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青·(绍兴老街)花巷随想(二)

七、云奎炒货店

写了几篇花巷街轶事,勾起了不少朋友们的回忆。那儿时的花巷街,确是个绍兴市井之地,轶事之多,或许,写上几十篇也写不完。本篇便想写写那清道桥的云奎炒货店。

那店主名云奎,长得非常精干,高挑的个儿,有着一手炒山货的绝活。这云奎夫妻俩就在这花巷街口的清道桥东南侧开个炒货店,主要经营那炒花生、炒黄豆、炒瓜子以及兰花豆、茴香豆等炒货食品。顺便把张家、李家的送上生的,上门加工,云奎也收下,赚些加工费。这桥西南角上店面不大,也才不足十个平米,但门面还是挺宽的,一边着东街,一边着南后街口。你还别说,就靠这小小的炒货店,足以维持着一家六口的生计。

记得云奎夫妻俩育有三女一子,那长子名顺坤,与我差不多年纪,长得结结实实的,一放学,便帮着云奎夫妻打理这炒货店。只是小儿子特别爱玩,一旦有,便与我们一起玩“中国美国”、打弹子、劈洋子等游戏的。大女儿叫什么,我不怎么知道,只记得她长得十分俊秀,白白的脸,大大的眼睛,可惜不知什么原因,脚有些不便,走路有些一瘸一拐的,或许是自小落下个小儿麻痹症的原因吧。二女儿没她姐长得好看,但也不失那云奎家那天生的遗传因子,也算是个美人胚子,只是性格比较外向些,在店里,有时也会与顾客争得面红耳赤。

云奎那最小的女儿,那时身娇小,当然年龄也比我们小得多。大家叫她“小朵朵”,也学着她二姐样子,特外向,说话象放机关枪似的,一口一连串吐出几十个词汇来。

这一家六口虽说有时也会有几句口角,并且话不投机时,还会大声争吵,但无论怎样,小日子还算过得舒畅。每次经过,经常会看到那云奎坐在那店门口,咪一口绍兴老酒,随手从店内那一排的炒货瓶内取出几粒炒货,那自由自在的感觉,特爽。

那时我十一二岁,与云奎的大儿子顺坤也算是小伙伴。虽说关系一般般,但由于也算是邻居,在一起玩的机会也是比较多的。每天放学回家,玩那打弹子,那绝对有味道,不过,我技术差,比不过那顺坤水平高,每次都是败北而归。你还别说,那打弹子的技术还真的不错,划一块领地,中间挖几个洞,算是安全的港湾,谁的弹子入内,其他弹子便打不得它了。但是,它可以打击对方的弹子,将对方的弹子击出界外,而自已的弹子仍留在界内,那算是你赢了。这打弹子在很大程度上也相似于现在的台球,只是人得趴在地上,拇指与食指夹住弹子,用拇指一弹,让自个的弹子飞出,打击对方。这用力得均衡,并且力量在弹子上方还是下方,确定这弹子击中对方后,是定住,还是后退,还是跟着前进。那绝对是一门学问。高手玩弹子,可以一击对方,让对方弹子直接受力飞出,而自己的弹子在打击后原位纹丝不动。

我老爹那时还未“摘帽”,在厂子干重体力活儿,回家累了,晚上喝点小酒。一般也才喝个一合左右(那时以“合”计算,一合为二两,也就是现在的100克),一斤五合,我经常晚上帮老爹买上一合元红酒,顺路去云奎那炒货店买上一两花生米。那大红袍好吃极了,每每老爹喝完那老酒,总要剩下几粒,算是对我的“奖励”。

几十年过去了,由于时常回味起那当年的大红袍,由此也总惦记着云奎那炒货店。忽一日,发现云奎那炒货店原来还开着,就在人民中路与新建路交叉口。只是,云奎已经不见了,是身体原因还是真的交了班,不得而知,只见云奎那儿顺坤与那长女还在经营着那店,并且,那店中虽说炒货还有,但已没有当年那大铁桶煤炉与那大铁锅,也就是说炒货店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烟糖杂货店了。

八、清道桥锅贴店

这清道桥锅贴店与上篇写到的云奎炒货店隔街相望,算是邻居,只隔着一个路口,云奎炒货店位于这清道桥叉路口的东南角,而这清道桥锅贴店则位于西北角。

这“锅贴”是什么?现在的绍兴人可能不知道了。说白了,锅中之贴的,也就是现在的烤饺是也。

这锅贴店是几个上了年龄的人合伙开的,在当年国营企业、大集体企业、小集体企业等企业形式中,好象算是合伙饮食店,连小集体都算不上,是否有主管单位也不得而知。不像后来在其对面开业的“向阳饺子店”属市饮食服务公司主管,其员工算是集体所有制性质。

你还别说,那时,企业的性质对于每位城市居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居民参加工作如进了国营单位,也就是相当于抱了个铁饭碗,那喜悦之情无以言表,若是去集体单位工作,那也是不错的,至少也是吃公家饭的人了。最伤心的是去那合伙、合作的作坊式的小企业、经营店什么的,那才比临时工好了一点点,与农村的农民上城打工相差无几。

这清道桥锅贴店便算是这类作坊式的合伙企业,五六位上了年纪的老叔、老婶,甚至还有那么一、二位是六十开外的爷爷级的人物。

每天鸡还未叫、天还不亮,他们便忙开了。磨豆浆的磨豆浆,生煤炉的生煤炉,还有的便是和面、绞肉。记得那绞肉是一种手工的绞肉机,与现在的自动绞肉机一样,那手动的绞肉机也是一只手通过进口将肉慢慢地放入,另一只手摇动手柄,出口处便是肉酱了。

最好看的是那磨豆浆,如今只能在稽东占岙的月华山上才能看到的那大石磨转动,慢慢地将那被完全浸饱的黄豆送入小孔内,并慢慢地注入清水,那石磨下方出来的便是这白白的豆浆汁了。

记得那锅贴店所卖的小吃也就是豆浆、饺子、馄饨、馒头以及面食等。因为锅贴最出名,也就将店名称之为锅贴店了,也有人说是饺子店的,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其实,除了饺子好吃以外,那每天早上的现磨豆浆也相当的好吃。那时,牛奶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当奢华的东西,哪是我们能喝到的,补身子,当然首推这豆浆。豆浆分三个品种,淡浆三分一碗,咸浆四分,甜浆五分。

早上,家里没下饭的菜了,偶尔也会去买一碗。我家一般只能买咸浆,那咸浆是先在碗内放上酱油、味精、小葱、油条,然后从那热热的锅上来上一勺豆浆,那浓浓的奶白色立马成了胶体溶液,厚厚的,一层层的,像薄薄的打蛋。拿回家便和着这东西下饭,那滋味真的好极了。

我是看着这锅贴店长大的。每当夏天,我们在这花巷街街面上搭铺乘凉睡通宵,前半夜,听着那蚊子叫,后半夜,听着这锅贴店的石磨声,睡不着了,便起来去看那老爷爷磨豆浆。那磨盘中“吱、吱、吱”的节奏声,像一首歌,好不动听。

九、邹家的故事

写了不少花巷街的轶事,越说越起劲,这绍兴城市井之事,可谓全部浓缩在这花巷街了。

此篇得写写花巷街的邹师母一家了。

邹师母精明能干,家中的男人老邹,在城关镇劳动服务队工作,负责社会需求的劳务杂工的分配、开票等工作。膝下有三子,老大吉林,眉目清秀,为人也大方得体;老二绍林,扎实粗壮,系我儿时的同班同学;老三中林,聪明乖巧,我儿时最要好的玩伴。

邹师母虽说个子比较瘦小,但十分精明能干,是这邹家的顶樑柱。早年的她打理着她的“货郎担”,主要卖些针线、鞋帽等家用小什物。每天一早,便挑着这“货郎担儿”去位于大江桥下的萧山街口出摊,傍晚黄昏时分挑担回家,风雨无阻。

虽说老邹供职的劳务队也有着不菲的固定工资收入,但老邹每天的一包香烟、两斤老酒的“固定”支出,腰中荷包总也鼓不起来。每天晚上吃饭,这“黄汤”是老邹的最爱,没喝个到位,老邹总有些不尽兴。你还别说,幸亏有这邹家女人的杂货摊儿,就这看不起眼的杂货摊儿,也着实贴补了邹家的经济收入,这小小的“货郎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邹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邹师母在家中不仅地位很高,威信也很高,三个儿子对母亲的敬威远超过当家男人老邹。每天邹师母出摊后,绍林、中林两个儿子如自由飞翔的小鸟似的,与花巷街的小玩童们一起,可以无忧无虑地疯玩了。偶尔邹师母身体不适时,老大、老二也会挑担送母亲去出摊。

老大吉林那时比我们大了许多,心目中的吉林哥比较稳健、成熟,其性格较老二、老三相比,相对内秀些。而老三中林,则是我儿时最好的玩伴,我曾在另文中写过我儿时一起玩的最好的四大金刚便是这中林、阿达、阿龙是也。

老二绍林长得较结实,个子又高,无论在学校还是在这花巷街周边,都是远近闻名的孩大王,当年读小学时我个矮坐第一排,这绍林同学是坐在最后一排的。说是孩大王,当然也就有这孩大王的聪明才智。虽说绍林读书不怎么样,但论玩的天赋,那绝对是同龄孩子们中的王中之王。无论是打弹子、劈洋纸、斗地主,或是自制的各类弹弓、杮子核枪、火柴梗枪,无一不是人中高手,小个子的我只能屁颠屁颠地跟在他后面学两手。

记得70年代初绍兴城内大街小巷盛行一种叫康乐球的游戏。这东西似我们现在的台球,只是台球是西方引进的“进口”物件,而这康乐球,则是地道的“国产”品牌。台球是长方形的,有六个进球洞,而这康乐球却是正方形的,四角四个洞,有意思的是台球击打的是圆球,而这康乐球击打的是稍大些的象棋子儿。这康乐球桌的四边内侧装上钢丝,以大子击打小子,小子沿周边钢丝弹击后,可横冲直撞,弹性十分的好,按直接进洞算一分,有回力、三角、四角、八角、十六角,直至三十二角、六十回角之多,转的越多,分值越高。一副32个象棋子儿的康乐球,快些五分钟慢些十分钟便告罄。这东西流行后,大多有识之士便请木工师傅制作这新潮的玩艺儿出摊,供玩者游戏,收取一分钱二分钱一局的成本。还别说,摆上个两三副康乐球,一天居然也能赚个一、两元钱,足够一户人家的“财政”支出了。

这绍林哥也真是好样的,不会木工活的他,找上一块木屑板做底面,寻出几根旧木档儿,三下五除二,自制了一副康乐球,虽说质量差些,也照样能让大家玩得尽兴。

记得我还在读高中时,绍林便去部队当兵了,三年义务兵退伍回家后,分配了一份农资公司业务员的工作,十分的惬意。那时已是改革开放初期了,古城绍兴劳动路口“地摊”市场开始盛行了,邹师母的这小摊当然也算是先富起来的一个,靠邹师母的这小摊儿,让邹家率先进入了小康,买得了花巷街第一台双卡录音机和第一台彩色电视机。当然,邹家也不吝啬,接出电线,拉上天线,大热天的摆在家门口马路边,让邻里们共同欣赏,其乐融融。

十、“黄牛”的故事

大家都在说这花巷街口的“黄牛”一族,那我也就说说这“黄牛”的故事吧。

这花巷街与东街的交叉路口有一座桥,名清道桥,这清道桥与那“山阴不收、会稽不管”的利济桥都系同一条护城河,清道桥在南,利济桥在北,中间隔着县西桥、日晖桥等,这几座桥东西分隔着当年这山阴与会稽两县界。虽说这清道桥已不属花巷街了,但由于这桥在花巷街的街南头,这“黄牛”趣闻仍可算是花巷街轶事的范畴。

话说这东街口的清道桥,当年桥两侧是那铁扶栏杆做成的桥裙,约六十公分高度,人坐在上面刚好。无论是白天还是傍晚,无论是平时还是周未,这扶杆两侧都坐着一群特殊的人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随便一看,好象都无所事事,看看街景、聊聊所见所闻,但就也是这群人们,操纵着市区乃至全市的票证交易与票证调济。这相当于今日的股票市场,手头掌控着大量的票证,无论是大宗的还是小额的,他们均低价位买进,高价位卖出,从中牟利。 这便是当年大家口中的“黄牛”一族,绍兴人称之为“黄牛党”。

许多朋友写到过计划经济中的票证供应情况。当年,从大到粮票、油票、肉票,小到香烟票、豆腐票、火柴票,什么东西都实行凭票供应。那时,除了户口簿(那时还没有身份证一说),所有票证都是每月由当地居委会发给。那时的城乡差别很大,城市居民是非常吃香的,没有城市户口,意味着你什么票证也领不到,也就意味着你根本无法在城市生存。

在这种计划体制下,百姓们便必须依靠这票证过日子,比如说:每人每月半斤肉票、四两油票、两块豆腐票,你想多吃这东西,得去议价市场加钱买吧,你再有钱,没有票,那对不起,你也买不到。

有些人家不一定能按月完全“消灭掉”这些票证,有些人家那点可怜的“定量”吃不饱,还想增加,无奈。计划经济嘛,国家配给给你,就这样定了的,不够的无法补给,多余的过期作废。

就是在这样无奈之中,这票证市场也就自然“应运而生”了。因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国家所不允许的,政府称这类人员为“投机倒把”者,系打击对象。

但市民们喜欢他们哦!你看,张三家不抽烟,那烟票作废不是挺可惜的嘛,不如卖掉变点现钱,也可补贴点家用;李四家中男丁多,那每月二十几斤的定量不够吃,无奈,去“黄牛”中买点粮票,至少得让家人不饿肚子哦。

“黄牛”们很守“党规”,基本上A牛开的是这价,你去B牛那边问,也是这个价,并且,市价随行就市,一天一个指导价。如果是大宗的票证交易,会给你个“批发价”;如果手头的票再过二、三天即将过期,需马上出手了,这价也应也会稍便宜一些。你还别说,依靠这票证交易,这“黄牛”们日子也十分好过,看他们“游手好闲”,但收入却绝不比在这国营工厂上班一族来得少。这其实就是中国最原生态的市场经济模式吧?

只是,政府时不时的要给予打击,当年这商业局、公安局都可成为清道桥“黄牛”一族的克星,经常有买卖票证而被抓个正着,送进“局子”里去的。记得当年还有一个专门机构,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好象隶属于商业部门的。

也无奈,送进“局子”里去的“黄牛”,基本都算是教育对象,一顿训斥,罚点钱,也就不了了之。严重的,称之为“屡教不改”的“寄生虫”,也有直接送公安部门那劳教所实行劳动教养,关他个一年半载的,教育他们“自食其力”。

当年,这“黄牛”我们是看得多了,每天放学后满街疯玩,许多“黄牛”我早已认识,并且也与他们有些交流。记得也有那几回,由于我们兄弟俩正属发育的“大头里”,粮食不够,我妈也悄悄地去买它几斤粮票,以解燃眉之急。长大了一些,手中有了点“临花钱”了,也悄悄地去“黄牛”用两、三分钱,买张烟票去买包烟之事。

总之,这清道桥的“黄牛”市场,确是绍兴古城里的一道风景线,算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吧。至少,那称得上是当今这股票、期货市场的祖师爷吧。

十一、布业会馆

上回说到街口那清道桥的“黄牛”市场,许多朋友都从中了解到了这绍兴“证券业”的发展历史。只是我不懂这东西,也不想学这当年被我视作“投机倒把”的东西,但是,毕竟这是绍兴证券业发展的原态。

花巷街的南头为清道桥,北头为县西桥,中段位置有一大园子,十分的庄重、气派。一井井的,极像那大户人家的宅第,这便是当年在绍兴古城非常知名的布业会馆了。

老一辈人每每说起这布业会馆,总会说当年这里如何如何热闹?可与那上海的大世界比美。那会馆内经常上演着一出出的戏文,吸引着绍兴城里无数的市民们。只是从我小时住这街起,这会馆已不叫会馆了,门口左右两侧分别挂着两大块木牌,上书“中国共产党绍兴市城关镇委员会”与“绍兴市城关镇革命委员会”。这大概就是儿时戏文中看到的“大内衙门”了。

稍大了一些,玩心特重,与邻家小伙伴玩游戏,便经常在这会馆门前的“道地”(广场)玩,在这大约近一个篮球场大的石板道地上,我们什么都玩,小到打弹子、劈洋纸,中到跳绳、跳房、擂铁环,大到乒乓球、排球、篮球,无所不玩。经常是一放学小伙伴们便聚到这个大石板道地,一直玩到大人来叫“吃饭哉”为止。如遇下雨天,那会馆正门口还有一个大大的廊沿,可以遮风避雨,我们便在那廊沿下也可玩个痛快。你还别说,由于会馆正门朝南,冬天,几乎每天都会有些邻居妇女、老人们坐在此处,既可打毛衣、聊天,又可享受着阳光的温暖。

小时候只知道这“城关镇委”戒备十分森严,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些什么机构?在办什么公?只见到每天上下班时,都会有一些干部模样的人们进进出出的。从门口一眼望去,好象里面有好几进深,这第一进天井就有五、六十米之深,让感到这大院深处深不可测。直到高中时期,找到了一位熟悉的叔叔,混了进去,才见到了“庐山真面目”。

记得大约七十年代中期,这“镇委”礼堂内有一台二十多寸的彩色电视机。那时的彩电绝对是稀罕的东西,经常会有一些干部随带些家属晚上前来观看。听说了这新鲜事儿,我们也想进去看看这稀罕物,便每天晚上候在这“镇委”门口。只是这“镇委”的看门老头是个五十多岁的瘦长男子,姓张。这张老头儿特凶,我们这些毛孩子们都十二分地怕他,只能傻傻地候在门口,企求有熟人能带我们进去。

当然,这种可能几乎是不存在的。无奈中,我们也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趁这张老头不留意的时候,猫着腰,悄悄地溜进去。这办法还真不懒,十回中有五六回是成功的。当然,不成功时,便会被张老头抓个正着,拧着耳朵拉出来。

不知哪个小伙伴从哪里听来,说这张老头以前曾做过“麻糍印糕”生意的,如今这张老头“开罪”我们了,我们会一、二、三,齐声“骂”这张老头“麻糍印糕条头糕”的,这张老头也无奈,只能由着我们骂了。

长大后,才全部了解了这布业会馆的历史,也进入里面“视察”了会馆的全貌。并且,也看到了这会馆自城关镇委——市人大、政协——市老干部局的演变历史。

不知会馆现在情况如何?相信这近百年的建筑一定会被好好地保护的。

十二、再忆老街

前阵子,写过我家那条老街的十几篇回忆,说的是我儿时住的那条名为“花巷街”的轶事。那时的花巷街还算是热闹的,只是没了几十年前的繁华与热闹,风光已经不在。

但是,毕竟,我们儿时的那花巷街,还算是街,住户们大多都是老辈子留下来的根,骨子里还留下那商业祖辈的味道。

昨晚,与老妻又走完了那条短短数百米的花巷街,并且,是来回走地了一遍,心里总有着那么一种失落。由于城市的规划,这街上的原住民们早被拆迁了,邻里们早已各奔东西,散落于城市的各个角落。这花巷街只是一条小巷子了,昏暗的路灯,早已没有往日的喧哗与风光,像一条蜈蚣似的,静静地横躺在那里。

唯有点滋味的是那当年的“布业会馆”,又重新修整了,门前加了一道不锈自动门,横在那里,似乎在说着“某某重地、闲人莫入”。那里面是何单位、是谁在办公?对我并不重要,只是看那当年玩过的“道地”已不再是“道地”,那当年玩打弹子、捉泥地的泥土地已经不在,修建一新的那带图案的墙体,让人更感森严与威武——好一份那旧时衙门的气派。

透过那不锈钢自动伸缩门望去,那“会馆”门口的八根柱子还在,那大门还是原来的大门,那门斗还让人感到是那旧式衙门的威武。当我与小伙伴们在那门斗内八根柱子上玩那“谁出局”、“捉迷藏”游戏,至今还记忆犹新。

冬日的白天,在那门斗上,老太老头儿们上晒太阳、女人们打毛衣的场景,一幕一幕记上心来。那“会馆”的道地,就像旧时农村的谷场,是周边邻里们休闲、集会的好场所,每每你过去,都会有所收获。甚至,还能在那里听到男人们评说国家大事、女人们议论谁家私房秘事,那天下大事、凡间轶事,都能从那里传播出来。

与老妻说当年,我那儿时的淘气,无所不玩的感觉,真的过瘾。只是,这花巷街早已风光不在,时代变迁,什么都在变。

花巷街,虽说还静静地躺在那里,但是,那已不再是原先的“花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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