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的预加固是有效减小后期支挡工程的有效手段，因此，尽量减小开挖后卸荷松弛区的范围，是技术人员孜孜以求的目标。顺向坡的预加固范围，即计算长度是工程中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一直受到岩土工作者的研究与探讨。近日，笔者查阅了一些岩质顺向坡利用“斜向成拱理论”计算预加固长度问题的文章，笔者在阅读后觉得有一些观点想要探讨一下，可能观点也不一定正确或成熟。但考虑到现实中顺向坡的变形或滑坡范围确实与“新的拱效应理论（斜向成拱理论）”确定的范围有较大出入，为了更有效的对工程负责，笔者觉得有必要探讨一下，尽管或许担心与探讨可能是多余的。
1、关于“在分段开挖的基础上，新的拱效应理论（斜向成拱理论）完美地解决了岩质顺向坡的计算长度问题”。
笔者认为在完全找不到两个近于相同地质体的岩土工程中，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完美的解决问题，所拥有的只能是在一定假设、近似基础上的解决，因此宜慎用“完美”，尤其是在岩土这种不连续性、变异性和多相性的介质中，更宜慎用一种理论解决全部问题的想法。
2、顺向坡工程计算中取单位宽度进行计算，且“没有虑两侧岩体的约束是一种较为非常保守的计算方法”。
笔者认为边坡往往是平面应变问题，取单位宽度计算时没有考虑两侧岩体的约束是否对计算结论有较大的影响呢？结论应该是不会非常保守。因为边坡最终整个都会拉槽式开挖，对整个边坡稳定性有一定保守约束的应是边坡两侧的岩土体，而计算时所取的单位宽度中忽略两侧岩体约束的假设，在工后可能更偏向于整个边坡的“内力”，应该对下滑力的计算影响是有限的。
3、斜向成拱理论是基于“开挖宽度小时，斜向拱的计算范围有限”。“顺向坡开挖时，通过“大拱化小拱，互为侧向支撑”，遵循隧道开挖方法进行“小开挖、多分段、及时支护、勤量测”，就可实现斜向成拱，继而可有效减小顺向坡的计算长度。
笔者认为，隧道这种“小断面”，甚至本身开挖成拱形的工程，是存在拱效应问题，是利用坡体的“有形拱形态和无形的拱效应”，从而大大减小隧道的衬砌规模。但隧道这种非平面应变模型应与长大边坡的平面应变模型存在很大的差异。当然，局部开挖时顺向坡可能存在所谓的拱效应。但如果随着开挖长度的加大，边坡的应力场不断调整，小拱之间相互搭接、互通，如何实现互为支撑可能有待商榷。因为，随着小拱两侧边坡的开挖，原拱两侧的支撑功能将可能减小甚至失去，尤其是局部的边坡开挖变形，是不同于最终长大边坡完全挖通成型后的平面应变问题的，因此，这种互为支撑成拱的模型“可能”是不安全的。因为，在笔者看来，这种“大拱化小拱，互为侧向支撑”实为坡体（潜在滑体）的内力，即内部相互作用因素。因此，斜向成拱理论借助拱形、小断面的隧道模型来解释长大边坡的平面应变问题，笔者是有担心的，哪这种担心的多余的，还需要有工程实践来证明，可能更好。其实换个思路，如果一个山坡上在同一标高上布置一排、多个隧道，那在只开挖一个隧道的情况下，隧道断面在两侧强大端墙的作用下可能存在所谓的拱效应。但如果随着两个、三个.......多个隧道同时的搭接开挖（假设间距如抗滑桩一样为6m），那相邻隧道之间的端墙稳定性如何，受力如何，所谓的拱效应还能存在吗？尤其是如果像开挖边坡一样，将端墙下部开挖一定的“悬臂”，那端墙自身可能都有稳定性问题，此时，如何形成拱，这是该斜向成拱模型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拱效应形成的前提是有强大的支点，如果支点都发生了大变形或破坏，就谈不上拱效应了。再换句话说，如果一个路堑在坡脚预设置抗滑桩而不开挖桩前岩体，而只开挖桩后岩体的情况下，那可能在桩后的岩质边坡中存在所谓拱效应。但如果将桩前岩体挖掉后，一旦抗滑桩由于前期考虑局部开挖形成的所谓拱效应而减小了预加固的边坡长度，造成抗滑桩规格偏小，那开挖后抗滑桩一旦发生变形或破坏，此时，桩后的所谓拱效应将由于失去有效支点而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因为拱效应成立的基础是前部有强大的、位移很小或可以忽略的支挡结构，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4、对于拱效应，在工程实践中主要应用于土体或类土体，或一部分破碎岩体。这时由于桩体的支挡使桩间岩土体具有相较于其它部位岩土体的向前变形趋势时而产生拱效应，从而通过拱效应将整个“线状”边坡的下滑力传递给“点状”布置的抗滑桩体之上。这就很形象的说明了拱效应产生的一个基本因素，即桩间岩土体具有相较于其它部位岩土体的向前变形趋势（不能出现大变形破坏）。因此，从岩体的构成岩块和结构面两方面来讨论。1）由于大多数岩块相对土质或类土质的胶结好、刚度大，岩块内部颗粒之间很难有相对变形的趋势，故要在此时产生拱效应是很难的。尤其是作为完整的硬岩，如果开挖后岩体在弹性变形范围之类，就不应该有拱效应。而如果岩性为软岩，隧道或抗滑桩支挡的边坡开挖后，由于岩体具有一定的位移趋势，那就可能产生拱效应。2）控制岩体稳定性主要是因素是结构面，结构面的走向、贯通度、胶结等等因素对岩体的变形趋势具有关键的控制作用。如果岩体结构面相当发育，在结构面不作为控制的前提下，则近似类土体而存在拱效应。但如果岩体中的结构面为岩体稳定性控制因素，则拱效应可能要退居二线。当然，对于岩土工作者都知道，抗滑桩之间的挂板如果做成拱形，其受力效果要明显好于直线挂板。这是利用结构工程的拱形受压更好的原理，但这种有形的拱，不能与无形的拱效应混在一起，即物质与精神不能等价，虽然能同时拥有“物质与精神”是最好的。这也是笔者不认同基于“拱形、隧道”拱效应模型应用于边坡拱效应最不认同的地方。综上，笔者认为顺向岩质坡体中应用“斜向成拱理论”“有效减小顺向坡的计算长度”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是否存在拱效应还应区别不同岩性、不同的结构面控制因素、不同程度的支挡结构能力等因素综合考虑，而不宜一刀切式的用“斜向成拱理论”去套用，还需要更完善的理论和大量的工程去实践。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以笔者的疑虑而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