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校 长（中）
文/彭新建
（一）
国庆节过后不久，“四人帮”就被打倒了。十多天后的一早，区里举行全区庆祝大游行。校长一家人是何等的高兴呀！校长更是忙得不亦乐乎，绝对是整个庆祝游行活动的核心人物，区上所有领导都听他指挥安排，整个活动搞得有条不紊，连县里来指导工作的领导也无不点头称赞。我和李老师带领全校同学参加了这次大游行。游行中，黄婧蓉离开她中学的队伍来到我们的队伍中，与我和李老师一起看护着这群小学生。我被公社书记认出来了，书记边走边大声地问我：“生活怎么样？学生们听你的话吗？户口解决了吗？”我不知怎么何答，看校长在一个劲点头，我也只好点头称是。书记叫我与李老师、黄婧蓉在大游行结束后留下来，参加各级领导的庆祝午餐。我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书记的邀请。但李老师坚持要将同学们带回学校去。午餐后，校长再次被领导请去了。我与黄婧蓉在新华书店买了好多书就回家了。一路上，我们又说又笑，朗朗笑声回荡在山谷中。这时，雨急急地下起来，风雨交加，越下越大，我们只得躲避在半山一处石崖下。才刚过“霜降”，山区的秋雨秋风就寒冷起来。我们被雨淋了个半透，再经冷风一吹，便开始有些打冷颤。我脱下外衣，披在瑟瑟发抖的黄婧蓉身上。她像一只被冻着的小猫，使劲向石岩深处躲，我一直在外面替她挡着风。风小了，雨却越发大了。黄婧蓉缓过气来，从石岩深处走出来，将我的衣服披在我身上，说道：“哥，你真好！如果你真是我哥，该有多么好哟！”见她如此天真无邪地望着我，我不愿太扫她的兴，便随口一说：“我本就是你哥。只要你们不嫌我太能吃了，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扎根了，行吗？”“行！太能行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叹了口气，说：“你还是回到你们重庆去吧，那才是你的家。这山里太穷了、太静了，会把你憋坏的。放心，我会好好读书，将来会去重庆看你的，只要你心里有我们这个家就行。这也是我父母的意思。”风雨停了，我们抱起书继续赶路。夕阳出来了，我们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大巴山的冬天来了，第一场雪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地下了整夜。我是被窗外的白光刺醒和身上的薄被冻醒的。抬头一看，书桌上的闹钟才7点多，咋就这么亮呢？披上外衣，推窗一看：“哇！”眼前真叫个白呀，山上、山下、田野、农家、小河岸，全是白雪皑皑。我在重庆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雪，只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见过。推开门，前院无人，地上厚厚的积雪比脚背还高，我一个人在雪地里打着滚，笑着、闹着。校长一家被我闹醒了，看我天真无邪的童真，他们也被感染参与进来，打呀，闹呀，忘记了老少，忘记了寒冷，我更忘记了这里是他乡。四姐前来给我送被子，看到这一幕，看到我与他们融合在一起，看了一会儿，苦笑地把我叫进了内室房间。再看到除床上凌乱外其它都干净整洁，四姐说：“兄弟，你都学会做家务事了哇？”我正要回答，李老师端了两碗热腾腾的荷包蛋挂面在外堂，黄婧蓉把烤火用的炭炉直接端进内室来，校长进来催我们趁热快吃。待我们吃完后，又叫我跟李老师、黄婧蓉到他们家去。我刚到他们家，发现帽子没戴，便回去取。刚到堂屋，就听到内室里校长对四姐说：“你弟弟非常优秀，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就将各个班级都教得自如，学生都愿上他的课。公社领导要我问你，能不能让你弟弟把户口转过来，当个正式老师？就这事，我先前问过你弟弟，他说，得问你这个当姐姐的。”四姐迟疑了一下，说道：“这事我作不了主，家里还有个老父亲，得问他。”四姐说：“谢谢你们对我弟弟的好！他是个苦孩子，别看他整天嘻嘻哈哈的，但做事非常认真，敏感，而且很会感恩的。”校长说：“我观察两三个月了，也注意到他在夜里哭，不好问，但教学没问题。”下雪和下大雨不上学，这是那时山区学校的不成文规矩，因为路滑易跌倒伤人。这个时候却是校长给黄婧蓉和我上小课的最佳时机。校长总说：“知识就是力量，兴趣要靠培养。”他那深入浅出、因材施教、引经据典、融会贯通地从兴趣方面故事般的教授方式，让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渴望。校长有很多藏书，有些对我来说太专业太深奥了，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以及戈宝权译文《普希金诗集》等等。这些书籍对我来说有些生涩难懂，但更令我对校长的深邃文化学养肃然起敬。其中也有不少的少儿读物和连环画。第一次看到《安徒生童话》时，我知道了外国也有受苦人，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不正是写我吗？读到高尔基的《海燕》时，我知道，那高傲的海燕不就是要人们向一切恶势力说“不！”吗？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12月底。连续下了几场雪，在飘飘洒洒的雪中迎来了1977年。新年到了，春节就不远了，有人从省里县里专门来慰问关心校长了。在过去的半年里，我不但敞开肚皮吃得饱，而且在文化知识、精神状态上也有了大大的提升和改观。我真的长高了，也长胖了，成了一个棒小伙子了。知青们像候鸟一样，都要回城与家人团圆过春节。四姐原本不想回家过年，但看到我有点“反把他乡当故乡”乐不思蜀的样子时，才下决心一定要将我带回重庆，其理由很简单：不能把我丢在这个穷地方。她怕我人小不懂事，还怕校长一家人对我另有打算。看到四姐急急地暗自准备回家，我对她说：“年终还没有结算分配，我走了，那几千个工分就难以兑现了。”“不要了。如果等到年终结算，就走不了啦。因为马上大雪就要封山，区上的班车就要停班了。去年我就是因为大雪封山而没能回家过年的。”四姐见我有些犹豫不决，又说道：“爸爸来信说，再难也要回家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团圆，团圆才是家呀！”是呀！我得回家。我也懂“父母在，不远游”的道理，似乎看到孤独可怜的老父亲倚门盼儿女归的切切眼神。但如何对校长一家说起我要回重庆老家过年，就成了难以启齿的难题了。先前我一直说，要在农村过年。校长一家是何等高兴、何等忙碌。李老师为我织好了毛衣毛裤；黄婧蓉不再羞涩了，真像个妹妹一样为我洗衣整理家务；而校长除置办年货外，还给我讲习文学基础知识，如诗词格律的平仄韵律呀，文章的形式美与内容美要高度结合呀，文学要原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呀，等等。他还专门给我讲文学方面的知识要领：“文学作品四个精髓说是：文以情动人，情从爱处生，爱要心泉涌，心泉必须真。”这给以我文学上的启蒙，让我受益至今。他们对我越好，我就越难以启齿说走。但从四姐来的频率增加和我那不藏事的脸，校长一家已经感觉到我将离他们而去，大家心照不宣，只是不愿说破罢了。那时候，从万源知青点回到重庆，四五百公里距离辗转，正常需要四昼夜时间，这比从重庆到万源知青点要多一个整天，因为要提前一天到区上去买班车票和候车。在2月2日（腊月十五）临走前两天的晚上，我不得不将后天要回重庆的事，如实告诉了大队长和校长一家。大队长为我离开学校而扼腕叹息，但对四姐承诺不会因我要走而赖账，并在广播上向全大队“无意地”播出了我明天要离队到区上等班车回重庆的消息。校长一家却是难过至极。我只晓得少女特有的矜持和羞涩，哪知“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的黄婧蓉会伤春悲秋地临窗叹泣。李老师神志恍惚，反复地问我：“真是后天走吗？”得到我多次确认说“是”时，她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明天我与他们全家人去照个全家福的合影，以表示他们对我和那丢失的儿子的怀念。我马上答应了。校长望着窗外时隐时现的满月，无比伤感地说了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第二天一早，雪花又飘起来，抬眼望去，黑黑的天空中飘下的雪花，像破棉絮被人一片一片地撕下来。早饭后，四哥来了，他说，今年有事，就不回家过年了。我们刚出门，就被学生和家长们围住了。低年级学生向群他们只哭不说，高年级学生们拉着我的手，要我过完春节一定回来。家长们各自拿来了腊肉、鸡、蛋和当地特产。由于冰天雪地、路遥道滑，行李多不便携带，我们只挑了些干洋芋片、红苕粉、核桃、板栗等收下。肉、鸡、蛋在农村里是金贵东西，人家客气，我们却不能贪心收下，这些可是他们一年的油腥和希望。四哥见有这么多的人送我们，就说有其它的事，先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1971年下乡的知青，因为下乡前在重庆多次打群架，致使多人伤残，怕人寻仇让他母亲伤心，才好几年没回重庆。再后来，他回重庆在运输社当了搬运工人，一生坎坷，无儿无女，但有个非常漂亮的妻子与他厮守至今。到区上有近十公里的山路，那路没有冰雪时空手也难走，但那天送行的几个家长自带了干粮，和校长一家都说要到区上办事，顺道帮我们搬行李。其实，他们是大队长特意安排的。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在下午两点左右，我们终于来到了区班车点。一打听，明天是今年春节前最后一次班车，四姐马上买了两张去万源罗文火车站的班车票。四姐要去知青招待所联系住宿，那几个学生家长提着行李跟着四姐去了招待所。而我跟校长一家，来到了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这张我和校长一家唯一的合影照片，在一年后重庆的一场特大暴雨中，连同我家的老照片和所有书籍，因房屋大漏而被全部冲坏，我心痛不已大病一场。）照完相后，校长带我们到区中学当老师的妹妹黄宜静家里，他妹妹一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学校离招待所不远，校长妹妹要黄婧蓉把我姐姐和家长们都请来，一起吃晚饭。不一会儿，黄婧蓉回来说：“他姐姐不来了，说是太累了，不想走了，就在招待所里将就吃。并要我向大家说声谢谢。那些家长早就返回乡下去了。”我似乎知道她不来的原因，只向大家说，姐姐最近好像身体不太好。这顿晚饭吃得很晚，饭菜丰盛，但大家各有心事，只有李老师一个劲地叫黄婧蓉为我夹菜添饭。我可是真的饿极了，一连吃了几大碗。我心里明白，这可能是与校长一家的最后一餐了。大家情绪都不大好，几乎没人说话，只有校长妹妹为活跃气氛，说了些插科打诨不关痛痒的笑话。饭后，校长要黄婧蓉送我回招待所，以免姐姐担心。我向校长和李老师及校长妹妹一家人道别后，随黄婧蓉回招待所。路上，我从挎包里取出一条红围巾交给黄婧蓉。这是我今天下午照相后，借上厕所之名去百货商店特为她买的。黄婧蓉欣然接受了，并立即将红围巾包在头上和围在脖子上，那俊俏样儿宛如乡村路上与小丈夫一起回门的新媳妇。一轮朗朗圆月挂在天空，把白雪茫茫的大地照得一片银白。四下静极了，只听见我俩并排在冰雪上慢慢地“咔嚓”“咔嚓”的脚步声。走到一处半坡拐弯处，两个企鹅似的我们滑倒了，一直滑到坡底。我们相拥在一起，不但没被惊吓到，也没有羞涩，反而对视笑了起来。这笑声一扫今晩的阴霾，在笑着对视中，我第一次近距离认真地看清了她的美丽。望一望天空的圆月，再看一看雪中的她，那红红的围巾包裹着的她，红红的脸儿就像一轮红月亮，美极了！那种美丽是我独自领略了。我伸出手，想把她拉起来。她也不再矜持，不再羞涩，也把手伸了过来。就这样，我俩相互牵着手来到了招待所。四姐早在招待所门口怒放得有些败落的梅花旁等着，见我俩手拉着手说笑着到来，她也懒得管了。黄婧蓉丢下我的手，吐了吐舌头，转身走了。走进招待所，四姐又叫我再送她回去。我先是一愣，然后转身追了出去。在拐弯处，看见校长和李老师正与黄婧蓉相拥在一起。原来，校长夫妇一直在远处暗暗地保护着我们。望着渐行渐远的他们，顿时感到将失去校长一家人了，也将失去短暂而快乐的乡村教师生活了，望着天上那轮寒月，我心里五味杂陈。晚上，我又一次失眠了。四处静极，梅香阵阵。这真是小楼人静月侵床了，如果有雪，更成了“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了。第二天一早，我姐弟俩在班车点里用15元钱买了4只大活鸡。班车很晚才来，我执拗地坚信，校长一家会来为我们送行的。但直到上车，车开走，仍不见他们的身影。这令我有些失落了。班车开出区上那个山坳时，我看见了——校长一家三口站在寒风凛冽的绿色小山岗上，黄婧蓉在风里拚命挥舞着我送给她的唯一礼物——那条红色的围巾。然后，她掩面痛哭起来……这个瞬间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永远凝固，是我与她的最后告别画面。看见她痛痛地哭着，我也不顾一切地在班车上放声痛哭起来……回到重庆，过了一个算是热闹的春节。没过多久，四姐三姐又回到农村知青点去了，家里又是一灶三锅了。唯一让我高兴的是，母亲生前所在工厂发给我的生活费从每月8元涨成10元，从我2月份满16岁开始补到现在，我领到70元。还了下乡前借二哥的50元，还剩20元。那时候，20元钱的获得感要比现在2万元强得多，真的感到幸福！（待续）
作者近照及简介
彭新建，1960年生，初中毕业，就业于重庆四方制装有限公司。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我的我们》及散文、诗词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