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第n面：“我们都一样”
当“香港青年”作为一个名词见诸报章网络，“他们”便以千人一面的形式被放置在大众面前。而哲学家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或许是时候放下那些与日俱增的隔阂和不理解，去看看香港青年的许多面，他们的生活也多得是平凡和平凡中的微小波澜。和他们长久接触之后，你会恍然大悟，我们这一代人其实都在过着相当类似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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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仔从办公桌的隔板上探出头，递过一张假条给负责考勤的同事，“我下午拿半日假，早些收工哦。”
是日七夕，也就是“中国情人节”，听说岩仔要请假，隔壁桌的同事笑得一脸了然，调侃他“果然是要陪女朋友的人”。他只是笑笑。
岩仔是土生土长的香港local，不满26岁的他已经有了接近7年的工作经历，而他跟女友阿诗的拍拖（谈恋爱）时间，甚至比这还要长一点。
爱情长跑，这是几乎所有人对于岩仔这段恋情的第一反应，他习以为常却也不以为意。“你们一提爱情长跑，就好像我一定是张志明，她一定是余春娇，一定要聚散离合都演一遍才好，生活不是拍套戏呀大佬。”
岩仔和阿诗是中学同学，香港没有内陆高中生所谓“早恋”的概念，大多数家长也不会在中学阶段随时提防孩子是否有早恋的苗头。于是在一个“身边人都逐渐开始拍拖”的环境里，岩仔和阿诗就顺其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岩仔读书时香港实行的还是“3-2-2-3”的旧学制（即3年初中、2年高中、2年预科及3年大学的制度），读到中五（相当于内陆的高二），他申请了职业学校，经过两年学习后进入职场。女友则念到中六，通过会考升入大学继续深造。“等于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年里有一大半都至少有一方在读书，就不会意识到在一起了那么久。”岩仔认为，很多从学生时代一路走来的情侣都曾经或正在经历这样的阶段。
和内陆“高考决定命运”不同，在旧学制下，全香港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中五毕业生如阿诗一样升入预科，“有的同学可能早早知道自己无法考入理想的大学，在中四甚至中三就已经转去申请职业学校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坏孩子哦”阿岩在和不少相熟的内陆朋友聊天时都发现他们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赶紧作出澄清。“其实在香港，大学学额的竞争一直好激烈，我毕业之后他们改考DSE（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升学率也就不到20%，像法律、医学这些专业就更难。而如果读到一些冷门的专业，比如城市大学有个核电专业，在香港其实是没有对口工作给你做的，最后出来还是要转行。”
对于不少内陆留学机构打出“到香港接受国际化教育”的宣传语，岩仔其实有些无奈，“那些说的是国际学校呀，本来如果你上得起这种学校，也不太需要考虑出路问题了。”
而事实上，“放弃考大学”对不少像岩仔这样的本地年轻人来说，是个利大于弊的决定。“香港揾工（找工作）很少会对大学学历有硬性规定，一般中四、中五以上就满足基本要求了，相反公司更看重实践能力和资历。”几年前阿诗本科毕业，也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彼时岩仔已经从第一家公司跳槽，“我当时的人工（工资）已经加过一次，到了senior的水平，她当时还是entry level。”
当然，不同的选择让岩仔和阿诗一度陷入“各忙各的”的状态，但两个人还是会有意识地维系这段感情，“比如只要有空我们就会一起吃饭看电影呀，我住港岛她住新界，其实还蛮远的，但每次我会送她回家我再搭巴士回家，有时都要坐末班巴士了。”岩仔曾经因此被身边的朋友赞为“暖男”，不过在他自己看来，这似乎是再平淡不过的习惯。
一段稳定的感情、25+的年纪，如果在内陆，岩仔一定会面临一道灵魂拷问：打算什么时间结婚呢？不过空间换到香港，岩仔说自己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最多就是家里婆婆（外婆）有时会问一两句，也就说说而已。我爸爸妈妈都不着急的，之前我有同学结婚，我妈妈还说，他为什么要那么早结婚？”
至于他自己的想法，岩仔思索了一会儿，觉得“还没法想象脱离父母独立成家这件事”，他继而补充“阿诗也这么觉得。”
聊到此处，不禁想起早前一则新闻里说香港楼价高企，一些年轻人不得不“婚后分居”（结婚后仍各自住在父母家的情况）。“那些只是个案啦！”阿岩描述中，香港年轻人同内陆年轻人在“上车难”（上车指买房）上的感受应当相差无几，“凭自己确实很难，但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存钱或者父母帮忙，实在不行买屯门之类偏一点，总还是买得到的。”
他所谓“难以脱离家庭独立”的感受，更多是心理上和习惯上的。而事实上，这种情况在香港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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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岩仔同龄的Elsa也一直没有脱离家庭，她把这归因于“无机会”和“不划算”。
“我认识蛮多内陆人高中阶段已经开始住校，或者至少上了大学就远离家乡，脱离父母过上学校宿舍的集体生活。但我们念书一直在香港，没机会也没必要离开家。”
Elsa颇受父母宠爱，尽管早已不是小孩子，在家里却不会被要求分担家务，“我其实没怎么自己洗过衣服，也不太会做饭。”
Elsa的第一份工作是银行客户经理，虽然薪资要比现在高不少，但过于忙碌的工作还是让她心生退意，转而选择了这份相对规律的行政助理工作。“这份工经常要和老板出差，离开父母的频率多起来，越发觉得自己没什么自理能力。”Elsa回忆起有一次酒店没叫早，她就起晚了，搞得老板和合作伙伴一起在大堂等她，“当时觉得挺丢脸的，老板一直说我处事不够成熟。”
意识到问题所在，Elsa也曾认真考虑过是否要搬出来租房住，以摆脱对父母的依赖。“不过一旦出去住，不仅多出了房租、伙食费、水电费等等开销，连家用可能也要比之前多给些，很不划算的。”
Elsa说到“给家用”，于内陆年轻人来说，似乎总会联想起90年代港片里的桥段：恨铁不成钢的妈妈对家里被宠坏了的“细路仔”（小孩子）无可奈何时，念一句“这个月家用什么时候给”好像“给家用”是教育小朋友求上进的“紧箍咒”。
不过，无论岩仔还是Elsa都说，孩子工作后，每月将工资的一部分交给父母，补贴家用，是几乎所有香港年轻人的“自觉习惯”。有意思的是，家用的多少虽然以“个人能力大小”为大原则，但几乎所有人都默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搬出去单独生活的孩子要比住在家里的孩子给更多家用。
“可能因为香港的房子大多数都是三四百呎（约合30-40平方米），租金又高，不是人工高到可以自己租得起一套的话，住外面真的没必要。”
“搬出去=赚得多=给更多家用”这个等式逆推成立，让像Elsa这样的普通上班族，难以迈出独立的第一步。
Elsa 至今仍未有过拍拖经历，属于“母胎单身”的类型。工作中如果被说“像小朋友”，Elsa总会一本正经地纠正对方“我是大人了”，但谈恋爱这件事上，Elsa承认自己还是不够成熟，“不知道想要什么样的爱情，又不想为了谈恋爱而谈”。在Elsa看来，这是“难以从心理上独立”另一个侧面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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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统计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年龄达到25岁以上而“从未结婚”的港人有120.3万。有港媒在报道时说，日本市场趋势专家荒川和久所描述的“超单身社会”可能就是明日之香港。
阿杰是单身率飙高趋势中的反潮流者。
阿杰常年以“运动衫+休闲裤”的打扮出现在朋友们面前。每到香港夏季最闷热的那几天，阿杰动辄趿拉双拖鞋就进了办公室。平日里和一众“90后”同事插科打诨也不在话下，丝毫看不出他结婚多年，并且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唯独在某些时候不同。
午餐时间临近，大家开始悄悄讨论“今天吃什么的时候，阿杰从包里掏出太太准备好的“爱心便当”，笑着对大家摆手说“我唔去啦”。
公司实行长短周工作制，阿杰早早和领导报备，要求留出每周日为固定假期，因为那是他们一家四口雷打不动的“家庭日”。
放假归来第一日，没有短暂休整后的斗志满满，阿杰看起来有些许疲惫，原来是小女儿染上流感住了院。有人劝他多请天假歇歇，他笑着摇摇头，“回去也闲不下来，如今上班倒还清闲些。”
所以，为什么早早结婚呢？不会对家庭心存依赖嘛？不会怕其实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吗？当困扰“岩仔、阿诗、Elsa”们的问题抛出来，杰仔难得以符合已婚男士身份的、长辈般的语气说，“你啲一班小朋友谂多咗。”（你们一帮小朋友想太多）
作者的话：
“岩仔、阿诗、Elsa”们和“阿杰”们共同组成“香港青年”这个词的全部含义。他们困惑着、迷茫着，他们也快乐着、努力着。每当我试图从他们的描述中发现一些所谓“香港青年的与众不同”，却总是会收获更多“属于这个时代所有人的共同之处”。
在抛开“香港青年”这个身份后，他们经历我们经历过的一切：考学、恋爱、工作、跳槽、和父母相处、组建家庭，其实和我们每个人日子里那些自以为庸常的细节别无二致，而故事中的每一位，生活中都还有知道文字无法尽述的侧面。
情绪性的表达和旗帜鲜明的态度已经太多，希望有耐心卒读这些文字的你会发现，“香港青年”作为一个群体，并非潘多拉魔盒，而不过是阿甘手中的那盒巧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