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榜的费仲和历史上的费仲判若两人
费仲是嬴姓先祖大费儿子若木后裔。费仲的先祖费昌曾经加入商朝武汤一方，共同灭夏。在《史记 殷本纪》中如此记载费仲：
“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在西周历史上，还有一个人的记载和费仲基本相同，他就是周厉王时期的荣夷公：“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
好利，就成为了费仲和荣夷公的共同点。周厉王任命荣夷公实行专利目的是在连年旱灾背景下提高周国的财力，提振周国国力，是经济改革。那么商纣王任用费用为执政是否是进行经济改革呢？先来看商纣王时期的殷盛景象记录：“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这就是商纣王任命费仲进行经济改革的成果——让商朝富裕，国力提高。只有这样，商纣王才能有财力和西伯姬昌等三公、淮夷进行作战。
费仲有着出色的政治眼光，据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有过一段关于费仲劝告纣王的记载。费仲对纣王说：“西伯昌贤良，百姓都拥戴他，诸侯都依附他，必须把他杀掉，否则一定会成为殷商的祸害。”商纣王说：“你既然说他是一个贤良的诸侯，怎么可以杀呢?”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必定是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华美，一定踩在地上。现在西伯昌是您的臣下，他实行仁政，人们都归向他。终究会成为天下祸患的，难道不是西伯昌吗?臣下如果不用他的贤能为君主效忠，这样的臣子就非杀不可。况且君主诛杀臣下哪用得着那么多理由?”商纣王说：“仁义，是君上用来劝勉下面的人的。现在西伯昌是个好行仁义的人，杀他不合适。”费仲三次劝说，商纣王都不采用。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费仲是很有政治眼光，显然是经验实足的政治家，商纣王帝辛显然过于过于年轻，缺乏果断，把西伯昌放西岐无异于在放虎归山，为自己埋下了祸根，《殷本纪》中提到商纣王时的三公：“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而对于三公竞争对手的处置是：西伯姬昌被囚禁，商纣王帝辛不忍杀之，最后不得不割让洛西之地才得以回国；九侯、鄂侯被商纣王所杀。
比起帝辛的仁慈，在此前的帝辛的爷爷很显然跟费仲是一样的政治眼光。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命为商牧师。自此时起，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翳徒之戎，攻程，攻鬼方。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文丁（纣王的爷爷）的警觉，帝文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纣王的父亲）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为黎之搜——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亦有人认为是商、周战于黎，拘周侯昌，囚之羑（音“有”）里。周侯昌的命运，《史记》、《竹书纪年》、《左传》。纣王却未听从费仲的劝告，为自己埋下的灭亡。
除了进行经济改革，费仲还成功让周国割让洛西之地给商朝，再次臣服周国。《周本纪》是如此记录：
“帝纣乃囚西伯於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砲格之刑。纣许之。”
从以上的记录，周国为了和商朝议和、赎回周文王，上贡了如下的贡品：有莘氏美女、骊戎文马、有熊九驷（有熊氏的36匹马）、他奇怪物、洛西之地。
但是周国割让洛西之地，才是商纣王、费仲和周国的闳夭达成两国和平协议的根本原因。对于周国来说，割让洛西之地以赎回周文王，才是真正的奇耻大辱！
因此，费仲在商纣王时期功绩主要有二：经济上进行经济改革，让商朝强盛；政治军事上逼迫周国割让洛西之地，接受城下之盟。费仲这样对待周武王父亲和周王朝，肯定是没有好结局。
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武王趁着商朝主力在征讨东夷趁机联合诸侯国灭商成功之后为报仇雪恨，当然会尽可能把所有的污点往费仲身上推。
胳膊往外拐的商朝比干却塑造成了功臣。比干之死：在商时期是兄死弟继，比干和微子、箕子三人由于是贱出被剥夺了继承权，所以就组成联盟反对帝辛的统治。比干的侄子微子就派人到周请周在商朝主力在东方，趁着最弱的时候攻打商，帝辛闻讯大怒清除比干联盟，然后周就集结大军于牧野和商展开决战，由于比干联盟对周有巨大贡献，所以周就大力的宣扬比干追封国神，还把比干的儿子坚找到赐姓林并分封领地，后来分封微子。自古成王败寇比干和微子、箕子塑造成功臣，而费仲却被塑造成奸臣，但是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儒家和周朝为了诋毁商朝或者为了造神，故意丑化费仲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