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仇恨与谎言的散布者
1933年3月13日，希特勒任命纳粹党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出任新设立的内阁公共教育宣传部部长。这位35岁的跛脚宣传部部长是当时全欧洲最年轻、受教育程度最高（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的内阁部长之一。
根据法令，戈培尔的职责是“负责全国的一切文化生活；负责国家、文化和经济的公共关系；负责管理为这些目的服务的各种机构”；而他的名言是：“宣传自身并没有任何基本的方法。但它有一个目标，在政治中这一个目标总是围绕着一点而转变：征服群众。”（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22期/作者：郭晔旻）
语言魔术师——戈培尔
两个月后的5月10日晚上，柏林发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从中世纪末期以来未曾见过的景象。几千名大学生在令人肃然起敬的柏林大学校园旁的广场将2万多册图书付之一炬，被毁图书的作者从爱因斯坦到海明威，他们的共同点是相信人类自由精神的尊严。在被焚的书籍化为灰烬之际，戈培尔博士在狂热的学生前发表了讲话，“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广播！”
这是思想不能越出纳粹雷池一步的新时代。纳粹党上台时，德国有各类杂志7000种、各类日报和周刊4700种，比当时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但它们很快就被置于戈培尔细致入微的管制之下，“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至于每一本书或者剧本的手稿，也必须先送宣传部审查，经许可后才能出版或者上演。甚至通常与政治不搭界的音乐也受到波及。门德尔松的作品被禁止演奏，只因为他是犹太人。
著名作曲家兴德米特并不是犹太人，只因为他与犹太同行过从甚密也受到了批判，纳粹的口号是“谁同犹太人一块鬼混，谁就不得好死”。
夜间游行
早在1934年，富有洞察力的丘吉尔就已断言，“在那里（德国），根本没有公众舆论，有的只是无线电广播和受严格控制的报纸这些可怕的新机器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对20世纪20年代问世的广播，戈培尔也迅速意识到了它的价值：“19世纪是报纸的世纪，20世纪是广播的世纪。”宣传部通过纳粹创立的国家广播协会，控制了德国的广播公司，“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一个广播！”这一口号充分表明了纳粹广播宣传的目的。宣传部要求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这当然会影响正常的工作，但戈培尔的逻辑是“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与此同时，宣传部强迫厂家生产廉价的“人民牌”收音机，6年内德国家庭的收音机普及率翻了3番，达到70%——但是收听外国电台将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意志的胜利》与《奥林匹亚》与广播一样，另一种新媒体——电影也成为纳粹文宣的宠儿。幸运抑或不幸的是，纳粹德国得到了莱尼·里芬施塔尔——一位由备受爱戴的偶像电影女星改行的天才导演。
1934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党代会，里芬施塔尔为之拍摄了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宣传电影《意志的胜利》，这部黑白电影运用了极富戏剧变化的灯光，不同寻常的拍摄角度、令人眼花缭乱的形象搭配和振奋人心的配乐；影片中的希特勒像一位从上天降临的神衹，从闪光的机舱走出。该片在柏林首映时，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两年后，里芬施塔尔通过一件更为雄心勃勃的大事——1936年柏林奥运会再次显示了她的才能。这届奥运会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纳粹当局为此不惜暂时收敛了反犹政策，保留了莱瓦尔德（犹太人）柏林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和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务，外国游客也将免受任何“在这个国家施于犹太人的那种对待”的标志之困扰。
纳粹党的高级官员到达全国党代会集会场的画面
与拍摄《意志的胜利》一样，里芬施塔尔带领庞大的拍摄队伍进驻赛场，为了获得表现动态的新颖角度，甚至不惜冒着妨碍比赛的批评，在场地上开挖沟槽，将摄影机埋入地下，以仰视的角度拍摄运动员。这部名为《奥林匹亚》的威尼斯电影节金奖影片的解说词充斥着“战斗”、“征服”等词汇，好战气势咄咄逼人，无法不使人联想到纳粹一贯宣扬的日耳曼人种优越论（战后里芬施塔尔受到盟国清算，虽然她辩解自己当时拍摄的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希特勒称赞《奥林匹亚》是对“我们党的力量和美丽的独特和无与伦比的赞美”，尽管这部影片不可否认的明星是获得4块金牌的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气急败坏的希特勒私下抱怨“祖先生长在丛林的人是原始的，他们的竞技条件生来就比文明的白人强”，甚至拒绝在赛后与这位杰出的田径运动员握手。
柏林奥运会之后，不再需要伪装的纳粹故态复萌，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为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戈培尔主导拍摄了《犹太人苏斯》，讲的是18世纪一个阴险的犹太金融家在人民的一次起义后被处死的真实故事。据说在二战时期德国占领下的欧洲，这部电影的观影人次达到2000万。《犹太人苏斯》具有明显的现实性，为今后的暴行做好了舆论准备：一些看过该片的德国青少年义愤填膺地开始毒打遇到的犹太人。
战争的鼓吹手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德国的宣传机器转向全力为侵略战争服务。用戈培尔在自己日记里的话说：“新闻是战争的武器。新闻的目的是帮助战争而不是提供信息。”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如此评价：“对他（戈培尔）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
当希特勒正在策划入侵波兰的时候，戈培尔的宣传部正在开足马力宣传波兰对德国的挑衅。纳粹德国的报纸、广播连篇累牍宣扬：波兰扰乱了欧洲和平，波兰以武装入侵威胁德国。《柏林日报》的大字标题警告：“当心波兰！”《领袖日报》的标题：“华沙扬言将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众所周知，1939年的波兰没有侵略德国的动机和实力，这完全是在为德国侵略波兰制造欺骗世人的借口。而在德国进攻波兰前夕，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在报纸上策划的欺骗宣传攻势则达到高峰：“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边境！”“波兰全境处于战争狂热中！”
惊人的头条特大通栏标题出现在德国各大报纸上，给公众造成波兰即将进攻德国的强烈心理预期，以便解释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正义性”。
纳粹高级官员到达检阅场的画面
战争开始以后，戈培尔的宣传部为对被占国进行欺骗宣传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荷兰军队投降后的第一天，30个柏林电台的工作人员即刻出现在荷兰广播电台，他们带来了全套装备，可以替换任何一台被毁坏的设备，甚至携带了用道地荷兰语录制的磁带——足够播放两个礼拜。
随着军事力量的扩张，到1943年初，纳粹德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广播网，共有23座短波电台和110座中、长波广播电台，使用53种语言，每天播出新闻节目279次。英语播音员乔伊斯（爱尔兰长大的英国法西斯党员，战后因叛国罪被处以极刑）的纯正牛津腔几乎在全欧洲都能听到。对内统一国民意志、对外震慑人心，戈培尔的宣传部将大众传媒完全变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德军在希特勒自杀后签署投降书
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德国为之宣布举行长达3天的国丧，报纸通栏都是套黑的讣告，这意味着战争进入重大的转折点。1943年2月1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发表《论“总体战”》演说。他把演说词的锋芒既针对国内公众，要求人民停止高级娱乐活动，共同承担战争的重担；又针对国外的反纳粹势力，他特别警告西方，宣称整个欧洲的危险来自“东方”（即苏联），企图分裂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这一切，加上会后在全国各处反复放映讲演的纪录片、宣传媒介的大肆报道等，使戈培尔的“总体战”演说成为纳粹德国最成功的群众大会，也是在公众中影响最大、反应最强烈的一场活动，戈培尔对自己的谎言和煽动效果也是相当自鸣得意，“如果我对人们说'从三层楼上跳下去’，他们也会这样做的”。
不够格的替死鬼
到了1945年，在第三帝国行将就木的时候，戈培尔的撒谎才能在“狼人”行动的创造中登峰造极。所谓“狼人”行动是指党卫队暗中计划在敌军后方安插武装游击队队员“狼人”。除了一个流产的训练计划和孤立的零星行动之外，这个计划从未付诸实施。为了用传说中的英雄事迹蛊惑德国人继续为战争卖命，戈培尔专门设立了一个“狼人”电台，广播子虚乌有的“狼人”的战绩，这个电台其实就在柏林城外的几英里，但它却声称自己身处敌占区。戈培尔每天都要亲自杜撰十几则狼人的故事，因为这些想象之事“本应发生”。
虚构的“狼人”自然无法阻挡苏联红军的攻势，在柏林的最后几天的巷战中，一位会说德语的苏联军官居然接通了宣传部的电话，与戈培尔通上了话。戈培尔故作镇定地宣称：“你们保卫塞瓦斯托波尔九个月，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首都做同样的事情？”这位苏联军官代表整个盟军阵营誓言：“我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绞刑架”。不过，1945年5月1日，在总理府地堡里，刚刚按照希特勒的遗嘱当了1天德国总理的戈培尔在毒死6个孩子后与妻子一起自杀身亡，逃避了之后必然要上绞刑架的下场。
纳粹高级官员到达检阅场的画面
最后，当盟军意图在法庭上清算纳粹宣传系统罪行的时候，他们只能找到一个二流角色——尤里乌斯·施特赖歇尔。此人出现在被告席不是由于其握有的权力——实际上他早在1940年就被希特勒撤掉了大区领袖的职务，而只是一份反犹报纸《冲锋队员》的主编。这份报纸发表残忍、荒谬的反犹理论，因其实在是粗鄙之极，以至于戈培尔手下宣传部的官员也经常有意与其划清界限。那位美丽的导演里芬施塔尔曾经当面质问施特赖歇尔为什么要发行这份“令人可怕的刊物”，得到的回答却是“刊物上的文章不是为您这种有判断能力的人写的，而是为农民写的，让那些农村姑娘能对雅利安人和犹太人加以区别”。
里芬施塔尔的结论是，“尽管如此，你所做的是很卑鄙的”。施特赖歇尔也为自己的卑鄙付出了代价，以其臭名昭著的名声作为“头号反犹煽动家”被判处绞刑。在这个法庭一共只起诉了22名纳粹战犯的情形下，施特赖歇尔其实是没有资格与其他21名纳粹党政高官一起出现在被告席上的，更不用说与里宾特洛甫、凯特尔一同上绞架。当然，今天的人们似乎不必为施特赖歇尔这个不够格的替死鬼的命运而感伤，他毕竟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