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不主义
我的三不主义
渐新堂
应朋友邀请，将三篇散章集中起来，并略作修饰润色，再次贴出，以表白自己何以逐渐告别了标签的装饰。无论是反感著述不立说，还是以位评奖、以利评级，这样做绝对不是高尚，而是无奈的逐渐远离。再次贴出，不是期待青年朋友学习，只是希望能够清醒地了解并有原则地适应。老路不可取，新路等待着我们的青年朋友。
我的三不主义
1 反感著书不立说
渐新堂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著书立说是非常敬畏的。
前几年，我也曾捐赠了五本正式出版的书给所生活区域的图书馆，据说还有一些读者借阅。在44岁来特区这一片改革开放的热土，遇上了人事制度改革，由条条改革为块块决定，自然其年龄就由上半年的44岁到了下半年的45岁，超过了副高招调的界限，由于教育局的领导特别关注，给出了专题报告才得以特批。但是自己也不好意思走回头路（虽然原市教委领导劝回去，说房子在位置在），就曾经表示，有书捐赠给图书馆。
来到特区后，看到不少会议都以赠书为必不可少的资料袋内容，逐渐明白其间的道理，在市场经济的裹挟下，急功近利地为政绩服务，各种各样的回忆都要赠书，而所出版的书，没有几个人散会的时候还愿意带走，绝大多数都扔在了宾馆房间，使得服务员们打扫卫生的负担。
再一看书名和书目，心里明白也理解为什么几乎无人愿意将书带走。尽管书名吓唬人，口气很大，或者很文艺范，但是，副标题半的书名就一落千丈，是工作总结、是材料堆积，不少的书连经验汇编都说不上，基本上就是凑字数凑篇数凑厚度的文字垃圾。
后来进一步发现，这些书连十来个读者可能都没有，大家都不关心这类图书的出版发行，反正是包销，是买的书号。只有写书困难的主编副主编们在关心概述的出版，关心的是自己的名字是否有误，姓名顺序是否正确。至于书里的一大堆材料的一线教师群体，则没有人关心了，也知道这些书在任何场合都是拿不出手的垃圾。
再后来还发现，这样的反复出版同一性质的垃圾书，为什么乐此不疲的原因：主编费副主编费极其诱人，那是权利在握者的生财之道——一年出版十几本丛书类的书，就可能得到几十万的主编副主编费啊，因为稿费标准是自己本衙门本单位确定的，重视知识尊重劳动，名正言顺！
这样的邪门出书逐渐蔓延到高校，一些课程论教学论的所谓教授，也熟悉了著书不立说的套路，连近十年二十年在全国有影响的大事都浑然不知，都不去查找阅读史料，还洋洋洒洒写大言不惭的书，一看书名和目录，其浅薄与无知就哑然失笑，令人喷饭。
内心深深厌恶，尽管来特区十五六年才退休，还是坚持了不再出书。虽然因为吃饭原因工作原因也参与组织过别人主编的书的协调。
2010年退休前夕，在朋友们的苦苦相劝下，才将近年来写的博客文章分门别类汇集起来出了一本《今天怎样教语文》。去年参加部编教材使用调研回访，一位领导也说给出一本书，但是，自己认为在自媒体时代，新闻时时在发生，思考在不断涌现，自己似乎也没有了大块的时间去梳理（感谢北京的一位老师为我集中整理出了一类文字），去仔细打磨，也就作罢。
我愿意继续着自己感兴趣的新的思考，通过现代网络来与一些有搞头话题兴趣的朋友们分享交流。
我的三不主义
2 反感以位评奖
渐新堂
刚到一个新的地方，本想低调，无奈被动员参与教育科研成果评奖。
到教师节一公布结果，大吃一惊，这里的获奖等级是按照行政等级来的：最高领导特等奖，局长们一等奖，衙门中层及校长二等奖，其余的最多三等奖。虽然大家知道领导们很忙，一般情况下没有时间动笔写，自然也有不少官员的确也写不出来，无论成果是论文还是报告，领导们虽然不着一字也得尽风流。
在内陆的时候，曾经做过10年教育科研方面的协调工作，参与过省普教科研成果评审标准的制定以及省市两级的评审工作。1990年代初还参与协助组织过全国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研讨会，与国家教委课题规划办的、中央教科所的、人民教育杂志社的以及中国教育报教育理论版的都有过一些交往，得到过一些指导。
但是，还是严格要求自己。一是因自己属组织者之一，从来不申报教育科研成果评奖；二是凡区县或学校申报时挂上了自己名字的一律删除干净，除非是没有从自己这里过路。三是凡见诸于报刊杂志的课题署名，坚持不得出现自己的名字——因为与上面的关系密切容易发表，尽管实际上可能也曾经做出过一些具体的建议。
不仅仅是成果申报与评奖，就是课题的立项申报，也在参加过一些开题结题论证之后，决心不去申报。
在内陆负责教育科研工作的协调，随着研究深入，要求也就逐渐高起来。开题论证会，要求必须有查新报告——报告所做课题的创新性，哪怕只有一丝一毫，也得说明查阅了多少年多少种相关的专业杂志报纸，才使得该课题成为了具有一点点值得探讨的创新空间。结题时必须有用户报告，即除了自说自话外，还得有第三方使用过该课题的用户来证明其课题的价值——或理论的，或技术的。就连参与开题结题论证的每一位专家，都得亮出自己与该课题相关的专业论著。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省市科委科协的人说，我们的软科学课题做得一点都不软，甚至比一些他们自己的（硬）科研课题还硬。
但是，在这新到的地方，完全没有科学性的要求。课题一般是按照职务高低，少数是按照人缘关系来给予配置的。申报表和结题鉴定表，印刷都非常精美高档。参加开题结题论证的人签字的人，来头都很大，多是行政官员。即使来一些点缀性的专业人士，也大多不是直接关涉该课题的相关专业领域的人。更可笑的是，一些省市一级的课题，一个下午就可以结题四个五个，每一课题汇报10分钟。在评委还没有听明白看明白是什么领域的课题，有没有一点研究价值的时候，课题鉴定表中的结论就由课题责任人呈现上来要求抓紧时间签字了。
在此情况下，感情以及理智上都难以接受，由此远离了曾经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普教系统教育科学的课题研究。
因此，无奈之下，我的第二不，就是不申报课题不申报成果。
我的三不主义
3 反感以利评级
渐新堂
1997年，一位局领导鼓励我申报特级，我以刚来乍到为由进行拒绝。领导说你那么多那么重的东西都不报还有谁敢报？
盛情难却，就傻乎乎地申报了。
谁知道全部名额是10个，完全投放在上级主管部门所管辖的直属单位及学校，一个都不放出来，这真是令人吃惊的举动！估计全国上下没有第二个衙门有如此大的豹子胆，名额不往区县一级倾斜，不往基层投放，不慈悲为怀。不向基层单位倾斜也就罢了，竟然一个指标不放出来，100%完全捏在自己手里，放到所谓的自己直属单位之中，以此证明自己直接培养出了多少多少特级教师。天底下竟然有如此行政规矩如此党性原则的地方行政官员！自己也曾经在地区行署大院浸泡过十多年的机关人员，也算见识过一点点衙门做派的人，对如此赤裸裸的行径，真的是瞠目结舌，无言以说！
在象征性地公示后，因为意见过分太大，最后勉为其难地拨出了1个指标给当年退休的当时的首善之区的为上级做了不少解困之难的教研室主任（英语学科的），相当于给退休的勉强忍痛追授。
自此，我无论别人无论领导怎么动员，都不再心存侥幸，都不再去傻乎乎地申报特级教师了。尤其是看到了上下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生源争夺上的血淋淋的残酷现实，看到了凡申报国家级示范高中的一律剥离掉初中不得再办初中，且必须有每年级20个班规范规模达标要求，之后的一两年，带头撕毁规定，每一所都肆无忌惮地恢复或者切割或者新办规模更大的初中部。更加坚信遇上的是一群披着红色袈裟的流氓地痞官，自己还能够再心存期待吗？
何况，身边越来越多的特级教师显现出的实际水平，特级教师的评选中几乎无上课教师的丑陋配置，获取特级称号的日渐成为常态的邪门路径，就越来越坚定了自己反感以利评级以及远离申报的决心。
尽管不少报刊杂志这十多年来想当然地将我标注为特级教师，我很愤愤然要求正式登报更正，且不止一次。然而，没有一家进行过更正，为此颇感憋屈与痛心。世风日下的今日，还真的有不少地方不少的人不看疗效只看所贴的琳琅满目的标签。
我的三不主义，始于酸葡萄心理的无奈，根于洁身自好的传统教育的浸润。最终虽然没有衙门封号，却不断得到了江湖上的理解与认可，这也算是对自己一点聊以自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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