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什么是武人气质？ ——关于魏晋南北朝（2）
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间，除了魏晋勉强算是统一以外，到了南北朝就是长期的南北对峙了。那么，对峙的结局是什么呢？
北朝，从北魏，到西魏，到北周，到隋朝。南朝，从东晋，经过宋齐梁，最后到陈朝。589年，隋发兵南下，灭了陈。南北对峙，以北方战胜南方而结束。
为什么北朝会胜出呢？这当然是因为北朝实力更强。仅从人口数量来说，北朝就大大强于南朝。北魏末年，人口总数就已达到2000万-2500万。南朝这边呢？陈朝灭亡前夕，人口只有200万。
而且，南朝这个200万人口，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三国时的东吴，人口总数就是200万左右。从东吴，经过魏晋南北朝这么多年，南朝的人口居然没怎么增长。
其实南朝人口不是没增长。这里说的人口数量，指的是在政府“编户齐民”册子上的人口，是给政府缴税、服徭役兵役的人口，也就是国家掌握、控制的人力资源数量。这个数量多少，直接决定了国家能有多少兵，能有多少粮草，战斗力有多强等等。
南朝普遍存在的情况是，新增人口并没有进入政府的“编户齐民”，而是隐藏在世家大族的庄园中。这些人口的情况，国家不掌握。这些人因此也不向国家缴税——他们向世家大族交纳佃租等各种钱。这些“隐藏”人口到底有多少，缺乏史料记载，历史学家也搞不清楚。
可见，南北方之间，整体经济实力的差距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南北朝国家实力之间，确实差距很大。打起仗来，南朝就只能“败北”了。
可见，南朝之败，实际上是败在国家组织、管理、动员的能力上。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北朝的国家能力比南朝的国家能力强？
北朝国家，可以称之为“武人”国家，南朝则是“文人”国家。北朝战胜南朝，实际上是武人战胜了文人。那么，为什么武人会战胜文人呢？
说武人战胜文人，当然是一种修辞。双方在战场上直接交手的，一定都是武人。南朝并不会派出一群书生来和北朝的大兵们打仗。对此完整的表述是：按照武人气质治理的国家，最终战胜了按照文人气质治理的国家。
说到这里，就引出了魏晋南北朝历史中一系列特别有趣的知识点：什么是武人气质？什么是文人气质？他们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建立北魏的鲜卑人拓跋氏，本身就是擅长骑射的马上民族。虽然经过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武人强悍善战的特质还在。而且，造成北魏灭亡的“六镇起义”的那帮人，就是一帮职业军人。这批人后来发展演变成为著名的“关陇贵族集团”，势力、影响一直延续到隋唐。
北朝那些朝代，什么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之间，战争不断。关陇贵族是一个军功贵族集团，是一群能上阵打仗的武人，就是靠军功一步步高升。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是自己亲手开弓放箭射死他哥哥的。这可不是文人能干出来的事情。所以，北朝是由武人治理的国家。
南朝这边呢，虽然皇帝中也有好几位武人，但南朝国家最大的特点——或者说问题，就是世家大族和皇权几乎平起平坐。而世家大族靠的是血统出身，论资排辈，基本都是文人。写文章作诗是高手，但打仗冲锋之类，就别提了，骑马都费劲，只能骑逍遥马。所以，南朝是由文人治理的国家。
武人和文人治理国家，有什么区别呢？
有一句俗话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句话的意思是：文人之间的高低优劣，因为没有客观标准，很难评定。
司马光和王安石，谁的文章写得更好？苏东坡和米芾，谁的书法水平更高？永远也说不清。文人的水平，没有公认的、绝对的“第一”。
武人就不一样了。武人比较，是有客观标准的。谁更能打，较量一下即可分出来。一战下来，一个站着一个躺着，甚至一个活一个死，一清二楚，毫无争议。所以，武人之间较量出来的那个“第一”，大家都没话说。这个第一就是第一，和第二不会混淆。
这种“是否有客观标准”的差异，是武人气质和文人气质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
因为有客观标准，武人就形成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思维方式。落实到治理国家上，那就是重视军功、奖惩标准明确、看重实效、规则明确等等。
事实上，不仅武人，每当国家处于要真正做事、不容懈怠的时候，武人气质都会占上风。秦国的商鞅变法，核心就是武人气质。上阵杀敌，凭首级来报功，有了功劳，就升爵位，扯别的没用。“首级”这个词，就是从那时开始指代人头的——敌人人头的那个级别，就是首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也是武人气质的表现。当国家真正要行动起来，要完成重大事业的时候，就会转向武人气质。
相反，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文人就形成了“重资历、看出身、混圈子、讲品级”的思维方式。没有客观标准，就要转而采用主观标准。而所谓主观标准，无非就是圈子里大伙儿的共识。东汉后期，就有所谓“月旦评”。社会上的名士，给别人做评价。这种评价，对那个人的仕途，往往至关重要。
曹操花很大力气去巴结当时的名士许邵，软磨硬泡，终于得到了那个著名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曹操因此暴得大名，不久后就成了“孝廉”，在洛阳当了官。
因此，文人治理国家时，不会像武人治国那样重视实实在在的功劳，而是会重视各种“柔性指标”。说到底就是，更看重“你是谁？你是不是我们圈子里的人？”而不是看重“你做了什么？”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就是文人治国的典型表现。后来贯穿南朝的世家大族，也是文人治国的结果。
武人重视功劳、重视实际效果的气质，在治理国家时，就表现为中央集权、法律发达、强化吏治、论功行赏，赏罚分明。这显然是国家治理的高水平状态。这样的国家，当然能力更强，战斗力更强。
反观南朝，因为是文人气质治国，所以实实在在的功劳，从来不重要。世家大族的子弟，也从来不以建功立业为荣。在他们看来，那都是“下等人”热衷之事。他们这些“上等人”要做的，就是用各种方式把自己和“下等人”区分开，然后就可以尽享荣华富贵，不用担心“泥腿子”闯进来了。
这些强化圈子，区分“上等人”“下等人”的方式，既包括发展各种高级文化，比如诗词歌赋、书法、绘画，也包括狂饮烂醉、吸毒（五石散）、神秘主义宗教等等。鲁迅研究这段历史的文章，就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南朝文人的这种状态，很有利于文艺的进步，比如有王羲之那样的大书法家，有昭明太子萧统那样的大文学家，但在治理国家上，就泛善可陈了。
可能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大老粗”武人治理下的北朝，不仅国家整体实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强于南朝，在法律制度、文化教育等方面，居然也遥遥领先。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唐律，就是北朝法律的延续。在学校制度方面，北朝也进步很大。满腹经纶的南朝文人，在法律、教育上反倒建树很小。
科举制是隋朝的一大创举。其实，科举制虽然属于“文”的领域，但以公开的考试选官，这其实是武人气质的表现——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南朝的那些世家大族，可不会接受科举这种制度。我家四世三公，凭什么要和你们这些无名小辈一起考试。朝廷的官位，就是给我家准备的。小子们滚开！
南北法律制度的优劣差异，也是同样原因。世家大族，绝不愿意接受法律的约束。他们要的是种种特权——别人没有他们独享的特权。法律根本不可能管住他们。只有在皇权强大、重视吏治的北朝，法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之，北朝战胜南朝，就是武人政权战胜了文人政权，也就是武人气质——重视功业、讲究实际，战胜了文人气质——混圈子，务虚名，讲身份。
看到这里，有的读者可能会想，文人太讨厌，真是一群误国的废物。
其实也不是这样。文人及文人气质，自有其重要的作用。
武人治国，重视实际，看重效果，可以让国家能力快速提升，国家实力和战斗力也就相应快速提升。文人治国，往往影响国家能力，导致国家孱弱，不堪一击。
如果这是全部的话，那么，在残酷的国家间竞争中，武人政权就会大量胜出。文人政权不被彻底灭绝，也只会被边缘化，在偏僻地方苟延残喘。
人类的历史显然不是这样。
人类有史以来的国家——尤其是那些蛮族政权，基本上都是武人当政。一帮大老粗甚至文盲，成为国王、可汗、单于和贵族。但是，这些武人国家的绝大多数，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消失在历史深处。大部分连历史记载都没留下来。
中国这样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文明，其实是文武兼备的结果。武人带来强有力的国家治理，保持和提升国家对内的执政力和对外的战斗力。文人的价值和作用，则体现在对文明基本价值和框架的提炼和塑造。
前面文章中提到的秦汉以来的“政治模板”。这可不是武人能洞察的。这是文人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进行哲学性的深入思考，归纳总结出来的极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构成文明的基础要素，和国家能力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它们能在长时段中决定文明的命运和发展。
所以，如果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的话，那就是文武之道，不可偏废任何一方。文武兼备，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国泰民安。
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这段话很精彩、很动人，生动表达了读过魏晋南北朝历史以后的感受，惜乎文学性过强，具体的含义不甚清晰。从文武兼备、不能偏废一方的角度，或许能对这段话有更全面的理解。
一个伟大的文明，一定是多种人类优秀特质凝结、锤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