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陈寅恪提出的“道教之真精神”，指的是什么？

1932年，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先生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下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谈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看法。

这篇文章篇幅虽不长，但内容却极为丰富而深刻，充满了各种真知灼见。

比如，陈先生指出，中国从先秦至今的思想演变历程，要而言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的产生及传衍。

不过，新儒学（宋明道学或宋明理学）的形成，又是在儒家的基础上，融贯吸收了道、法以及佛家等多元思想和文化，才最终完成的。

所以陈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自晋至今, 言中国之思想, 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要为不易之论”。

而且他认为，儒、释、道等多元思想，在中国哲学和文化史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具有不同的价值。

其中，陈寅恪先生又尤其重视道教。在这篇短文中，他多次谈到道教，并予以高度评价——

例如，陈先生指出，道教对于新儒学的产生，发生过重大影响。他说：“新儒家之产生，关于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学说，其所受影响甚深且远”。（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祖籍新安江畔的徽州，因徽州的前称为新安郡，故这一学派称为“新安理学”，朱熹亦自称“新安朱熹”。）

他又说：“六朝以后之道教，包罗至广，演变至繁，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故思想上尤易融贯吸收。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

又如，陈先生深以学术界对道教研究之不足为憾，认为应重视和加强对道教的研究。

他说：“儒道之关系……仍多未能解决之问题。盖道藏之秘籍，迄今无专治之人，而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数百年间，道教变迁传衍之始末，及其与儒佛二家互相关系之事实，尚有待于研究。此则吾国思想史上前修所遗之缺憾，更有俟于后贤之追补者也。”

在谈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应当学习外来的优秀文化，同时又须始终保持我中华民族的特色这个问题时，陈寅恪先生又特别肯定了道教。

他说：“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

并认为新儒家也继承了这种品质：“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

由此，对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在我国的传播，陈寅恪先生也预判道：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他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也就是说，未来中国人要想在思想上有所成就，一方面要具有开放精神, 多与国外进行交流，努力学习他们的优秀思想，绝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

另一方面，又不能盲目崇拜外来文化，告诫人们绝不能像唐玄奘引入唯识学那样，机械地照搬外来文化，而一定要保持我中华民族文化的固有特色。

陈寅恪先生将这两种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的态度，称为“道教之真精神”，并认为这是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是“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即使在今天来看，这种历史经验，“道教之真精神”，也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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