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来自诗人的注视

作者：顾学文 日期：2021-10-16

黄梵

(1/2)

■本报记者 顾学文

  黄梵，诗人、小说家、副教授。已出版《第十一诫》《浮色》《南京哀歌》《月亮已失眠》《等待青春消失》《女校先生》《中国走徒》《一寸师》等。

曾获“2015—2016年度十大好诗”提名奖、紫金山文学奖、《芳草》汉语双年诗歌十佳奖、《作家》“金短篇”小说奖、金陵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汉语诗歌奖、博鳌国际诗歌奖等。

      虽然兼具诗人和作家双重身份，但诗歌在黄梵心中有着更重的分量。他认为，“诗歌是一切写作的起点和终点”，而写作，“不只关乎尊严、声名、利益，也关乎人的生活需要”。

于是，在出版了一系列诗歌、小说作品之后，黄梵用《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首次分享自己的诗歌创作心得，教授写诗的方法。

写诗真的可教吗？围绕这个问题，向来有纷争。但是，黄梵的诗的写作课，聊的远不止诗的写作，更多是普通人如何接近和抵达诗意，如何在生活中用诗歌安顿人心。

诗与生活，远比你我想象的要密切得多。

那些通常意义上的成功者，为何要转向文学寻求意义？

读书周刊：作为一位成熟的、优秀的诗人，出版一本教人写诗的书，是很冒险的，必然会遭遇这样的质疑：诗是可教的吗？您为什么会出版这本《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

黄梵：教人写诗这件事，在我出版这本书之前，我已经有了10年的实践经验，且让很多学员学有所成，所以才有底气写这样一本书。

我写了20多年的诗，但直到2011年，才因为外部的推力，促发我去澄清一些有关诗意的问题。除了外界的各种讲座邀请，最大的推力来自学校，学校鼓励我开设“文学创作”的通识课。通识课就意味着，你得对水平参差不齐的人，甚至零基础的人讲写作之道，不只是让他们改变写作观念，还要将他们带入当代写作的实践前沿。

给普通人讲写新诗，迫使我去追踪一句诗的诗意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通过回溯诗意的源头，体察诗人的创作经验，我找到了理解诗意、写出诗意的便捷之路。我意识到，普通人容易理解的人性，才是支撑诗意的根基。说得更确切一些，构成诗意的内部机制与构成自我的内部机制，不过是人性的一体两面。这个认识让我的教学取得了奇特的效果。通过不到三个月的课堂训练，我的学生中，有不少从未写过新诗的人，开始在专业文学期刊上发表诗作，甚至有好几位学生在结业两年后，获得了诗奖，出版了诗集，被认为是诗坛后起之秀。

这堂学校里的通识课，因为常有校外的人来蹭课，逐渐被外界所知。2017年的暑假，嘤鸣读书会的策划人说服我面向社会开写作课。他是学哲学的，比我更早看清这门课对社会人士的意义。

课程大受欢迎，尤其让我意外的是，参加课程的人中有很多是企业家、高校教授、领导干部这类通常意义上的成功者。他们为何要来参加诗歌写作课？我发现，除了有一类人是想成为写作者之外，更多的人是在生活中找不到北了，觉得这样过下去不是个事儿，转而向诗歌寻求人生的意义。通过学习，这类人发生的变化很大。有个学生是某银行支行行长，行里人际关系复杂，让她头疼。通过学习，她发现诗歌是可以极大地影响人心的，于是就在行里推广诗歌文化，鼓励大家读诗、写诗，她的团队后来成为系统里最团结的。五期班上还有一个制造汽车部件的企业家，学诗过程中他跟我说：“难道工厂只是一个枯燥的生产空间？工厂就不能有诗意的生活？我过去制造部件，我现在要制造生活。”他用汽车部件搭出雕塑，用诗意改造职工食堂，工人变得很愿意待在厂里。

写诗让这些焦虑的心灵安静了下来。他们原先把成功理解为世俗层面的成功，学诗之后，他们的心境平和了，不再焦虑和冲撞，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安顿人心是最要紧的。能用金钱、地位来安顿人心吗？安顿不了的。但诗歌可以让你找到现实世界中志同道合的伙伴，可以让你把古往今来的诗人作为精神同伴，有置身同一个精神共同体的感觉。你以前是孤单一人面对世界，没有底气，现在，你有了诗歌撑腰。

      人性的审美根基到底在哪里，与生活的根基是否重叠？

读书周刊：为什么一堂诗歌写作课可以带来这样的变化？

黄梵：我不仅教大家写诗，更是带着大家思考生活问题、文化问题：人生的根基到底在哪里？人生的根基和你的生活的根基、工作的根基是否有重叠的地方？

写作不只关乎尊严、声名、利益，也关乎人的生活需要。你若能从人性角度去理解写作，就容易把写作之门开得更大。谁都知道，人是审美动物。比如，衣服本是用来遮体保暖的，但人们还是会在乎衣服的款式；房子本是用来居住的，但没人愿意住毛坯房。这些就是人的审美本能，人有把身边的一切用品、环境等审美化的冲动。人对身外之物有审美需要，对身内之物，比如情感、情绪、感觉等，也有审美需要。无论是遇到高兴的事，还是悲伤的事，一般人都有与他人分享喜悦，或向他人倾诉悲伤的愿望。高兴、悲伤、忧郁、孤独、痛苦、爱、恨、虚无等情感、情绪、感觉，如果只是堆积在心里，它们是无序的、混沌的、无形的、模糊的，如百爪挠心，难以触摸，人不会满意这样的内心状况，会本能地想改变它。普通人能找到的改变方式，就是诉说。诉说时，人需要用语言把内心堆积的东西，一句句说出来。这样，原本无序的感觉，就有了语言秩序；原本混沌的感觉，就有了时间、逻辑的顺序；原本无形的、模糊的感觉，因为语言而有了明确含义，就会得到明确描述，变得有形、可感。诉说就是一个审美化的过程。

人诉说的时候，常会激动，甚至语无伦次，就算诉说时十分平静，口头表达也难免拖泥带水，散漫或重复，固然比不诉说、把感觉堆积在心里要好不少，但还是满足不了一些人更高的审美需要，毕竟诉说产生的秩序感，只比把感觉堆在心里要高一些。这些不满足诉说的人，就会用写来代替说。写不可避免地要斟词酌句，要避免啰唆重复，要避免结构失调，书写产生的秩序感，自然就高于诉说。

再琢磨一下写又会发现：便条、信件的秩序感不如散文；散文的秩序感不如小说；小说的秩序感不如诗歌。秩序感的高低，对应着审美要求的高低，诗歌的审美要求是最高的。这就很容易理解网络时代的种种写作现象了。为何很多人会天天写网文，甚至有人天天写诗？写作于他们，与晨起梳妆打扮来满足对仪表的审美需要一样，不过是迎合内心审美化的需要。

从审美需要出发，就可以回答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文学会消失吗？我的回答是：除非人的审美需要消失了，否则文学是不会消失的。

读书周刊：您在书中提出，“诗歌是一切写作的起点和终点”，为何这么说？

黄梵：因为诗歌不只是对诗歌负责，它还对语言负责，它是民族语言的守护神。所有文学体裁中，诗歌是离语言最近的。就算可以逃避诗歌，也逃避不了一直被诗歌影响的语言。我们用的很多成语，就来自诗歌。

诗歌一直供应着语言的标准，最高标准。如果没有诗歌，你如何判断语言的好坏？你也许会说，只要有小说或散文，语言就有好坏的参照。但其实，小说或散文为了医治语言的庸常，借用的处方还是诗歌，不是借用过去的诗歌，就是借用当代的诗歌。没有诗歌，人们很难知道汉语的美，可以达至多深、多广、多高。文学界有一个现象很普遍，凡小说语言很棒的作家，通常早年都写过诗。甚至于广告语、实用文，如果带有诗化的意味，也会传播得更广。

诗歌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因为诗歌会把语言运用到接近表达的极限，甚至试图超越语法的规则，超越字典对字义的约定，抵达言外之意，试图抓住语言形成之中、之前的那些意识，让人面对语言之外的超验领地，仍能怡然自若。小说和散文一般不会冒着晦涩难懂的风险去探索语言，除非是那些改变观念的小说革命，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可是对诗歌写作来说，探索语言是常态。所以，现代诗会塑造人的现代意识，古典诗会塑造人的古典意识。

诗歌教化语言，语言教化思维，思维教化人，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诗教的重要性，而把写诗视为读书人的基本功。事实上，一个人一旦有了写诗的经验，就完成了对其他写作的启蒙。大家千万不要有体裁偏见，不是写小说就只学小说，写散文就只学散文，写诗歌就只学诗歌。不管你将来是否成为诗人，不管诗写得好不好，通过写诗训练，你可以释放出语言潜能，培育出敏锐语感，重新认识词与词的微妙搭配，摆脱日常语言的束缚，极大解放你的想象力。你的笔，需要长出更多更纤敏的语言触须，来供小说、散文、应用文写作之用。

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是诗意的本质

读书周刊：对于诗歌，人们最难把握的是诗意。如何理解您刚才说的“构成诗意的内部机制与构成自我的内部机制，不过是人性的一体两面”？

黄梵：一般人觉得浪漫的事、远方的事、够不着的事，是有诗意的；而眼前的生活总是苟且的，身处的现实环境总是缺乏诗意的。他们还认为诗歌只属于诗人，而诗人的一生总是动荡的，其实，古今中外，安静的诗人也有很多，他们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用的是非常日常的眼光。一旦采用日常的眼光，大家就会觉得蓝天白云有诗意，凄风苦雨没有诗意，就会用自己身体的愉悦与否，来判定有无诗意。但这不是诗意的本质，诗意的本质是“熟悉的陌生”，是在现实中找到旁逸斜出的路，是把通常认为“苟且”的事物陌生化，赋予它们以诗意。

这背后是有人性根据的。人既有追求安全的需要，又有追求冒险的需要，这是数百万年的人类生活在人们心中积累下来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根植于我们所有的生活中，且不可改变。一件衣服穿久了，你想去买新衣服；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你想去旅行，想去认识陌生人；反过来，如果你一直人在旅途，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中，你又十分想要安定下来。人们就在熟悉与陌生中不断切换。

诗歌把两者调剂得非常好，既可以给你安全感，又可以带着你冒险，“熟悉的陌生”就是诗歌的平衡策略。这本书除了总结古往今来关于诗的他人认识，书里也有我的原创，比如写诗的四种模式，就是我对这种平衡策略的具体化。对旧体诗来说，你必须按照格律的要求来写，诗的音乐性是你在写之前就知道的，这是安全性的表现；但优秀的诗人总会从格律中挣脱而出，会出现拗字，不符合平仄的规律，这恰恰是冒险的体现。现代诗遵循同样的法则。现代诗提倡写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熟悉”的。但熟悉的日常生活怎么可以有新鲜感？那就要创造意象。很多人把意象的创造想得特别复杂，其实很简单，意象创造就是把旧的事物放在一起，产生新的事物。就像“月亮代表我的心”这句歌词，虽然它现在已毫无新鲜感了，但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带给了人们诗的意象。月亮和心都是我们熟悉的事物，但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新的眼光，就把你的情感和月亮这个意象投射、融合在一起，月亮所具有的神秘感，月夜带给你的清冷、幽静、明亮，都成为你的情感的表达。再比如，蝴蝶是旧的事物，落叶也是旧的事物，但如果我说“蝴蝶是不肯落地的落叶”，就有新的事物产生了。

总之，诗意不仅仅在得到之中，也在付出之中；不仅仅存在于所有带给你舒适幸福的事物，也存在于所有带给你痛苦悲伤的事物。诗意不来自世界，而来自诗人的注视。我甚至专门写过苍蝇、蚊子和蟑螂，就是为了证明给大家看，只要我们用生命平等的眼光去看苍蝇、蚊子，苍蝇、蚊子也可以有诗意。

读书周刊：哪怕是生活的褶皱处，都可以有诗意栖息。

黄梵：是的。人们总是担心自己写的事物不够重要，不够崇高，好像诗意的世界与日常的世界存在着一条界河。我认为，写诗首先应该忘掉宏大的历史，而用显微镜打量自己的生活。

那些历史的大题材里，已经有太多的公共话语，有大量别人留下的诗化陷阱，你如果也去写那些东西，很可能不过是在套用别人的诗意。而你的“卑微”生活，与人类的宏大生活其实是暗渠相通的，它们都有相同的生存和道义逻辑，你书写自己就等于在书写人类。所以常人需要“去蔽”，因为常人有太多的视而不见，太多的习以为常，它们遮住了我们的眼睛，这是一种由观念造成的“白内障”。

诗意不局限于具体的诗歌，也弥漫于我们的生活

读书周刊：如何理解我们常说的“诗意生活”？

黄梵：诗意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诗歌，也弥漫于我们的生活。人为什么需要诗意的生活？到底什么是诗意的生活？人们对诗歌、诗人存有误解，认为诗人是天才，认为只有诗人可以写诗，我们老百姓就不要和诗沾边了。我的这本书是祛魅的，是要告诉大家，不仅人人可以写诗，而且人人需要诗；印成文字的是诗，没有印成文字的也是诗，那是你用生活写成的诗。不管一个人写不写诗，诗都与他的生命相关联，只是大部分人不知道自己正在采用诗意的方法更新自己的生活。

你虽然不写诗，但你在生活中也在创造诗意。我刚才已经举过例子了，无论穿新衣、换发型，还是过一段时间想去旅行，都是把熟悉变得陌生的做法，普通人都需要诗意的生活。我们之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已经在生活中本能地运用了诗意；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现代人与诗意生活久违了。古代诗人与生活是靠得很近的，我们可以通过作品看到古代诗人之间很日常的唱和，以及那些即兴的生活场景。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与诗歌有割裂之感？我认为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为大家所忽略的，那就是，胡适等人当年提倡白话诗，引进的是当时西方的现代派诗歌。现代派诗歌是脱离生活、俯视生活的，拒绝和生活交流，拒绝和读者交流。这有当时的时代原因。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很有必要恢复中国古代的诗歌传统，我无论是自己写诗，还是教别人写诗，都希望把生活诗学作为整个汉语诗学的基础。当然，对传统不是全盘恢复，而是要有新的做法。我们必须要思考现代诗和现代生活的关联，我们对诗意的理解必须有所变化，核心是要用新的眼光去看旧的世界。

读书周刊：让我们与诗意生活渐离渐远的，也许还有现代人那份挥之不去的焦虑。

黄梵：这是一个寻求人生意义的问题。

很多人为什么焦虑？因为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让他们对成功的定义非常狭隘。当他们发现自己不“成功”时，就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生活本身是不提供意义的。你一天干了很多事，但意义在哪里？你做的事情不会开口告诉你意义，可是，人类总是需要面对总结的：一个月的总结，一年的总结，一辈子的总结。普通人不善于总结，无法从乱七八糟的事情中去总结人生的意义。怎么办？这时，文学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为我们的人生提供意义。文学不仅仅是讲故事，而是通过对生活的描述，赋予故事一种意义。小说也好，诗歌也好，都是生活的宗卷，给予生活很多种意义的提示。人们读小说、读诗，会获得很多启发，从中找到和自己类似的经历和情感，看看别人是如何思考和体验的。很多喜欢文学的普通人，通常内心都很平静，因为他们通过作品，找寻到了人生的诸多意义。

读书周刊：您曾是理科高才生，在弹道研究领域游刃有余，但您中途舍弃一切，转投文学的怀抱。很多人神化您的这段经历，将之视为您在文学上的“天生丽质难自弃”，果真如此吗？诗歌对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黄梵：看似华丽的转身，其实都是挫折和无奈。直到高考以前，我的理想都是学天文，想去一个天文台，孤独地看星星。但在高一那年，我和其他22位尖子生一起，其中包括已故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提前参加高考。我的考分，除清华、北大之外，其他学校都是可以上的。但因为我在志愿表的最后一栏，填了南京理工大学，南理工的弹道专业就绕过所有其他学校，直接提前录取了我。当时国家急需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我就这样进入了一个不喜欢的专业，从此无缘天文。

虽然我只在专业上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其他三分之二时间和精力都用来阅读文学作品，但我还是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了，并留校在弹道专业任教。这个专业很受国家和学校的重视，我也完全胜任这份工作，但我的心是不安的，精神是不愉悦的。我几次要走，主任都不放。最终，我把自己调到了学校的出版中心，总算是与文学近了一点。那是1988年的事。2003年，我那时已经出道，成了所谓的作家，学校就招我回去教授文学课。

但我写诗是始于1983年。那一年，我在毕业分配的问题上遭遇挫折，初恋也失败了，身体也不好，在家休学一年。我整夜整夜地失眠，每天会心颤两小时以上。我一开始想研究数学、物理来分心，研究了几个月，还是不行。有一天，我写了一首古体诗，情绪好像一下子找到了出口。我就每天写诗，先是古体诗，后是新诗。写了一屋子的诗，父母很担心我，他们让我去武汉的叔叔家散心。我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就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请来一位20多年从事写作的老同学。此人在我家住了一星期后，留下一份鉴定书走了。鉴定书上写着：黄帆（我的本名）毫无写作才能，建议从事除文学以外的任何职业。

我父母信了，我也信了，从此不再写诗。直到1986年，学校成立了一个青年教师文学社，邀我加入。一加入，我对诗歌的火就复燃了。当时我就想，不管能不能成为诗人，我都要写诗，写诗能救我。同时我决定，再也不和父母讨论写作这件事。

后来，我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我给她写了一首情诗。她要求我，永远不要发表这首诗，让这首诗只属于她。她还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从此死心塌地地搞文学。她说：“你应该写诗，不写太可惜了。这个世上有无数的处长、无数的老板，可是只有一个诗人黄梵。”

读书周刊：当下很多家长逼着孩子学不喜欢的专业，做不喜欢的工作，您对他们有什么要说的？

黄梵：我的教育理念在我女儿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实践，我们鼓励她做她喜欢的事。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当下社会正因为许多家长的想当然而致很多人都在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哪怕他们是科班出身，但因为不喜欢，他们不会去钻研，不会去想达到专业的巅峰，这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种业余性。这样的社会，是呼唤不出工匠精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