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 写作是一种磨难、惩罚
——读E.B.怀特《人各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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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冬,E.B.怀特辞去《纽约客》的工作,率全家回到缅因州的农场,其在《纽约客》工作的夫人,和在曼哈顿私立学校读书的儿子与他同行。无论对他还是全家,这都是个重大转折。而这一切,全因为“我开始觉得焦躁不安,不开心,憋闷”,原因非一,其中“作为评论员,社评用语‘我们’让我困惑,这是个模糊字眼儿,意味集体的深刻或机构的共识。我想写得尽可能明白,没有丝毫含混”(《〈人各有异〉序》。“我”与“我们”,有这么大区别吗?这对习惯了做一枚小小螺丝钉的我们来说,听上去简直有些可笑。但你不要笑,世上这样的人,非止怀特一个,钟叔河先生在《人之现代化,漫漫其修远》中也说,“我(不敢称我们)反省自己的世界眼光和世界理想,甚至在世界知识的某些方面,比起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郭(嵩焘)黄(遵宪)他们来,差距实在还不小。在这方面,也就是人的现代化这方面,要走的路就更‘漫漫其修远’了”(刊《文汇学人》2016.9.23)。那么,回到缅因州农场的怀特,他的这个单数的“我”做得又如何呢?
虽身在咸水农场,但他时刻关注着作家的自由问题:
有一日我很不安地听说,某位作家,惊骇于当今世界的种种暴虐,发誓从今往后,只写积极的、有意义的和热爱自由的东西。在我看来,此事就其自身而言,不是个好消息……靠纸笔表达自己本是个脆弱的行当,就事情的本质而言,一个厕身其中的人必然依赖宽泛而普遍的发言特权。任何要撤销此一特权的威胁,都会让作家惊慌。他对自由加倍忠诚……对他们来说,自由乃是人世间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护的神圣状态(《咸水农场》)。
1942年5月,他收到了选征兵役局的职业调查表,结果在其中遍寻不见作家的名字。他由此感慨:
写作既非一项事业,也非一门职业。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磨难,或一种惩罚。它在你身上浮现,像一道鞭痕。或者你不妨说它是许多事业或职业的副产品,让作家去纠缠(或被纠缠),以致魂不守舍,欲罢不能。真正纯粹的作家,如康拉德,首先是海员;伊莎多拉·邓肯,舞蹈家;本·富兰克林,发明家和政治家;或希特勒,无赖……我认为最好的写作是一些从其他事情——从事业,从职业,或从刑期中挤出时间的人来做的,这些事情或者让他们激情洋溢,如宗教,如爱情,如政治,或者让他们无聊透顶,如监狱,如经纪行,如广告公司。伟大的小提琴家必须从小就开始拉提琴,但我想,文学家四十岁之前做些其他事情——磨镜片啦,勘查荒野啦,写出传世之作的机会才更多些(《调查表》)。
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明摆着嘛,我们现在阅读的经典传世作品,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到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龚自珍、黄遵宪的诗,再到司马迁、王充、柳宗元、李贽、王阳明、曹雪芹、胡适、知堂的文,就都是他们职业的副产品,是在挤出的时间里完成的。我敢断言,吮吸着纳税人甜美乳汁专门来写作的当代作家,其作品,无论质还是量,肯定不及这些业余作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既使生活在远离欧洲战场的美国农场,但怀特就还是不能不与希特勒碰面。而谈到希特勒,就离不开“自由”二字。怀特深情地说:
我始终直觉,人与自己订有极其重要的契约,必须保持自我,又能容受万物,独立自强,凭借与此一星球的偶然遇合,随机应变,又像猎犬一般执着,不离不弃。我的初恋,刻骨铭心,就发生在我与我们所谓的自由一事之间,这位魅力无限的美人,危险、明艳、高贵,她使我们所有人回归本性,焕发生机(《自由》)。仰观日月星辰,自由是感觉自己从属于地球。置身社会,自己是感觉在一个民主框架中自在无碍。
相反,希特勒则不然,“读他的书,我得出的印象是,他与地球,不打算融洽相处,只有一种主宰的冲动。对人类,他认为他们不能和平共处,理当由一个超级头脑来统治,按标准整齐划一,他们的存在并不表明实现自我,个人人格将湮没在共同的种族命运中。你从他的著作中发现,他对整个人类是何等轻蔑……对他来说,人是蒙昧的,只能供驱使和操纵。他不断谈论民众是绵羊,弱智者,莽撞的傻子——就是从这些人那里,他要求获得绝对忠诚,并许诺给予他们最高奖赏”(同前)。
是啊,何止阿道夫·希特勒如此,所有不打算与地球融洽相处,想将人类整齐划一,不尊重个人人格者,都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而怀特这个如此看重第一人称“我”的人,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我却为这管笔感到无比自豪,因为它历史地表明了其如同注射针头一般,为人们接种,让自由之菌在人体内恒久循环……倘若现实的力量剥夺了我的自由,我将与死人无异,宁可不带这颗头颅沦入法西斯主义,它已毫无用处,我不想再承负如此沉重的一个累赘(同前)。
走笔至此,我不禁想起了那位写下《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的诗人。我再也写不下去了,请大家原谅我罢。
二O一七年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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