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锋：我对中西医的认识

我对中西医的认识

尹锋

《黄帝内经》中云：“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天地之气即阴阳之气，所以说人本来就是一阴阳组合体。人与自然万物是一体的，在共生共存的前提之下，所共守的必是“道”，在此背景下便产生了“医道”。中国传统医学是建立在“医道”之上的，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引导下，建立起了完整的理论系统，这一系统不但涵盖了科学，更是超越了科学。西方思维将人与自然万物相隔裂，以人为主体，自然万物为客体，或以上帝为主题，自然万物为客体，使万物从属于神或人，无形扩大人神的力量，使人与自然相对立，最终遭到了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各类新型病的滋生，艾滋病的蔓延便是例证。

现在有人提出中医科学化，我认为如何科学化，这将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所谓科学，是指用西方逻辑和微观思维模式认知世界的方法，对任何事物的分析（包括疾病）都有统一的量化标准；而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则是采用中国传统的类比思维和灵感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取象比类，与万物对应，如心、肝、脾、肺、肾，对应火、木、土、金、水五行，其又与自然界四季五行相关联，疾病的产生是人体五行与自然五行阴阳失调而致，如“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气血，各守其乡。”若人体自身与万物处于阴阳平衡，病安能来。所有这些都是西方医学无法量化和判断的。

如：1956年石家庄发生乙脑大流行，死亡率达30％。周总理请教名老中医蒲辅周老先生，蒲老说可用白虎汤治疗，果然应用以后临床效果非常好，死亡率降到10％以下。蒲老先生治疗167例乙脑患者没有一例死亡。如果按现代科学的统计标准衡量，这样的治疗效果是不符合科学要求的。原因很简单，167例患者用了98个方子，平均每个方子用不到两个人，没有统计学意义，所治疗的患者都是个案。1957年北京和唐山地区又发生流行性乙脑，医疗人员应用白虎汤治疗效果不佳，有人开始怀疑中医。周总理又让他们请教蒲辅周老先生。蒲老说今年湿气重，需在白虎汤方里面加一味燥湿的中药——苍术。这样又解决了问题，把死亡率从30％又降到10％以下。后来流行性出血热，江西名医万友生和江苏名医周仲瑛所采用的辨证方法完全不同，但是都能解决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中医的治疗特色。

现代医学（西医）和与传统中医学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如中医讲精、气、神，这些都是无法用统一标准去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仪器去实证的。中医是以阴阳学说为基础，从整体上讲求阴阳平衡，治疗方案首先讲求调理阴阳，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治本”。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经络学说是构成中医理论的基础和要素。治疗方案讲求治本为主，标本兼治。西医是以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为基础的，非常客观和直观地把人体和病因分析后，针对性地进行治疗。这样一来在宏观把握上就会产生缺陷，仅有微观操作上的明确步骤。以解剖学实证为基础的西医，在研究人体患病的状况时，借助现代物理、生物、化学知识，解读和认知人体内的种种现象，以消除致病因素（病菌、病毒及生化伤害）为主要治疗手段。对疾病的诊断，有种种明确的生化物理指标支持。诊断与治疗的操作，都有明确的步骤。但对不能明确显示现有生理指标异常的疑难杂症，却无法明确诊断，显的无能为力，更无法治疗。对一些虽能显示生理指标异常、但尚不明其产生原因的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无法治愈。这是因为整个现代医学（西医）体系，是基于建立在已不具生命活力的人体解剖学的基础之上，因此，西医在考量病因及消除病因方面，对具有生命活力的人体及其内在脏器的相互作用、生克关系，还缺乏足够的认知和不足。

由于中西医的理论体系不同，同样的疾病，经中医诊断后，很难用西药去治疗，而经西医诊断后，也很难用中药治疗。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怎样发挥各自的优势，怎样才能使两者尽可能地融通互补，这是现代医学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现代医学发展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