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做什么人？

前注：此文最早是7年前发表在当初国内很有影响力但现在却已找不到了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刊上。当时网友们正在讨论“做什么人”这个命题，自己有些想法，又一时未能忍住，就写了这篇短文参加了讨论，但当时用的是网名深蓝，该网刊《深蓝评论》栏目也曾收入了此文。可惜网上现在几乎找不到此文了。但我觉得今天来读，未尝没有意义。

傅一河先生说，“做什么人”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傅先生没错，因为这个问题兹事体大，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价值多变、底线含糊的世道中，的确很难回答。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实在太有意义了，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有不少子孙辈年轻人需要教育的叔伯爷爷辈而言更是如此。为此，我想也来凑凑热闹，主要用传统观点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做什么人？

　　其实这个问题并非无解，这主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说。如果角度对头，说话对象也明确，估计还是有答案的，虽然这些答案不一定完全正确，或者说不一定所有人都愿意接受。

　　比如，从自然人的角度，就应该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尽心上》）。一个人，不管他是谁，准备干何事，他总得要有良知，也就是人性。很难想象，一个人倘没有人性，没有同情心，也没有做人而不是做兽的道德底线，他会是一个人吗？既然他不是一个人，那还教他做人干甚？

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做人的标准还应该多一些，但起码有一个标准是最基本的，也是少不了的。这就是正直。我们应鼓励那些即将走向或刚刚走上社会的学生，特别是年轻人要他们做一个正直的人。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这是说，一个人在生活中要正直，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不正直或者狡诈、阴险、算计别人的人似乎也能避祸苟活，但那是侥幸的啊！有传统说法说，人有报应。此说尽管缺乏社会学统计，但实践中估计也不会差太远吧？

倘从政治学角度看，做人的标准可能就更多也更高了。譬如说，如果一个人要想从政，特别想在中国的这个以红与黑为主的杂色染缸似的官场中做官，甚至还想做大官，那么无论是他的父母、师友或其所属党派，都必须告诉他，你只有做一个有志于仁的人，或叫仁者，你才能步入宦途。你不具备这个仁者的条件，你就不能做官，即使做上了，也做不长，甚至可能还要倒霉。

孔夫子曾提出过很多有关“仁”的标准，还说过：“苟志於仁矣，无恶也(《里仁》)。” 这就是说，你必须有志于施仁，但绝不能作恶。在中国，当官的手中大多有着缺少监督的权力。这就是说，拥有这些权力的人在时下中国既可施仁政，也可行苛政甚至恶政或者贪腐。由于缺乏甚至没有民主和监督，是否施仁政还是苛政或恶政，是否廉洁或贪腐，全都在于这些当权者的一念之间。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就是如此，现在尤甚。

庄子也说过，“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在宥》)。”所以，在中国做官，你只能教育那些想做官的人广布仁政。但至于这些人当了官后是否记住这句话或者是否反过来封住你的嘴，那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但是，如果从经济学观点看问题，做人的要求和衡量的标准可能还会不同。比如，一个人如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有钱人，富豪，那么就可以教育他做一个讲究诚信、区分义利之人。

孔子说了很多有关欲富恶贫之语。比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人都是欲富去贫的，主要看你怎么得到，怎么去除。后人将这句话归纳后就有了另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是这个意思。

孔夫子在《论语·宪问》中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圣人所言总是对的，但在现代中国，这些致富古训似乎不那么灵光了。时下中国又相当一部分富人的财富都不是取之于正道，而是歪门邪道，甚至是官商勾结，巧取豪夺。傅先生文章中就表达了这种困惑和愤懑。

　　我这里虽然都是用古人，甚至是圣人名言而不是用现代格言或用所谓先进的什么主义思想和理论回答现代的做人的问题，但我还是觉得可能是最贴切，也最接近上述问题的正确答案的。

你看，对一个想做官或已经做官或做了大官的人，你不叫他做一个仁者那还会怎么教他呢？要么按照某个章程中的那八个可能属于二十二世纪未来社会的圣人的标准去做人？可令人困惑的是，在现代中国的官场，蚁群般多的贪官贪财起来如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却不见减少，可他们之中谁没有接受过那些高如圣人标准的先进性教育呢？由此可见，现在流行的这类高大上教育是多么地失败。不过，这不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本人这里提出的教育方法也许是正确的吗？

一说就说了那么多。我与傅先生不同。他在课堂上，授道答疑解惑，但很多话却不能不欲言又止。我呢？则不同。于是就直白地谈了自己的想法。不对的地方还望读者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