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怯懦与蛮横》刘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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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是村里的一个大族，占了约四分一的人口，两个社都有张家的人员。人口多，做事情也霸道，人员混杂，什么人都有。张家的祖上也风光过，这一点，从村子左边坟山上树立的石柱子和上面蹲据的石狮子就可以看出来。小时候，坟地的石柱子和石狮子基本保存完好，林子很密，除了张家的老人和孩子，基本上没有人敢进去放牛。偶尔从坟地间的小路经过，看见林子间不时露出的石柱和石兽，总是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张姓分为两个部分，住在村子左上半部分的叫“上张”，地位尊崇，书香门第，历来出秀才和乡绅，近代更有人做了“高公”。乡里人所谓的“高公”，其实相当于过去的师爷，后来的高级幕僚或者秘书长等身份，总之是躲在官员后面出主意的。祖先有了身份和名目，后代自然要珍惜，要端着，尤其是作为嫡子的正房一枝。作为一省长官师爷的“高公”，要帮长官掌管行政、法律、军队、民政等，地位崇高，权力极大，当然不能住在乡里，就把老母、妻子、大儿子留在家里，带了二房和小妾，还有二房的儿子到外省居住。临走时吩咐大房要孝敬好老母，教育好儿子，耕读传家。这一走，城头变换大王旗，就再也没有回来。只是听说，人死了，二房带了跟儿子跟了一个军官，入了军队，去了台湾。

　　媳妇听了男人的话，留在家里孝敬老母，守着田契，请了先生教儿子读书。儿子也很老成，穿了长衫，戴了八棱的瓜皮帽子，拎把扇子或夹了雨伞包袱走在村里。农人们见了，要恭谨地行礼，叫一声：“小老爷！”

　　可惜好景不长，解放后土改，田地被没收分了，房子也只得了一间正房，大院里住进了没有房子的佃户，老财也被搜了出来，女人只好带着自己的媳妇出来干活，自己挣一份吃食。只有“小老爷”，不仅自己从来没有干过活计，母亲也不让他干活，他也自重身份，看不起活计。所以，在农人们的嘴里，就升级成为了“老爷”了。解放后，对地主富农的改造，是母亲和媳妇带着他一齐下地的，活计是两个女人一起帮他做的，他也没做多少，出一个人数罢了。后来挨批斗，也是母亲和媳妇帮他扛了下来，有子女的人，挨了斗还要哭，要母亲抱着哄。后来，大集体挣工分吃饭，都是母亲和媳妇带着两个姑娘去干活，他自己就待在家里。

　　他的母亲是一个拄着拐杖的，收拾得很干净的小脚女人，老太太说话、做事都很利索，就是在钱财和吃食上很是小气。那时候，学校里面“学雷锋”，孩子们也每天一门心事地去想着做好事。一天，我到供销社里去买本子，老太太拄着棍子站在那里，嘴里咕哝着说：“还差两分钱，没有么咋整。要不我先拿回家，过几天买东西再来还上？”原来，老太太买了盐巴、酱油、火柴，还差了两分钱，售货员不让她拿走，要她再找找，或者拿走火柴，让她下次再买。老太太不愿意走，在柜台前站着。我买了本子，看老太太站在那儿咕哝，认为售货员不近人情，就递了两分钱过去，帮老太太补上了钱。售货员说：“小娃娃，你帮她垫钱大人知道不？你不知道她的脾气，没有人么过一会她自己会拿出来的，你不要做了好人还要回家挨打？”我说：“没事的，剩下的钱是我爹给我的！”“你自己的钱当然归你！”售货员说。老太太一边对我说谢谢，夸我是个懂事的小孩；一边就把东西放进衣兜里面卷起，一只手提了衣兜，一只手拄了棍子，迈动小脚走了出去。回到家里，我跟父亲说起，父亲说：“那个人么是小气，舍不得，能省一点是一点，她去买东西怎么会带不够钱。钱不够么少买几盒火柴就行了。”

　　后来，村民们渐渐地有了点闲钱，生活也好了起来。老太太年纪大，辈分高，大家结婚、盖房、杀年猪的时候请客吃饭，都会请一桌年岁高的老人。老太太来吃饭的时候很客气，走的时候也会很客气，她吃饭的时候总会带着一块洗的干干净净的手绢，把自己碗里的肉食、干菜包好，放进衣兜里。主人总是会客气地要她先请，自己先请饱，请饱了再包，边说边在盘子里再添上一份。老太太总是自己尝一筷子，心里挂念着孩子，还是把肉食、干菜放进手绢里。

　　承包以后，大家的日子改善了很多，许多人都下了田，他家人口多，分得的田地也多，“老爷”依旧待在家里，只有媳妇迈着小脚，带着几个孩子到地里去干活、打柴。家里辈分大、规矩也大，就是偶尔在农忙时帮他干活的人也有些不自在。吃饭时他一定要坐主位，每个人都要坐在指定的位子上，不可乱了规矩。盛饭时要右手拿勺，左手拿碗，碗口比甄子低半寸，饭要添两勺，正好高出碗口半寸，不能太满，也不要太浅。递碗时要双手捧碗，低头递给长辈说：“××，请饭！”，且尊卑顺序不能颠倒。他家的孩子、媳妇，在路边遇到人时，都会先站住，说：“××，您家去哪儿？有时间到家里来坐！”所以，大家觉得很是拘束，尤其是小孩子，更不愿意到他家去。

　　女人脚小，两个女孩儿又瘦小，两个儿子年纪也小，田多忙不过来，伺候不上，稻谷矮而黄，跟草差不多高，人家的稻谷还在杨花抽穗，自己家的已经开始泛黄成熟。大家都说：“这谷子害，倒成熟得早，先得尝新米！”稻子早熟，鸟雀就多，轰也轰不过来。男人带着瓜皮帽子，穿着衫子和布鞋，拎了挂上红色布条的长竹竿，赶了两天鸟雀，终于不见了踪影。到得来年插秧，媳妇到村里借米，村里人说：“那么多的田地，种了还不够自己吃，天天躲在屋里头搞哪样！这么多的活计，就给那个小脚女人带着两个小姑娘去做，亏下得去那个心！”

　　后来，上面村子里有姑娘嫁给了国民党军官，去了台湾，一家人回来省亲。男人的心事也活泛了起来，穿了长衫帽子在村里走了几圈，到村头路边坐了几次，托人到台湾回来的老太太那里打探消息，依旧没有二房的音信，又默默地躲回到了屋里。

　　村子的左下半部分是“下张”，人数众多，没出过什么耀眼的人物，倒是有一种蛮、霸、赖的作风。在老人的口中，他们家门风是不太好的，曾经有一个人物，身手好、做事伶俐，就是德行太差。小时候偷村里外姓人家的庄稼、鸡鸭，十多岁偷村里人的财物。到后来，连同姓人家的财物，兄弟家的牲畜也偷，偷到村子里面站不住脚，自己到外面去发展。这一去就出了名、上了道，渐渐地纠集了几个弟兄，或在城里集市偷包、或在夜里入室偷盗抢劫、或在山路打劫行商小贩，手又黑心又狠，往往伤人性命。官府专门派了枪兵，连着几个月捉拿，还给他跑脱了。一个排长，带了当兵的守在家里要人，连天白夜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家里人钱也塞了不少，官府的追讨反而不见松懈。实在没办法了，家里人派了兄弟们背了烧好的鸡鸭、肉食、烧酒去寻。终于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人，饿得黄皮寡廋。吃了一餐，灌了一顿酒，背了回来，连夜趁着酒醉用黑铁四棱的长钉钉在棺材里，到了天亮才打发人去叫枪兵。排长带着人进来，用鉄钎撬开了棺盖，人已经死在了里头，双手伸直，指甲脱落，手指也折断了三个，两个大脚趾也断了，头上和脚上都是血迹，棺盖上都是指甲抓出来的痕迹和头足撞出来的血迹。排长验看过了，对着一屋子的男人抱一抱拳说：“对不住了，兄弟佩服！”带着枪兵走了。

　　男人们的狠让人害怕，女人们也不太安生。听人讲，嫁过来的女人要是不会偷东西是站不住脚的。女人婚后下地干活，总会有婆婆或者嫂子们带着，趁着没人，女人们望风，新媳妇到人家地里偷摘白菜、辣椒、茄子等蔬菜，甚至偷采人家的烟叶、稻谷、玉米等粮食，非要上了手，才算被女人们接纳，这就像是一个仪式。就连他们家的某些小孩子，也不当个事。母亲在园子里浇菜，听到包谷折断的噼噼啪啪的声音，从地里走了出来，看到一个半大孩子站在墙头上，伸手去掰自己的包谷，掰下来就随手丢到路边的牛车上。母亲说：“不要掰了，这是我家的！”他说：“你家的又怎么了，那么多的，我吃两包又怎么了？”又掰了几包才走了。

　　小时候在村里读书，最怕的是他们家里的小孩子，霸道、手欠、打架一窝蜂。长大以后，也是各显奇能，什么都能做，不靠父母，自找出路。有做出了名堂的，发家致富，成为一方能人；也有走上了邪路不归的；但更多的是成为了乡里浑人和横人。七八十年代，出去打工或者帮人干活，能把外面的女人带进来做媳妇；媳妇们能端着内衣到井台上去洗，引得一村老人侧目；不安分的男人能够内外勾结偷自己邻居和老人的猪牛；乡村选举中有人发着工钱，给着优惠，就受雇为人家拉票，把选票捏在手里，指定村民选举某人，否则就不给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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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作家简介：刘寥，男，汉族，大学本科毕业，高级教师。爱好文学，笔耕不辍，偶有小文见著，则为一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