的创作方法，使我印象很深。
爱好读诗种花 “我父亲在文化生活方面的兴趣也是很广泛的。”言慧珠说：“他喜欢唐诗，他的那出《吞吴恨》就是根据杜甫《八阵图》中‘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诗意改写的；他受古文学的熏染很深，喜欢在报上写点剧评，在《卧龙吊孝》中，那篇诸葛亮的祭文就是他自己执笔的。他喜欢种花，特别喜欢梅、兰、竹、菊，这种爱好；使他的唱腔敷上了一层雅致素淡的色彩……” （四） 言菊朋早期艺术生活中勤练成名的故事，听来是很令人兴奋的；但他晚年时期的遭遇和磨折，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感叹。
“我父亲在四十岁以后，由于体力日衰，就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改走精致纤巧、讲究韵味的路子，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可是，却引起了北京一些京剧保守派的非议，他们认为：言菊朋既学的谭派，就只能作谭派的孤臣孽子，不能有所改革，他们就把言腔斥为怪腔，口诛笔伐，不肯罢休……”言慧珠说到这里，再也不愿讲下去了。
“我父亲个性耿直，不善交际，一生就没拜过一个老头子，所以就很少有人请他出去演戏，这也是原因之一。”言慧珠接着说：“从前，好角儿是夏天和冬天不唱的，可怜我父亲就连这种日子都不大挨得到，时常，在腊月尾边我父亲望着雨雪霏霏的天空，眼看还没有人上门来请他出门演戏，就仿效古人插了梅花便过年的办法，折枝梅花往瓶里一插，说声：‘唉，今年又得要依靠梅花来点染年华了！’那时不但没人上门来请去演戏，后来就连帮他调嗓，替他拉胡琴的人都找不到了。他们说：‘言三爷很少上台演戏，跟着他没有意思；而且，言派戏九回十八转的交关难拉，花最大的劲儿，拿最少的钱，谁愿意上他那儿去！’” “那一年，”言慧珠说：“我父亲到南京演戏，我们一家人也就跟到了南京；一天，忽然一位同台的演员把我父亲拉回家来，原来，我父亲受不住那种社会的肮脏气，他站在励志社门口，指着里边骂道：‘他妈的，你们配谈新生活？你们连什么叫好戏，什么叫坏戏都还不懂哩！’幸亏那位同台的演员跟卫兵打了招呼，说他喝醉了酒，才把他拉了回来……” 言慧珠为我描绘出来的言菊朋晚年衰颓偃蹇的情景，使我想起十多年前，大约是他最后一次来上海演出的情况：那时候，我曾看过他演出的《骂曹》。当时，他虽然身体更见衰弱了，但嗓音依旧清润，而那种犹如郎诵诗书、极饶韵味的唱腔，仍然是老辈典范、不同凡响。我们的谈话，便转到那一次的演出。
“我觉得我父亲晚年的《骂曹》和《卖马》最好，他在生活中经过一番波折，饱谙人情的冷暖之后，把剧中人的心情和自己的心情融而为一了。在《卖马》中，他那句‘遭不幸困至在天堂下，还你的店饭钱，无奈何只得来卖他……’听了令人落泪。在《骂曹》中，他把祢衡怀才不遇，反而无端被人贬辱的心中愤懑不平的情感体会得最为深刻……” 后来，谈到了过去言慧珠经常反串言菊朋晚年杰作《让徐州》的事。言慧珠以无限兴奋的心情说：“在我父亲的艺术生活的大半世中，都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想不到直到今天，才有了公正的评价，并要在舞台上重见言派戏，使我父亲的一番心血不致淹没。我们，作为他的后人，怎么不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更加勤奋上进呢！所以，不仅是《让徐州》，凡我所知道的关于我父亲的艺术创造，我都愿意贡献出来。” （《新民晚报》195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