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历程 贾英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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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历程
北京晚报 | 2021年09月29日
贾英廷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和政协代表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了奠基。
1949年10月，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征集工作正式启动。这座集“纪念死者，鼓舞生者”于一身的纪念碑究竟该以怎样的造型面世？这座纪念碑怎样才能充分体现人民英雄的伟大功勋和崇高精神？这些话题从方案设计开始，就成为设计师们争论的核心问题，而纪念碑的设计过程也是逐步达成共识的过程。
1951年制作的五分之一缩尺的大模型，台座为红墙，墙上有三个门洞，台座上立碑。
1952年初拟定以碑文为主题、以浮雕为衬托的设计方案，并以此为准绘制设计图。
两年收到180多个设计方案
1949年10月，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主持下，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聘请专家组统领纪念碑的设计，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是这个专家组的成员。专家组成立后立即开始了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规划设计方案的征集。至1951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收到各种形式的设计方案180多个。
海外华侨陈嘉庚先生还组织华侨绘制了图纸，并制作了水泥柱头模型，寄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工程处。人们用各式各样的设计方案表达着对革命先烈的敬意。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筛选之后，这些设计方案大致被归纳为三大类：
第一类方案认为，人民英雄来自广大的工农群众，纪念碑应有亲切感，方案采用平铺在地面的方式。类似低矮墓碑的样式，碑上有题字，碑下有护栏。
第二类方案认为，纪念碑应以巨型雕像体现英雄形象，方案采用雕塑艺术的形式，以表现英雄人物和事件。
第三类方案则主张，用高大挺拔的碑形或塔形，体现革命先烈高耸云霄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以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功勋。
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提出建造纪念碑目的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要求，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在整理归纳方案的基础上，召集在京的各方代表以及一些建筑师、艺术家，就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形的选择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当时有人建议，最好将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一座矮而分散的，或是矮而集中的、高度不超过数米的墓碑。这样可以避免贯穿前门、天安门、故宫的中轴线被阻断。但是，多数人则认为，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中轴线，已经不是过去封建帝王的“御道”，将纪念碑建在广场中心，恰恰更能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全中国人民对革命先烈缅怀与敬仰的情感寄托，没有一定的体量是无法达到这一目的的。平铺式的低矮墓碑，既不能体现革命先烈高耸云霄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又无法承载百年革命历史的重任，在视觉上也无法达到缅怀纪念革命先烈的目的。因此，平铺地面的方案很快就被否定了。
建筑家力主传统“碑”的造型
接下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形是采用巨型雕像形式，还是采用高耸矗立的碑的形式，成为建筑家和雕塑家争论的中心问题。
雕塑家主张用雕像形式作为纪念碑的主体，以表现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也就是说，在天安门广场建造一座用巨型人物雕像歌颂人民英雄的纪念碑，而不是一座传统建筑的纪念碑。而建筑家则主张以建筑为主体，碑体上要用题字和碑文来说明革命历史。同时从建筑环境考虑，力求使纪念碑的建筑体量与广场的古建筑保持协调。
建筑家不赞成雕像式方案，主要是认为以雕像为主体的纪念碑不好表现文字，难以体现纪念碑“碑文”的中心主题。这是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议定的是要在天安门外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并已经通过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在纪念碑的造型上，建筑家力主中国传统碑的造型，认为采取高而挺拔的形象来表达人民英雄的崇高形象和伟大功勋更为得体。
最后，经过一番讨论，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大致形成了的共识，认为采用我国传统碑的形式来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较为恰当。纪念碑的设计以政协会议通过的“碑文”为中心主题，“碑文”中的英雄事迹可以用浮雕来表达。
梁思成不赞成“门洞式”方案
1951年初，在多个设计方案中，有三个方案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一个是五分之一缩尺的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台座为红墙，墙上有三个门洞，台座上立碑。另外两个是小模型，一个是坡屋顶，另一个是群像顶。这三个设计方案各有特点，一时难以取舍。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国庆节时将这三座纪念碑方案做成模型，立于天安门广场上，让人民群众来选。
梁思成作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总体设计的主要负责人，对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十分重视。在设计过程中的每个关键阶段，他都是竭尽全力严格把关。有时设计方案虽得到有关领导首肯，他仍然坦诚地提出不同意见，以避免失误和少走弯路。
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把纪念碑三种设计草图送呈北京市领导审批的那段时间里，梁思成正卧病在床，对设计方案并未仔细研究，并不知道事情进展得如此迅速，更没想到这三个方案已经成熟到如此地步。当他得知三个方案将送审报批的消息后，十分着急。在1951年8月29日，他带病给彭真市长写了一封长信，阐述了他对纪念碑设计的意见，并在封信中绘制了几幅草图，否定了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提出的初步意向。
那么，这个“五分之一缩尺大模型”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呢？
这是一个放大了的传统形式的石碑，安放在一个有三个门洞的红台上，从远处看，这三个门洞与天安门下的门洞如出一辙。这个红台的高度，使它成为理想的检阅台，而红台的形式、色彩又和广场周围的建筑风格完全一致。
梁思成否定“五分之一缩尺模型”方案的主要理由有四：
其一，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物，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全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它们两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重要的象征性建筑物。此方案（下半部）与天安门形状太类似、重复，达不到相互衬托、相互辉映的效果。
其二，如此高大矗立又有极大重量的大石碑，地下不是脚踏实地的基座，而是空虚的三个门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虽然在技术上并不是不能做，但功能上没必要，反而令碑不能脚踏实地，视觉上有不稳定之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
其三，在天安门广场上塞入长四十米、高约七八米的大台子，令人感到拥塞，使广场窒息。
其四，由于台子又高又大，对比之下，作为主题的碑便显得非常瘦小。在视觉上，主次不分，效果更差。
梁思成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矗立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央的历史丰碑，它和天安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为重要的象征性建筑物。既然天安门是典型的木结构城楼，且稳健地坐落在雄厚的城台上，那么，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石质建筑，就应该是挺拔敦实、根基稳固地立于地上。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标志性建筑，要保证纪念碑的造型概括简洁、质朴庄严，不仅要区别于西方纪念碑和中国传统碑碣的设计，而且不应与任何类似的碑体重复。
现在看来，梁思成写给彭真的这封信，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梁思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纪念碑不设检阅台 不开瞭望窗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造型虽然已基本确定，但仍有一些不同意见。较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纪念碑的基座要不要建成陈列室？2、纪念碑下层台座要不要做成检阅台？3、碑身要不要做成空的，是否在碑顶开窗，安装电梯，供群众瞭望北京市容？4、碑顶是建成传统的建筑顶，还是建成塑造英雄的雕像顶？
上述事项直接影响到纪念碑的方案设计和施工准备。通过讨论和综合各方面意见，最后形成共识：1、纪念碑基座部分先按陈列室设计，留有改变的余地。2、因为已有天安门作为大检阅台，台座平台不作检阅台设计。3、考虑到日后维修方便，碑身内部做成空筒，筒壁安装铁爬梯，碑顶不开瞭望窗以维护纪念碑的庄严肃穆。4、因碑顶形式歧义较大，可以推迟一些，暂缓设计。
1952年5月10日，由政协全国委员会、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等17个单位派代表组成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委员彭真，副主任委员郑振铎、梁思成，薛子正为秘书长。
1952年5月19日，在兴建委员会召开的设计座谈会上，梁思成先生就建筑师提交的设计方案，阐释了自己关于纪念碑建筑形式的设计理念。他认为，选择高大挺拔的纪念碑方案，既为中国之碑，又在传统样式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且照顾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关系。
1952年七八月间，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振铎主持召开会议，宣布以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的设计方案来建造纪念碑，而且取消了高大的主席台、碑顶瞭望窗和台座下的展览室，使其成为一个单纯的、高耸挺拔、庄严肃穆的纪念碑。
碑顶设计争议大
“建筑顶”最终胜出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顶形式关系到纪念碑的整体风格。在纪念碑的设计过程中，碑顶的争议是最多的。建筑家和雕塑家的分歧较大，一度形成了“建筑顶”与“雕像顶”之争。甚至在其他设计方案都定下来以后，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建筑派以梁思成为代表，主张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庑殿顶；雕塑派则主张用群像顶。建筑家认为，在碑顶上设置一组群雕显然不合适，因为碑身过高，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且碑身反而成为雕像的基座，显得主次不分。而雕塑家则认为如果用庑殿顶的话，则显得纪念碑太古老，太守旧。从195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54年，将近两年的时间，双方相持不下。
1954年11月6日，在北京市政府召开的会议上，彭真市长正式宣布：人民英雄纪念碑碑顶采用“建筑顶”，也就是梁思成、林徽因最初的设计主张。虽然对采用“建筑顶”还有许多不同意见，但当时在没有更好的碑顶设计方案的情况下，也只能采用这种碑顶形式。碑顶不使用雕像方案的主要原因是，纪念碑高度近40米，碑顶上的雕塑很难看清楚，而且容易混淆纪念碑的主题，影响纪念碑的整体效果。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建造过程，始终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又适时集中的方式下进行的。如果把设计过程中数以百计的方案和数以千计的修改草图加以审视比较，可以说：用最后方案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最庄严、最美观、最能体现人民英雄的丰功伟绩，最能表达全体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作者系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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