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天哲：毛衷后裔抄毛渐《谱序》考辨（修订）
富川秀水村状元楼
己丑年十月，哲撰“贺州刺史毛衷年代考”首发于网络。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毛衷非唐代人而是五代十国之南唐人”这一独家见解，并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有对毛氏族历史颇有研究的网友“西江老人”对哲之论断颇不以为然，亦撰“也谈毛衷的年代”一文以驳。文中“毛衷非唐人”的观点倒是与哲一致，但与哲有分歧的是，他认为“毛衷系宋代人、且是北宋末之人”。
哲仔细研读了“也谈毛衷的年代”后，感觉作者论证方式较为科学合理，与哲心有戚戚焉。其文中所引述谱牒资料较为丰富，弥补了我在撰述《贺州刺史毛衷年代考》时老谱内资料不足的缺憾。可以说，西江老人所提供的资料补充了我的论据，唯一不同点是，针对同样的资料，哲与他得出的年代结论却大相迥异，故哲当时在其文留言评论中以其提供的新材料再次罗列了三点理由以论证毛衷为五代十国期间的南唐人。
“西江老人”后有作“答毛耿方先生”一文以答，其中主要观点是认为：（毛耿方）陈述的3点理由，其1、2两点，孤立地看，尚能自圆其说。惟第3点，富川谱毛衷所作《序后》中：“唐有天下，四海荡平，化道大行。开元以来，族人稍稍出取簪缨，数十年间，接踵仕路矣。”他认为系毛衷后人为套“唐开元年间”的时间定位，而将毛渐的谱序：“宋有天下，四海平定，道化盛行。天圣以来，族人稍稍出取科第，数十年间，接轸于仕路矣。”篡改了的。
这就不能不涉及到贺州毛衷“谱序”和清漾毛渐“谱序”谁抄谁这一历史疑案了，是毛渐抄毛衷，抑还是毛衷抄毛渐？大多数人认为是毛渐抄毛衷。理由就是，毛衷是唐代人，毛渐是宋代人！但以现有的资料来看，毛衷是唐代人的观点站不住脚，故又有人认为是毛衷抄毛渐。然以《清漾毛氏族谱》将毛衷定位为“二十九世”为据，毛衷与毛渐公仅隔两代，“毛衷抄毛渐序”这一做法似乎又不大可理喻。于是西江老人就来个折衷，断言为毛衷的后人抄了毛渐的《又序》而伪托毛衷之作。
事关吾毛氏族两位先贤，哲本不想过多訾议。然这段历史疑案又是研究毛衷年代问题中跨不过的一道坎，还之历史清白就能还原出毛衷公的正确年代，故不得不为之作一考辨。所谓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是很有道理的说法。
能与西江老人在网上作学术性探讨，哲深感开心。本想回帖在西江老人写的《答毛耿方先生》的日志后的，奈何下笔就是千言，又加之此段公案非三言两语所能辨白，故专章撰文以答了。
按理，要分辨古人文章中一段文字谁抄谁的问题，本不是件难事，只要看谁所处年代更早即可。但因毛衷的年代有两说，一为唐开元时期人，一为北宋末年人，这就造成了判读谁抄谁的困难。
同理，要研判同时代人间的抄袭公案也是涉及到文章谁发表为最先，但分辨同时期人之间抄袭问题比分辨古人的抄袭更难些。这在哲身上有过先例，那就是发生在哲身上的中国网络文学史上著名的反噬构陷原创者抄袭的“鲁冰花事件”始末（可参见哲相关文章），也是哲与网友新潮鲁迅、如影在网上辗转掐架四年多而不止的原因所在。
之所以在此重提这件旧事，其实是因为在判读毛衷后裔是否抄了毛渐《谱序》这一问题上，有类似可以借鉴的地方。哲并不讳言，毛衷序与毛渐序中确实文字大部相同，必有一人涉及到抄袭前人是毋庸置疑的。限于篇幅，两篇大部雷同的序文哲在此就不引用了，可以参看西江老人“也谈毛衷的年代”一文。
哲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毛衷后裔抄毛渐《序》的动机性根本不存在。抄袭别人的文章必有动机，或为名、或者为利，当然类似于发生在哲身上的反噬构陷原创者抄袭的罕例，在各姓氏修谱中是不会存在的。世人修谱无非为名扬先人荣耀，以戒殤后人品行。所以为利基本上谈不上，多数为名。
从这点出发，可以推想，若为毛衷后人抄了毛渐《又序》而伪托毛衷之作，那么也必是南宋以后的毛衷后裔所为。而以贺州派毛氏与清漾族毛氏的渊源关系来看，至少在明代或者更早时期，贺州派毛氏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这支和浙江清漾毛氏有着同宗共祖的关系。同样地，清漾毛氏族人亦不明白这点。
正如西江老人考证的那样，到了明万历年间，贺州毛氏后裔赐进士任四川布政使司参致的毛章彦，曾两次道经浙衢，因想纂修贺州《毛氏族谱》，“亲至祖籍江山县江郎村”，拜访毛氏宗亲。欲以“谊属宗家”的身份，想查看一下族谱，以接上关系。然而，清漾族人却并不相信他与清漾有同宗关系，“恐其乱宗，拒之莫信”。“因忆及祖诗七言一绝，朗诵之”。这首“七言一绝”，就是毛衷的《思乡》诗。清漾族人听到他朗诵出“江郎山下白云孤”之句，“而狐疑始释，遂将家谱授之”，“揭谱观之，而历代源流昭如日星也”。这则故事应该说是可信的，记录在贺州《毛氏族谱》中也合情合理。
毛氏认亲秘诀诗
这则记载至少告诉了我们三条信息，一是以“毛衷诗作”认亲故事流行一定在明万历以后；二是在毛章彦之前，贺州毛氏和清漾毛氏之间从没有过通谱的行为（毛注：古代族谱一般秘藏，外人轻易不会得见。）；三是“毛氏认祖秘诀”流传于贺州毛氏族裔中，而非清漾族。在毛章彦未找寻来之前，清漾族人并不清楚毛衷诗作及渊流，也就谈不上将其诗作为本族内的认亲“秘诀”。
以此为基点，可以推论，所谓南宋以后的毛衷后裔抄袭了毛渐谱序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没看到过清漾谱怎么抄？若要说是明代毛章彦清漾认亲之后再抄袭，也是难以想象的。认亲之后的贺州毛氏已非常清楚自己支系的始祖毛衷是清漾毛氏后裔，与广渡派渊源更深。广渡派毛凯一支“六子七进士”的荣耀更辉煌，大可将毛渐的《又序》附录于族谱而增荣光，何必多费心思假托为始祖唐进士毛衷所作，实非情理之中。
其二，假定贺州毛氏谱一修为毛衷所为的话，那么贺州谱二修时间比清漾谱的二修时间更早。据已经去世的毛永国公“关于《清漾毛氏族谱》历代纂修情况的研究”一文所示，“毛渐的《清漾毛氏世谱》修成后，历宋元以至明初，这中间隔了二百八十六年未有重修。”“到明洪武二年，三十七世孙世良、颐道两人才发起第二次续修，他俩旁求广搜，得遗谱于嵩高柴氏之家，流派源委，传世讳字一一考正，昭穆世次有条不紊，祖宗传世源源不竭之美不至中绝。”可见《清漾毛氏族谱》二修时间最早在明洪武二年。
虽然哲手里并没有贺州谱二修的确切时间材料，但以该谱文字记载为线索，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推断出来的。该谱《世系引》又谓:“……五十二传世，讳宝公，斑公季子，渡江为浙江衢州江山县江郎山开基始祖。至捌十二传世讳衷公，补公仲子，唐进士，开元间刑部郎中，出临贺州刺史，有惠政，州人德之。政成将归，百姓攀辕，遂止。卒于官，流寓广西。公娶谭氏，三子：斑居冯乘(湖南省江华县)；敬居阳朔；传居富水灵亭之鳌岗，巳，又徙秀峰……。”（哲注：材料来自“也谈毛衷的年代”一文）
哲历来认为，文字是记录信息的载体，虽然它不能说话，但我们若能从中仔细分析，能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信息。如在行文时总是会不经意留下些当时年代的痕迹特征，哲将之定义为文字的时代信息DNA。
我们先来看贺州、富川两地的历史沿革。据史志记载，先秦时期，贺州为百越之地。公元214年，秦统一岭南，设置桂林、南海和象郡，贺州属于桂林郡东部，故称“桂东”地区。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分秦三郡为九郡（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并折都庞岭南麓临贺银山地，始置富川县，以县内有富水而名之，隶苍梧郡，属交州。
《汉书·地理志》记载，苍梧郡领十县，其七为冯乘，其八为富川。三国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孙权始置临贺郡，隋朝改置贺州。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分全国为十道，将冯乘县划入富川，升富川县为岭南西道桂管富州。
从以上记载可知，至少在唐代，富川不称县而为州。有关宋代的记载，哲未能查到，但有史籍称，元代之后又将富川撤州成县、隶贺州，属广西等处行中书省（即今广西省），沿垄至今。
又有史籍称：明朝初年,富川县划为油塘,灵亭,奉政三个乡(清朝称为上,中,下三乡),共辖全县五个都:即七都、八都、九都、一六都、二五都。明末清初,当局又以"团,排,寨"划分县内汉族居住区,这样八都又被划为六大寨,即:宝剑寨,黄石寨,涌泉寨,牛岩寨,石密寨,秀山寨。
有两条文字记录可以佐证：
洪武二十一年，广西都指挥使言：“平乐府富川县灵亭山、破纸山等洞瑶二千余人，占耕内陆，啸聚劫夺，居民被扰，恭城、贺县及湖广道州、永明等县之民亦被害。...”
洪武二十二年，富川县逃吏首赐纠合苗贼盘大孝等为乱，杀知县徐元善等，往来劫掠。广西都指挥韩观遣千户廖春等讨之，擒杀大孝等二百余人。观因言：“灵亭乡乃瑶蛮出入地，...”
从贺州谱《世系引》中我们可知：毛衷公生三子，长子斑居冯乘(湖南省江华县)；次子敬居阳朔；幼子传本居富水灵亭之鳌岗，后来又迁徙到秀峰，即今天的秀水村。长子所居地（冯乘）为“湖南省江华县”可能是后人的注释。哲以为，这样简单注释是要害死人的。
查《中国古代地名大词典》可知：“冯乘县，汉置，界内有冯水，因名，宋省，故城在今湖南江华县西南六十里，接广西富川县界。”联系到现今依然居住湖南江永县桃川镇锦堂村毛衷公后裔，哲以为，现湖南江永县桃川镇即古“冯乘县”之地，离富川朝东镇秀水村并不远，也不过是几十里地的路程。
从贺州谱《世系引》中我们还可知，毛衷季子传始“居富水灵亭之鳌岗”，后来才迁徙到了今天的秀水村。从《世系引》中“富水灵亭之鳌岗”的命名看，不管是指“富川县灵亭乡”还是指“富川灵亭山”，大半是明之前或者是宋元之际的称谓。故可大致蠡测贺州谱《世系引》的成文时间当在明之前或者是宋元之际，可见贺州谱二修（拟或已是三修）的时间比清漾谱的二修时间更早。
那么可不可以这么说，清漾谱中将南宋开禧元年乙丑科状元毛自知列为清漾族裔是不是也是抢了贺州谱的记载呢？因为贺州谱里也明确记载状元毛自知为其族裔。
哲以为，不能因为毛衷渊源于江山清漾毛氏，就把本系于毛衷支系中的进士囊括为清漾族裔名下。如明代赵一斋撰《清漾毛氏科第通考》中说：“予观毛氏谱牒及墓志，毛氏以科第取功名者七十有九人。”
据清同治十二年《江山县志·选举》的记载，在毛渐之前的进士就录有：“毛维藩住镇安，宝元元年（1038）吕榛榜进士，员外郎。毛维瞻住镇安，庆历二年（1042）杨置榜进士，筠州知府。毛规住镇安，庆历六年（1046）进士。毛抗住镇安，皇祐元年（1049）冯京榜进士，词部郎。毛维甫住镇安，皇祐元年（1049）进士。毛国华住镇安，皇祐元年（1049）进士，婺州推官。毛恺住广川，皇祐五年（1053）郑獬榜进士。毛握治平二年（1065）彭汝砺榜进士，侍制。毛敷治平四年（1067）许安榜进士，特进。毛渐住礼贤，治平四年(1067)许安榜进士，龙图阁侍制。”
然据贺州谱中也记“毛维瞻、毛维藩、毛抗”为其族裔进士。从哲以往的谱牒研究中感觉“毛维甫”似乎也居住在江西，是不是毛衷一支还待考。当然从祖籍（根）上来说，都是江山清漾毛氏后裔没错，但其实一部分毛氏进士并不是在江山老家中的，所以不能抹杀贺州谱中记载毛氏进士名录的真实性，当然也不能完全信从贺州谱、清漾谱中进士名录的真确，因为姓氏通谱后往往会出现弊病，就是互相引述非本支的先人史迹以夸耀还是会存在的，需要加以辨别。
同理，也不能因为贺州谱中毛衷的“原序”和毛渐的“又序”雷同，而反诬贺州毛衷后裔抄了毛渐的“又序”而伪托为毛衷所作，这种说法太不公平了。哲以为，贺州谱的记载还是相当真实而且保留了原先旧貌的，只是后裔修谱时将毛衷“原序”中的署名“大唐昪元己亥秘監賀州毛衷序”误读为“大唐开元乙亥秘监贺州毛衷序”，两字之差，才造成了今天的被动局面。
同样，西江老人如能也意识到这点，就算是同样的材料也能得出非毛衷或者是毛衷后裔抄袭了毛渐的“又序”，而是毛渐抄了毛衷的“原序”。哲叹息西江老人本目光如炬，奈何也被毛渐的抄袭手法迷失了双眼呢？
西江老人认为是毛衷后裔抄袭了毛渐谱序的最大依据是，从清漾毛氏《进士名录》来看，清漾毛氏83位进士中，自北宋宝元元年（1038）毛维藩中吕榛榜进士始，至南宋末，共有69人中进士（连毛衷共是70人）；如其截止至毛渐作清漾谱时止，也有19人中进士（连毛衷共是20人），完全符合毛渐“天圣（1023）以来，族人稍稍出取科第，数十年间，接轸于仕路”之说。
哲却以为富川谱毛衷所作《序后》之言，相当的原始而朴实，奈何西江老人只将眼光盯在“进士”人数考证上了。不要说至毛渐作清漾谱时止，清漾毛氏《进士名录》中进士19人中有四五个谈不上为江山进士，就单单盯着“进士”一词来考据毛衷所作《序后》为伪也是很不科学的。
如果我们把毛衷定位为南唐人，那么毛衷《序》中的“昪元以来，族人稍稍出取簪缨，数十年间，接踵仕路矣。”就非常的符合历史真实。
“簪缨”一词指什么？字典有解释：古代达官贵人的冠饰，引申为当官。而有人可能仅仅理解为“进士”了。从浙江衢州、江山清漾、江西等地的毛氏族谱牒、墓志及相关文字记载中可知，在南唐、吴越国时期，江南清漾毛氏一族中“出取簪缨”者确实不少。
在《清漾毛氏族谱》中就有记载，清漾毛族的廿三世毛可遊是吴越国大司徒（礼部尚书），其子毛文琠为吴越国刑部尚书，他父子均有大司徒坊与大司寇坊建于石门。后来毛文琠迁居衢州柯山居住，生子毛光宪、德专、德璇兄弟三人，德璇生维城，德专生维甫、维瞻、维唐。
在《清漾毛氏族谱》中，是把廿四世祖毛文琠之后另立为西安派。谱牒记载中将廿四世祖毛文琠的名字写为（王典）的合文，哲认为可能是“璞”字的误读误写，西安派始祖名应该为“璞”，因为在江西《九林荥阳毛氏宗谱》中有记载先祖“璞”居衢州西安。
由民国郑永禧《衢县志》可知衢州地区历代地名大致呈以下变化：姑蔑—太末—新安—信安—衢州。唐咸通中(860-874)，改衢州信安县为西安县，此是衢之西安得名之渊源，至今已经1157年。
而陕之西安，是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三月，大将军徐达进驻后，始将这座原名为“奉元路”的城市改为“西安府”，迄今为止，小计才648年。浙之西安乃衢州县治所在地，自咸通始直至民国前未曾易名。民国间后因与陕西西安重，方更名。凡1052年。
龙游毛氏是邑前毛氏后裔，邑前毛氏直系先祖系由三衢毛氏西安派衍出，也即毛宝十二世孙子晋一脉。而江山毛氏视子晋一脉（毛可游、毛文琠等）为镇安派，亦有复称西安派者，盖源自子晋公及其后裔占居两地，即江山石门和衢州西安各有祖屋和产业。故而子孙有家两地而已。故哲推断毛衷、毛让等均是西安派始祖“毛文璞”之后裔，广渡派毛修业也是。毛修业后来迁居于浙江江山境内的广渡，而被尊为广渡派始祖。
在南唐一朝，西安派有很多人因为为官一方而留居于当地，大多数是在浙江近邻江西为官，亦有更远的。如毛衷为贺州刺史，后居富水；毛让为南唐大理评事擢工部尚书，因次子毛休出任吉州刺史，接父亲就养吉水而定居焉。毛让的同胞兄弟叫毛巽，据《龙游毛氏宗谱》记载:三衢毛氏有两兄弟仕南唐。毛让兄毛巽,官光禄卿。 加上前面提到的毛可遊、毛文琠父子俱在吴越国为大官，这些都还算比较知名的。各地的毛氏谱牒中还记载有不少这时期为官于外的三衢毛氏名讳和官衔。
又如毛让父毛bao（鸨字去鸡）为南唐行军司马，《九林荥阳毛氏宗谱》中的延康公者也为“部尚书官衔”，均是在南唐毛衷之前的毛氏族人。故哲以为，毛衷根本无须看到他去逝后的毛氏后裔所中进士人数，单单以他同时代或者稍前代毛氏族人中“出取簪缨”情况，写下“数十年间，接踵仕路”的景象根本不为过，而且是符合史实的。
毛衷在贺州谱《序后》言及“...自宝公南渡...及安之等见杀于桓玄，璩公遇害于蜀，举家歼没，义熙中返葬信安，因遂家焉。遗余之绪，以仕荣为戒，羽飞鳞潜，徘徊坵壑，故历代之久，无复顾望中原以取荣禄。”的情形和史实是相符的。试想归乡公毛璩及其几个弟弟和子侄等在四川均被害，几乎满门殉没，差点就绝了毛氏族之后也。所以“遗余之绪，以仕荣为戒”是毫不奇怪的。
这些话语在生活于五代十国之南唐的毛衷来说是合情合理的，而毛渐说这样的话就相当的不合理。前面已经考证论述，至少在南唐，清漾毛氏一族中“出取簪缨”者确实已经不少了。怎么到了毛渐时代，还会出现“族中老人，常传先世所为文章、道其行事，淳和质野，乐肆于山水之间；语及仕宦，则掩耳而却走矣。”这样的话来呢，故可反证毛渐并非此段序言的原作者。
另外西江老人所质疑的“据秀水谱载，毛衷‘后卒于官’。估计是卒于‘贺州刺史’的任上，就算5年一任，照其谱记载，也在唐开元十八年（730）前去世了。”对这一说法，哲并不以为然，西江老人实质上并没有正确理解“卒于官”的意思。
其实毛衷的并没有“卒于‘贺州刺史’的任上”，“卒于官”是指因任职于贺州而死于富川未归葬于江山老家。或有人会问何为凭？其实贺州谱中文字就能为我们解开此说。
如同是该谱《世系引》又谓:“...至捌十二传世讳衷公，补公仲子，唐进士，开元间刑部郎中，出临贺州刺史，有惠政，州人德之。政成将归，百姓攀辕，遂止。卒于官，流寓广西。....”请留意 “政成将归，百姓攀辕，遂止。”此段话的意思，即可知西江老人猜想毛衷“卒于‘贺州刺史’的任上”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哲考证不出毛衷在贺州为官几年，但这段话总不能理解为毛衷“政成将归，百姓攀辕，遂死”吧还是知道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先祖用词用句的正确表白，故对“卒于官，流寓广西”一句，哲只能理解为先流寓广西，后卒于官任之地而未归葬于江山老家。联系到同是《世系引》中称毛衷三子各居于阳溯、冯乘（今湖南江永县桃川镇）及秀峰（今广西富川县秀水村）三地，可知毛衷在世时后裔已经开枝散叶。
从贺州谱牒中我们还可知毛衷公“葬大鹏，丁山癸向”，故推测毛衷致仕后与三子传生活于秀水村有过相当一个时期。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南唐与吴越国是并立的两个国家，其时正在互相争夺五代十国中的“闽”国之地而战争。故而毛衷欲归吴越国境内的江山老家还是相当有难度的，致仕后随最小的儿子生活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另外对于西江老人“也谈毛衷的年代”中提到的前面2个疑惑，当时哲简单在回帖里作了观点阐述，现一并收入文中以补充：
1、如西江老人“也谈毛衷的年代”中资料引述：“至五代吴越宝正六年（931），吴越王钱鏐因境南有江郎山，才改须江县为江山县”，这个和毛衷为南唐人并不矛盾。毛衷大致在南唐昪元三年（939年）任职贺州，《题浙衢江山古宅江郎山》的写作时间可能更迟。故诗题名为浙衢江山并不奇怪，何况吴越、南唐皆为唐末以后出现的割据王朝，地又紧邻，吴越国改须江县为江山县这类事情又不是军事机密，焉能不知。
2、富川《毛氏族谱》的毛衷公行传大致是毛衷后裔修谱时编撰，“因值方腊作乱，不能回归，遂卜居富川县之秀峰村。”整段话的意思大致是指毛衷生前有归葬故乡的想法，倒不是毛衷生前“值方腊作乱”，所以衷公“徽宗政和间知贺州”（见清光绪《贺县志》卷四）的地方志观点还是浅薄的，不能尽信。毛衷的后人在修谱追溯先人事迹时未能细考，随意指认个因方腊作乱而不能归乡里的理由也难免。哲认为，毛衷不能生归故乡的原因只能是处于南唐入宋期间的乱世，不可能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宋徽宗时期。
论证到这里，可能还有人会对毛衷序中署名“大唐昪元”字样有点疑惑，其实熟悉历史的人就能理解。在吴天祚三年（公元937年），徐知诰废黜吴帝杨溥，登上皇位，国号大齐，年号昪元。次年，徐知诰改姓名为李昪，改国号为唐。而五代十国中的吴的开创者杨行密，是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中被唐朝提升为淮南节度使。902年，唐昭宗封他为吴王，建都扬州。它沿用的仍是唐朝的年号，故吴王杨行密的传记亦放在《新唐书》中。
到杨溥在位时，丞相徐温等立杨溥为天子，始称国号吴，但时间很短，以至于史家没把其列位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王朝。而李昪承胙后还是称国号为唐，于是，在乱世之中，以继承唐祚为己任、求天下一统的南唐国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南唐一词只是后世人们为了和李唐王朝有所区别采用的称呼，在“南唐”生活的人自称"唐"或者"大唐"很正常，倒是不可能署名“南唐”的。
南唐一朝，最盛时幅员35州，大约地跨今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苏、福建和湖北、湖南、广西等省的一部分。人口约五百万。南唐三世，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使得江淮地区在五代乱世中“比年丰稔，兵食有余”，为中国南方的经济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南唐的社会文化之盛，在五代十国甚至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割据政权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南唐国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权之一。后来的五代十国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南唐国与中原的对抗史。
有人说，如果可以穿越时光隧道，回到古代的某个片段生活，那么最应该选择的就是宋代。因为当时物质富足、艺术繁荣、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事实上，宋代的这些为后世人们向往的风貌在南唐已经颇现雏形。南唐和宋朝相仿，一方面是国势日危，不断地丧失土地，另一方面却是歌舞升平。所以，如果不必担忧那日益逼近的中原军队的脚步，那么南唐会是一个最适宜生活的时代。
值得指出的是，江南毛氏一族的兴旺发达基本上发轫于南唐一朝，因为李唐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基本上陕西长安一带，距离江南之地远矣；再加上毛氏族人在归乡公毛璩时期几乎满门殉没的可怕经历，江南毛氏族人在李唐王朝基本上没去博取什么功名官宦。唯有在南唐、吴越国时期，因为南唐都金陵，后又有都洪都（南昌）、吴越国都杭州。因有地近之便，江南清漾毛氏族人才稍稍“出取簪缨”，这些情形是很符合历史真实的。
综上所述，哲以为，“大唐开元乙亥（公元735年）秘监贺州毛衷序”这句话正确原文应该是“大唐昪元己亥（公元939年）秘监贺州毛衷序”。只是贺州派后裔在后来修谱时看不懂原文中“昪元”的年号，将南唐“昪元”误读为李唐“开元”，继而又胡改“己亥”为“乙亥”，把先祖毛衷年代提升了二百年，给后人制造了太多的疑惑。仅仅两字之差，就造成了自己的始祖毛衷年代扑朔迷离难以考证的局面，又为祖先蒙蔽上了一层毛衷或毛衷后裔抄袭了毛渐谱序的羞辱面纱，实在是后世修谱者该引以为戒的。
共和国六十年己丑岁冬十月初七撰
共和国六十九年戊戌岁秋九月初三修订
毛家小子天哲识于浙江金华
来源：騰訊空間 作者：毛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