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孤独的纪录片人，我们这里有片刻温暖

FIRST纪录片实验室第五期征案今日开启，向所有华语纪录片创作者开放征集，报名截至11月30日。我们将选出2个纪录片项目，提供制作资金支持、长线制片与制作指导与支持，陪伴创作者共同探索纪录影像领域新鲜的表达方式、艺术手法、制作与产业模式。

 
如果你想直接了解报名信息，可拖到文末读章程，或点击”阅读原文“前往官网。

纪录片人，总是孤独。

他们在场，并且持续在场，但在通向投资和观看的路径里，又时常缺席。

纪录片实验室转眼行至第五年，我们陪伴、关心、支持那些抵抗遗忘和稳健创作的人，告诉他们，他们并不孤独。

刘汉祥导演说，纪录片是他的家。

他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家。在黑暗的森林里，泄出一点光，欢迎FIRST纪录片实验室进去，我们因此感到温暖，

临近年末，我们喊来了一些纪录片人，聊一聊这些问题。

01

2020想要拍，但没拍成/并拍成了的话题？

02

有在内心大喊“我不拍了”的时候吗？

03

拍纪录片，有影响到你的家庭和亲密关系吗？

范俭

导演作品有《摇摇晃晃的人间》《活着》等，《吾土》提名2016年FIRST影展最佳纪录片，2020年拍摄有关疫情的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空荡荡的街头，到处都是方向》。
这一年，离开自己家和进入别人家，都比往常难很多。
3月份的时候，我试探着问我太太：“如果有人请我去武汉拍纪录片，你怎么想？”
她一听，就说：”你去呀。“
当时在医院拍摄的人挺多的，我到武汉以后，就想进入另一个场景。想知道在封闭的社区里，武汉人怎么展开生活。
在丹东社区，10个人里有8、9个会拒绝我。大家都怕，都不敢出门，但有3个家庭几乎是没有犹豫的，愿意接纳我，让我和团队进门。主拍的蔡大姐，她丈夫是新冠患者，之所以让我进门，是她本身就是被孤立的弱者，渴望倾诉。一般社区工作者进她家要穿防护服的，但我们必须建立起信任，为了拍摄不可以穿，只带着口罩进门了。
工作照，导演供图
疫情也不只发生在武汉，各个国家的纪录片导演都在行动，创作在全世界同时开展，简直是纪录片史上的奇观。
作为对灾难历史的记忆，我想我们都在用纪录片抵抗遗忘。
工作照，导演供图
在武汉，我和周浩见了两次。第一次是我请他来我们住的酒店，叫了外卖。后来拍摄快结束，他带着团队来喝酒，杜海也来了。我和周浩都是试探性地问，你在拍什么，拍得怎么样，大家心照不宣，不会问太多，还是希望创作有独特的视角。
从汶川地震拍《活着》到武汉拍疫情，疲惫一直都有，但从来没想过不拍了。我的情绪比较稳定，会对心理可能产生的问题加以防范。放弃往往意味着创作者遭遇心理创伤，而不只是现实意义上的困难，如果是现实上的困难，那总有办法解决。08年地震后的家庭，我已经连续拍了十几年，还在拍。

古涛

导演作品《驯马》获2018年FIRST电影展最佳艺术探索，2019年FIRST竞赛复审。
拍电影是因为一种“饥饿感”，会因为对美的看法而消长。黑暗在那里，美在那里，电影有时也会在记忆中缺席，在时间中被重新书写。纪录片可以是电影里最自由的形式，也可以是最残酷的形式。
2020年可能是人类史上的大劫难。人要看清在时间中的自己需要更长更深的时间维度和思想维度。夏天过后，无数的个人和家庭都经历了变故。整个世界还在新冠的笼罩中。我认识的一个武汉的纪录片作者正在拍摄中，我跟她说她的拍摄应该持续下去，那些重要的部分是在时间中慢慢展开的。我希望可以在未来后期制作中给予她我的帮助。
在影像像洪水一样泛滥的时候，在陈词滥调的抒情被追捧的时候，在它成为一种文化污染的时候，拍与不拍，拍什么，是一个内心的问题。这一切发乎于心，但问题是：心是什么样的心？
前两年去西宁参加FIRST的时候，给父母看照片，他们都很高兴。做纪录片是个人行为，是精神上的一种选择。

许慧晶

导演作品《棒！少年》获2020年FIRST影展最佳纪录片。
过了35岁，会面临很多问题，现实上成家了，有孩子了，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局面。我拍纪录片，父母爱人都很支持，我希望在保住理想和工作性质的前提下，确保我们具体的现实生活不会因为创作产生问题。
最近在东北拍摄新片，导演供图
创作上的问题是作品是否有可持续性。现在不可能像30岁之前那样做，一拍拍很多年，没有投资也能做。我必须考虑，如果消耗不起巨大的时间成本，我要怎么持续创作。
《棒！少年》是寻找一种新的模式，希望能有更好的观众基础，上半年都在忙这个。差不多定档了，预计11月底会公映。
对，是我第一个拿到龙标的片子。

韩萌

导演作品有《江南女儿》《遥望繁星》。2018年FIRST竞赛初审。
2020年我想拍自己的生活。第一次做母亲，生活一下子变得乱七八糟。
带孩子参加映后，孩子夺走麦克风，导演供图
我去年在国外剪《遥望繁星》，还带着孩子，当时真的要累残了。周浩老师找我拍摄，我说我去不了，要带娃。特别可惜，不能和周浩老师一起做片子。他说，应该拍拍我自己。
但我没拍成。害怕解剖自己吧。如果拍的话，我会对我和妈妈的关系感兴趣。
杜海（韩萌丈夫，纪录片导演）也在做自己的片子，经常出差，全国各地都跑了。他去武汉拍了个短片，还不错。对于孩子来说，爸爸就像个移动的物体，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出现。我呢，要不断调整自己。他出差拍摄，我要把自己调整成自己接送娃、带娃、工作的状态；刚刚适应好，他要回来了，我就会特别焦虑；然后，刚刚适应他在家的日子，又要出差了，我又会焦虑几天。
拍纪录片有太多想要放弃的时刻，太焦灼了，心碎不知道多少次。
我从没有后悔之前的记者身份和纪录片工作者的身份，但是，我有过后悔成为母亲的身份的时候。
但有一天，孩子用勺子吃饭，吃不进去，我帮了他一下，他就特别高兴，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孩子是通过选择我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人”。我从中得到了一些宽慰，甚至从此有了被救赎的感觉。

康宇琪

导演作品有《小智慧》，《呼吸之间》记录中国首位女性自由潜水冠军陆文婕挑战100米自由潜水的过程。入选FIRST纪录片实验室，目前在拍摄中。
疫情爆发后，我每天手机上收到的都是坏消息，无法继续拍摄，好多预支的开销也没法追回。这些都让我想一头栽倒在床上不起来。
后来，我和摄影师张杨珉鸣一起去柬埔寨找陆文婕。在滞留东南亚的时间里，我们很少拿起摄影机，当时就是三个好朋友，同在大时代困境下，一起面对不可预知的挑战，这反而成了拍摄里难得又珍贵的时刻。
陆文婕用张杨珉鸣胶卷相机拍下的照片，导演供图
好像一直以来，因为纪录片，我身边都有向同一个目标努力的朋友。2015年拍完第一个长片，我和我的摄影师滞留在土耳其机场整整3天。当时我们身上的钱都用完了，用最后五块钱买了一杯咖啡，分了一根香蕉，彼此安慰熬过去的。如果我是自己一个人，估计已经崩溃好几回了。每次遇到不可控的事情，我都不是一个人面对的，FIRST纪录片实验室就给了我帮助。所以，我从没有过不拍了的想法。

徐玮超&陈玮曦

徐玮超导演作品《告别十二岁》入围2020年FIRST电影展主竞赛。2019年FIRST竞赛初审。
陈玮曦与吴皓联合导演疫情纪录片《76天》，深入武汉医院重症监护室。
二人联合导演的《流浪归途》，聚焦2019年爆红的“流浪大师”沈巍。入选FIRST纪录片实验室，目前在拍摄中。
在内蒙拍摄，左陈玮曦，右徐玮超，导演供图
陈玮曦：我有记者身份，当时感觉不去武汉，对不起职业生涯。
玮超劝过我不要去，劝不动就做我的智力支持。我们两个的组合，一直是我往前冲，他拉一拉我。去之前，我们商量拍什么，医院作为疫情早期最核心的场景，拍医院出片率最高，通过各种突破，最终我进入了病房拍摄。我老婆也是做调查记者的，她觉得我该去。
徐玮超：玮曦是我上半年为数不多的雇主。
陈玮曦：我去武汉拍片，他做顾问。
徐玮超：我的大多数工作，因为疫情都黄掉了。作为自由职业者，我这大半年严重亏损。
从1月到5月，《流浪归途》没什么拍摄机会，我们和拍摄对象沈巍不在一个城市。下半年见是能见了，但沈巍的生活停滞了。主动和被动地，他没法继续做快手主播了。我们很着急，等到现在，还在悬停，很怕拍摄陷入到同质化的内容里。只是跟了那么久，拍摄关系早已超越普通的拍摄者和被摄者，我们有情感投入，关心他的生活。
陈玮曦：几年前，我们俩都在财新做视频记者。后来我们陆续离开了。我去《时尚先生》做特稿的视频化。当时玮超还没去拍《奇遇人生》，当时我们合作了一支短片，就是拍沈巍。
我记得我问了一嘴，能不能按长片做。
他说，太能了。
徐玮超：然后我们就日渐发现这个题材融资的难度，还好FIRST纪录片实验室提供了一笔钱支持。我们的合作很自由。我和玮曦各自有营生的手段，挣钱都不靠拍这个片。一人一台摄影机，双机位拍，连录音师都没有。我们都有导演意识，随时能转换角色。创作激情加哥们义气，野路子。
徐玮超拍的陈玮曦，在苏州拍摄
陈玮曦：倒是没想过放弃。不过现在我们在反思，是不是每次都要两个人一起去拍。沈巍现在静止，比较适合一个人贴身拍。
徐玮超：拍那么久，我们是不是都没争吵过？
陈玮曦：没吵过。我执行力比较强，而且比较容易被说服。从精神层面，我会觉得玮超和沈巍更契合。沈巍会说阅读是他精神的森林。我觉得玮超也是这样，读书是他的避难所。他会在一个欢天喜地的饭局上，捧着一本契诃夫。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我和玮超有互补的共情能力。以前我们一起去采访白血病人，他边流泪边采访，我在边上看，倒没有哭，在现场更理性一些。回来以后看素材，我就一直在流泪，但玮超就会相对抽离地剪辑。
我想如果矛盾出现，我是愿意妥协给玮超的。
陈玮曦拍的徐玮超，为拍摄开了一天车累倒了
徐玮超：玮曦有打开和突破场景的能力，能和不同身份的人产生互动，以自己的方式和别人合作，这在创作层面非常难得。
我俩不会出现无法弥合的价值分歧。压力过大会造成冲突，大家本着负责的状态去争论，没什么好避讳的，但，我们现在太慢了，拍摄计划没有执行，还没到有压力的程度。这个片子得做出来，至于功败垂成，我们心里都可以接受。
陈玮曦：我还很了解他，比如我就知道应该在这个时候打断他。我们讨论问题，我会以每20分钟的频率打断他。
徐玮超：他打断我，我知道他是在做该做的事。
我自己进入不了社交场景的快乐。拍纪录片，会让我快乐，对我情感世界的调动很强。我坐在饭桌上觉得无聊，但和拍摄对象一起坐在饭桌上，就快乐。每个平凡人，都有值得牵绊的。我有大把时间在家里，和太太孩子互动。没有这个的话，我一无所有。
徐玮超家庭照
陈玮曦：我和他有一个共同点，我们认可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并愿意为此牺牲一点东西。我会反思我出差是不是太多了。但我只要在北京，就会大量参与我太太的生活，给她做饭，让我所有的朋友都认识她。
陈玮曦家庭照
前几天，我太太和我说：我是她的生活本身。
恩，老出差是个问题。

写在后面

城市被封锁似乎就在昨日，但记忆已经开始模糊。有幸的是，不同代际的纪录片人，以不同的生活姿态和创作路径发出声音。
其实原本的主题叫“我们想要放弃的时刻”，但当他们说出具体的生活，每一段话语都充满温情和精神力，没有一个人真正放弃了。
范俭导演说与其他纪录片导演在武汉相遇，在度过艰难时刻后，心里积攒的压力，借着难得的相聚，抱团取暖。
我们也在等待相聚，纪录片实验室依托FIRST开放而丰富的平台资源，以非投资形式的基金形式支持创作，陪伴你们做想做的。

征集时间

2020年11月4日至11月30日24：00

申请资质

项目主要申请人已作为影片主创完成一部或以上非虚构长片影像作品(60分钟以上);

如项目主要申请人无过往长片作品，须获得 FIRST 纪录片实验室推选委员会任一委员的个人推荐；

项目为正在制作中的非虚构影像长片作品(60分钟以上)；

项目已进入拍摄阶段，暂不接受尚未进入拍摄阶段的项目申请;

...

申请材料

须在截止日期前在 FIRST 青年电影展官网进行申请，提交申请信息及补充材料，方视为申请完成。在项目审核过程中，纪录片实验室执委会可视需求，要求申请者提供补充材料。

评选流程

征集截止:2020年11月30日

初审:2020年12月1日-12月20日

复审:2020年12月21日-2021年1月10日

面谈:2021年1月11日-1月17日

公布:2021年2月中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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