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不言 无所不知——蒋礼鸿先生与敦煌学
有所不言 无所不知——蒋礼鸿先生与敦煌学
黄 征
左起：黄征、蒋礼鸿、樊维纲
作者简介：黄征，又名黄徵，男，汉族，祖籍江苏淮阴，1958年生于浙江。主要从事敦煌文献、敦煌语言文学、敦煌书法与文字方面的研究，曾任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美术学院特聘教授。现为杭州佛学院院长助理、浙江飞来峰艺术研究中心（筹）主任、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常委会、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社员。
1990年秋，我有幸考取蒋礼鸿先生的博士生，升堂入室，到蒋先生道古桥的家中拜见导师。蒋先生房间除了许多书，还在墙上随意粘贴几幅字。记得其中一幅字是郭在贻先生写的，是为蒋先生寿而书，内容是：
有所不言，无所不知。
右为沈子培评陈兰甫语，见于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兹值吾师
云从先生七旬寿诞，谨书以颂之。 在贻 八六年春节（郭在贻朱印）
郭在贻先生是我老师，蒋礼鸿先生是郭在贻先生老师，两位都是我老师，三个年龄层次，三个辈分，都做着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都加入了九三学社，也都喜欢文学与书法，可谓一脉相承。我看了“有所不言，无所不知”这幅字，觉得很赞，后来又查考了出处，原来古人还确实多处提到相似的意思，例如《列子·黄帝》：“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淮南子·主术训》：“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圆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文子》：“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苏轼《中庸论上》：“知之者为主，是故虽无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用在学术研究方面，就是指学识要广博，但是研究要精专。我最敬佩的就是这样的学者：他们在宏观理论方面有很好的把握，在微观考释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一个人在训诂学上到底有多大成就，不是看他是否写过一本训诂概论之类的书，而是看他究竟考释出多少个前人解释不清的字词。这是两位老师对我的谆谆教导，我将铭记终生。
蒋礼鸿先生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不善言辞”、“话语不多”，一部敦煌语言文字学巨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总结理论，就“纵的线索”、“横的线索”等寥寥数语，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善卜者不言易”，其实我们细心研读《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就会发现，作者不仅精通六书，专擅训诂，而且具有很好的文字史、词汇史和音韵史的理论素养。例如他对假借字、古今字、错别字的辨析，对于字形演变的孰先孰后的判断，都非常到位。这不仅是由于作者非常擅长考证，而且对金文、甲骨文、大篆、小篆以来的各种文字都非常熟悉，每个字形的先后或同层面变异都有准确定位，只要一提到某个字形，就能马上联想到前后左右相关时期的字形，就像开车司机脑中的地图一样，要到哪里去地图上的线路马上就会清晰呈现。我们读蒋先生的书，除了对他在文字、词汇上的敏感度之高佩服之极，其实也会对他在通晓古音方面的造诣深感钦佩。蒋先生不以音韵学闻名，但如果认为蒋先生不精通音韵学，就大错特错了。蒋先生是最擅长循声责义的，他的许多字词考释都是以音韵来贯穿的。精通音韵但不一定非要专门研究音韵，能够在训诂实践中很好地应用音韵知识和音韵学研究的法则，这也就足矣。“有所不言，无所不知”，这是蒋礼鸿先生精品意识的另一种体现。
蒋礼鸿先生早年在古籍校勘训释方面用力最深，在古文字学方面也极见功力，诗词、书法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性质。要说敦煌学，大概最早是起于民国之后关于敦煌曲子词《云谣集》的校释考证大讨论。参与这场讨论的著名学者很多，王国维、朱祖谋、冒广生、王重民、唐圭璋、俞平伯、任半塘、饶宗颐等等，各抒己见，众说纷纭。时隔半个多世纪，回过头来看看，蒋先生的校释是最严谨的，最重证据，也最善于涵咏文意。任半塘先生《敦煌歌辞总编》将此前各家说法都批判了一通，虽然过激，但也略有道理，可是连字字严谨而态度中立的蒋礼鸿先生也要批判一下，真是令人错愕。敦煌曲子词的校释，数量不大，但是蒋先生敦煌学研究的方式方法与基本态度，已经于此略见一斑。
蒋先生真正震撼学术界的，是他的敦煌变文字词考释。敦煌变文的刊布，民国以来在期刊杂志上偶有零篇，编成专集则要到1957年8月《敦煌变文集》的出版。这本变文集由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六位赫赫大名的学者联合校录出版，其高端大气天下无比。然而，就在这部《敦煌变文集》出版后的一年多时间的1959年，蒋礼鸿先生就写出了《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第一版，并且经吕叔湘先生推荐很快出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第一版虽然只有五万七千字，但是精义纷纶，声震学林；第二年又出第二版，字数增加到十一万多，后来又出1962年第三版、1981年第四版、1988年第五版、1997年第六版，直至2001年《蒋礼鸿集》的第七版，字数分别增至十五万九千、三十一万五千、四十万五千、四十三万六千。蒋先生每次重版之后，就又接着订补，陆续添加，字数由少而多递增，而且见解也越来越精，充分显示了他“有所不言，无所不知”的精品意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语言文字》卷，涉及俗语言文字的专著只列了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和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良有以也。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成功，似乎有点“歪打正着”：第一版从1957年底下笔到1959年3月出版，不过一年挂零，似乎“偶然因素”很强，相比之下他的《说文》研究、《类篇》考索、《商君书》锥指、《史记》校订等著述都要花费更多时间与精力，但影响显然稍逊一筹。然而，当我们细心研读《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全书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他的“歪打正着”并非完全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当然，《敦煌变文集》这一年刚好出版，蒋先生这一年的学术眼光刚好投向敦煌俗语言文学作品，这是巧合，是偶然性；但是，天下同时看到《敦煌变文集》的专家学者无虑数百千人，为何没有别的人也来做一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呢？这是不能，或者机缘不合。只有当作者有这样的水平，又有这样的机缘，因缘和合，才有这样的大制作。以蒋先生的旧学功底，做什么都不成问题，然而他选择了敦煌变文的字义通释，他是无所不知而有所不为，放弃别的，专心致志，做深做透，达到了别人一时难以企及的高度。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记得郭在贻师生前对我说，训诂学、敦煌学，很多题目我们也都能做，但是我们不去选那些容易做的做，我们专门挑难做的做，因为我们的精力有限，那些容易做的让别人去做吧。蒋礼鸿先生正是这种专挑疑难字词“啃硬骨头”的典型。
蒋礼鸿先生在敦煌学方面，除了《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还发表过一批单篇论文，例如关于《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补编》、《敦煌资料（第一辑）》、《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敦煌曲子词集》、《全唐诗外编》等书的校订考释，此外还主编了《敦煌文献语言词典》一书。他的这些论著无不贯穿了“有所不言，无所不知”的精品意识。
蒋礼鸿先生在敦煌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研究，不仅为敦煌学界、语言学界读通读懂敦煌文献扫除了一批拦路虎，而且为我们树立了字词考释的榜样，开创了一种高端研究模式，并且由此而归纳出一个隐含在内的周密理论体系。
2015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