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 │ 缺乏社会学家的年代

李红星 摄

读【美】傅高义先生的《日本新中产阶级》，至第二部《家庭与其他社会系统》第四章《消费者的“光明新生活”》，在《节俭的限度》一节中，作者这样描写距东京半小时通勤火车车程的M町（真间町）的工薪族居民的衣食住行：

住：同一个房间他们既用于白天活动，又用于晚上休息，这样就无需把起居室和卧室分开安置。通常来说，睡觉用的床垫放在一个衣橱里，晚上拿出来。白天用的餐桌可以折叠，这样晚上就能够铺床睡觉了……

食：按照西方的标准，食物的质量和数量都达不到标准。米饭是主菜——不过按西方标准根本就不能看成是主菜。稍微夸大一点儿说，人们主要吃米饭，其他食物都是用来当点缀的。鱼类的数量和品种都比较充足，用于佐餐，为了补钙，一些小的鱼骨也会吃掉。由于几乎不使用香料，每餐都要上酱油和各种不同的小菜给米饭调味。蔬菜和肉类伴着米饭一起吃，数量比之西方少之又少……

虽然已经能够买到越来越多的奶制品，但牛奶还是优先供应给儿童和病人。进口的饮品，如咖啡等，按照日本人的标准还是很昂贵的，绝大多数工薪族只是在特殊场合喝一点儿……

衣：人们在家里穿旧衣服，没法再补的旧衣服就剪开来，做成洗碗布、隔热垫以及抹布……虽然不情愿，但年幼的孩子们要穿哥哥姐姐的旧衣物，这种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在那些负担不起新衣服费用的家庭。一个人的同一件衣服可以接连穿很多天，而对孩子们而言，学校的制服只有一两套，所以也只能一直穿，才能衣着得体。

只有这样才能够节约资源，依赖微薄收入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和一二十年前的美国以及今天的欧洲，相去其实并不太远。

此书出版于1963年，书中所写内容，则是日本东京附近的真间町工薪族1958、1959两年间的生活状况。而作者之所以会去日本作田野调查，是因为在1957年他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并意欲以美国社会为志业的他，被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告诫道，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于是次年，他携妻子与一岁的儿子到了东京。

读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晋南的农村生活来。我出生于该书出版之年，真正记事应该在3岁以后了，也就是说，我记忆中的困难时期，应该在1966年至1976年间。

衣：在1978年我上高中前，所穿衣服基本上都是妈妈和表姐做的，没有买过现成的。布匹缺乏，买布要凭布证。只有在过春节时，才能穿上新衣服。印象中，大年三十晚上，妈妈几乎永远在赶工，给五个孩子每人做一身新衣服和新鞋子。

当然，远在三十多里地外的表姐腊月里会在家住上差不多一个月，帮助妈妈一起赶制大家穿的新衣服。日常所穿衣服，打补丁再正常不过了，当时有句流行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此非虚语，盖纪实也。以至于养成了这样一种心理，平常的日子，假如穿件新衣服出门（当然是非常罕见的），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大家都穿着旧衣服甚至打着补丁的衣服。

傅高义先生记当年日本东京附近的真间町工薪族的孩子们，上学有一两套制服可穿，这在1970年代的晋南农村孩子们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唯一有一次例外，当年我参加了闫玉虎师组织的校乒乓球队，后来到公社参加比赛时，每人买了件黄色的背心，我的那件背后印着“首都6号”，其他同学则是“北京”几号。记得比赛开始，当我们脱下外套，露出里面统一的崭新运动服——黄色背心时，在现场颇引起了一阵轰动，盖其他学校的队员，都没有运动服可穿，更遑论统一格式、颜色的运动服了。小运动员们只是穿着日常的衣服来参加比赛罢了。

食：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今日有人嘲笑这句话，把它当作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不思进取的标志，盖只有猪才以食为天，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应该有更加远大之志向才对。我却不这么看，人只有在吃饱穿暖，有了闲暇工夫之后，方才能够从事更加高尚的事业的。可看看我们的历史，远处不论，只说1949年以来，直至1978年，真正能够吃饱饭的日子，又有多少呢？

印象中，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白面，而我们那里就是小麦产区呀。大多时候，吃的是白面与玉米面混合的二合饼，或干脆是玉米面、高粱面制的食物，如钢丝面、合烙、蒸红薯等。

即便如此，每年冬春之交，半夜醒来，经常见爷爷与爸爸商量粮食够不够厨房吃的问题。当时爷爷在生产队干活，爸爸在县城的工厂上班，妈妈是家庭妇女，要养活家里的五个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至于牛羊肉，也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

此种窘迫的情况，就与1958年东京工薪一族的“人们主要吃米饭，其他食物都是用来当点缀的。鱼类的数量和品种都比较充足，用于佐餐，为了补钙，一些小的鱼骨也会吃掉”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样的生活，简直是天堂一般的日子呀。而“牛奶还是优先供应给儿童和病人”。

老实说，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我就从未喝过牛奶，哪怕生病时！刚工作第一年，每月45元工作，要吃掉30元左右，余下的钱还要买书，牛奶几乎没喝过，太过奢侈了。当年我在晋东南师专工作，印象中，打牛奶喝的教职工也寥寥无几。

住：所住五间北房，是爷爷手上盖的。分别隔为西边两间与东边三间从中间隔开。我和三个弟弟与爷爷住在西边两间（奶奶因病过世），进门，正对着的是一张方桌，两边各一把椅子，这是会客的地方。西边靠窗是个大土炕，我们兄弟四个睡里面，爷爷睡在最外侧照顾我们。西北角是锅台。东边三间正中开一门，是过厅，西侧是客房，东侧是父母和妹妹的卧室。

睡的是土炕，我们兄弟四个睡一排，爷爷睡在最旁边。房梁上悬挂着一只瓦数不大的电灯泡，勉强能够看书吧。当然，除了印有毛主席指示的课本，其他书籍极少。村里的学校虽说有初中，但没有图书馆和阅览室。我是直到1978年考上翼城中学，才知道学校应该有图书馆的。

行：家中有一辆自行车，是在县城上班的爸爸骑的。平日间的行走，全靠11号车（两条腿走路）。

玩耍：小孩子没有不喜欢玩耍的，可在当时的晋南农村，填饱肚子尚且困难，哪里有钱去买什么积木、玩具汽车、火车、布娃娃、拼图之类，更别说汽车、轮船、飞机模型了。

当年男孩子玩的游戏，有打元宝（用纸张叠成正方形去击打对方的元宝）、滚铁环、抽陀螺、挖地道、打弹弓、开洋火枪等，全都是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几乎不花什么钱，但从中所获得的满足与快乐，似乎也不比今日的孩子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晋南农村之生活便是如此。而这样的生活却不见有社会学家考察并记载过，因为我们那时没了社会学家。

在《李银河谈中国的社会学：1953年被整个取消》（刊“图书漂流”公众号）一文中，知社会学在1953年院系调整时被整个取消，“原因是当时的人们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方向，一直到1979年才恢复。

断裂之后，大多数社会学的老师都只能转做他业”“在之前中国社会学还是有很好的成绩的，比如费孝通，还有其他同时代的吴文藻，他们这些老一代社会学家，调查中国社会，调查乡村，做得很好，但都被中断了……”

正因为社会学被中断了二十多年，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上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却看不到建国后至1976年间出版的社会学著作。而要想看到了解这段时间的中国社会，就只能借助各种日记、回忆录及文学与影视作品，如电视连续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因为“社会学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社会学一般做两件事，第一，是什么？第二，为什么？……社会学研究者不做判断，但社会学研究的结果往往影响着社会变迁”。

因读傅先生的书，而联想到自己少年时在农村的生活，不由拉拉杂杂地写下上述文字，这些或许对有志于社会学研究的人不无小补。

二零二一年元月五日下午

补：

文成，在朋友圈见陈浩武先生分享的当年自己作为知青上山下乡生活之如实描写，也是一则极好的社会学资料。征得陈先生的同意，将此附录于下，谢谢陈先生。

（陈浩武）今年北京的极寒天气，把我的思绪引向50年前。1969年冬季，我作为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到湖北黄陂县挿队落户。那一年的冬天也像这样冷，屋檐下吊着长长的冰凌。我们没有任何取暖措施，唯一就是生产队给的一捆稻草，作为铺床用。房门板下了搁了床，只好把一床破旧的草蓆挂在房门上，权作挡风。屋顶年久失修，漏风漏雪。只好在棉被上铺一块塑料布，早上起来，发现塑料布上一层薄薄的雪。

寒冷往往和饥饿交织。因为刚刚下放，没有粮食，每餐靠熬稀粥充饥，更没有菜，一边熬粥，一边贴近煤炉取暖。在那个农业学大寨的岁月，冬天也是要出工的，而且是更劳累更辛苦的工作，到水利工地去挑土。北风呼啸，小雨洒落在棉衣上，马上结成冰，棉袄象铠甲一样坚硬。扺御寒冷的办法，就是把腰间的稻草绳子一扎再扎……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一部文学作品，无论是小说，电影，或者电视剧，在真实地描写知青一代，因为都还在什么“青春无悔”的框架内写作。每当看到这些玩意，我心里都会忍不住说：去你妈的！

二零二一年元月八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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