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从张爱玲的第一封投稿信说起
1944年3月15日出版的《新东方》杂志第9卷第3期，发表了一篇张爱玲带有回忆性质的散文《存稿》，从她最初的虚构作品开始谈起，及于早年的写作及投稿经历。文章侧重点在讨论早期的未刊小说《摩登红楼梦》和刊于国光校刊的《牛》与《霸王别姬》，许是因为楚霸王与虞姬哀史，熔战争与爱情这两大类热门主题于一炉，故受到作者的偏爱吧，便大段大段介绍故事情节并摘录其中动人的文字，导致文章结构略显失衡，令旁观者读来颇感不耐。但如将之视为张爱玲早期阅读史、写作史的第一手材料，倒也不无研究价值。尤有可说的是，等到12月张爱玲结集出版散文集《流言》时，又在该文第二段后、第三段前，添入一页插图，标为“第一封投稿信”，之前并以括号形式附有说明：“似乎我从九岁起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了，但那时候投稿《新闻报本埠附刊》几次都消息沉沉，也就不再尝试了，直到两年前。”
说起《新闻报》，张爱玲与之的缘分委实不浅。《公寓生活记趣》透露她与姑姑二人合订一份《新闻报》，每日由一个开电梯的人过目后才送上来；《到底是上海人》里提及“《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写着“'友情所系，讵不大哉！’”说这“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她还曾在《诗与胡说》里肆意贬低鸳蝴派前辈作家顾明道在《新闻报》上的连载小说《明月天涯》的情节设置不合情理，甚至还拉来了旁证：“有个表姊，也是看《新闻报》的，我们一见面就骂《明月天涯》，一面叽咕一面往下看。”前述的说明文字则表明，自童年起，她就与《新闻报》搭上关系了。
这第一封投稿信为手写体，原无标点，为了便于展开后文，冒昧添补如下：
记者先生：我今年九岁，因为英文不够，所以还没有进学堂，现在先在家里补英文，明年大约可以考四年级了。前天我看见“附刊”编辑室的启事，我想起我在杭州的日记来，所以寄给你看看，不知你可嫌太长了不？我常常喜欢画画子，可是不像你们报上那天登的《孙中山的儿子》那一流的画子，是娃娃，古装的人，喜欢填颜色。你如果要，我就寄给你看看。祝你快乐。
晚年的张爱玲透露说，自己虽说从小热爱绘画，却是在母亲的鼓励下才尝试投稿：我“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好，也没人视为天才。不过因为小时候我母亲鼓励我画图投稿，虽然总是石沉大海，未经采用，仍有点自命不凡，仿佛不是神童也沾着点边。她初次出国期间，我就已经天天'画小人’，门房里有整本的红条格账簿，整大卷的竹纸供我涂抹”。（《爱憎表》）
投稿信中所说的“画子”，不知是安徽还是南京方言，总感觉乡音未改。又如“娃娃，古装的人，喜欢填颜色”，读来也很有些费解。其他诸如《新闻报本埠附刊》编辑室启事、张爱玲所见《孙中山的儿子》的画之类，全都未经人言，倒也值得作一番深入探究。
两年前，为了撰写拙文《柳雨生与小报》，我利用工作余暇，逐日翻阅“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上的《大上海报》（1943年10月21日至1945年8月28日），当翻至1945年1月7日该报，发现一篇刘凤《张爱玲与余爱渌》：
张爱玲是一个写小说的女作家，余爱渌是一个译写西洋杂志文的作家，两个人各不相干，实难相提并论。然而世事说来多怪，所谓无巧不成书，原来也不仅是书而已。
张爱玲最近出了一本散文集《流言》。她的小说集《传奇》给人的印象正如这本书的名字，总使人觉得它的作者太不平凡；而读完了《流言》则觉得作者是一个颇可亲近的人，因为《流言》正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对于人生种种相的供言。就在这本《流言》中，作者提起她最初投稿的故事。那时候张爱玲九岁，她画了一张画投给《新闻报》的“本埠附刊”，同时写了封信给附刊的编者小记者先生。信中对于该刊所发表的《孙中山先生的儿子》一图深致赞扬。而这幅画正是余爱渌画的，他那时只有六岁。
这是一件巧合的事，然而也确实颇为有趣，够得上一则文坛逸话。
日昨和余兄谈起，他也大笑不止；下走谓此正是认识张女士的大好机会，因为她是最初赏识余爱渌图画的人。余兄更谓，他的搁笔不画也就在见到张女士小说中的自画插图以后，他觉得张爱玲的画太好了，所以自己也不敢画了。
为了不掠人之美，必须得指出，上述短文首见于《旧闻新知张爱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唯编者肖进不知何故，对个别字词进行了删改。今一仍旧貌，以免误导。
余爱渌是谁呢？他本名徐慧棠，又有笔名康悌露、单庆舫、端木洪、罗薏等。（详见萧持隆《云烟录·春秋班底》，《繁华报》1945.5.15）至于刘凤文中所称幼年张爱玲对余爱渌画作不无推崇之意，若推敲张爱玲投稿信原文，似无此意，看来只是作者的故弄狡狯，稍有攀扯名人之嫌。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沈寂在回忆文章里说过，徐慧棠为柯灵主编的《万象》青年作家群里的“五虎将”之一，才华横溢，译作颇多。
余爱渌的原画究竟如何？竟能让九岁的张爱玲特意提及，语气中还透着不服气？经过一番搜寻，终于被我找到：它是一张漫画，题为《中山先生的儿子》，由“务本女学一年级七岁徐慧棠画”，刊于1929年8月21日《新闻报本埠附刊》。
将此画与孙科当年的照片相对比，但见徐慧棠小朋友笔触虽稚嫩，却寥寥几笔，便准确地勾勒出孙科的外貌特征：圆圆的脑袋，梳成三七开的短发覆于其上，鼻上架着一副标志性的圆框眼镜。简直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考虑到年龄之小，更令人惊异。
再看漫画下方徐慧棠与小记者的对话：
小记者先生：这画能登在报上么？画得不大好呀。我现在在务本女学校一年级读书，下半年要升级了。我今年七岁，住在西门唐家湾肇周路四百二十三号新康米店家里。徐慧棠鞠躬。信封是我姊姊慧菱写的，他在务本女学二年级。（小记者说：可爱的慧棠妹妹，你画得很好，已经替你制版登在上面，还希望你以后再画几张好的给我。并且以后连信封都要你自己写，因为你的姊姊是二年级，你下半年也要升到二年级了，当然你也应该写信封啊。）
这里编辑“小记者”误以为写信者是女孩，实际当然不是。为表慎重，我特意从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藏中翻检出一本1930年印制的小册子《上海特别市立务本女子中学附属小学行政组织》，其中“附属小学校概况一览表”里显示该校位于上海西门黄家阙路，1929年9月改组，秋一至秋四年级招收若干男孩，只是比例偏小。
今按，“小记者”即《新闻报》编辑严谔声（1897—1969），据说这笔名是为了纪念他在青年时访问孙中山后，写了上万字访问记而使用的。严氏原籍浙江海宁县，1917年来沪，两年后亲身经历了源自北京的“五四运动”对上海商界的巨大冲击，于是逐步产生民族自决的意识，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深植于脑海中。不难揣想，当他收到这幅《中山先生的儿子》的漫画，仅仅看到题目就会感觉亲切吧，更何况画得那么逼真，又充满童趣，不喜欢才怪嘛？至于张爱玲的投稿信呢，中文既讲得疙里疙瘩，又说要画古装人物，简直是言语乏味，画题老旧，如此一来，自是难入编者的法眼了。
《新闻报本埠附刊》创办于1926年4月1日，与《申报》随报赠送“本埠增刊”类似，它也是随报附送给本地读者的。这一附刊的创立，有其独特的功能，正如赵君豪在《中国近代之报业》书中所评述的：“中国报纸，为增加广告计，遂增设一种本埠附刊，所收广告刊费，较为低廉，而其销路，亦以本埠为限。本埠附刊之广告，其效力只及于一地，故文字方面之材料，亦专论当地之事，如戏剧、电影、音乐、舞蹈、商店消息以及其他一切无关外埠之琐事，均归于此刊。”
最初主持《新闻报本埠附刊》的编辑是徐耻痕（本名梦兰），等到他于1929年离开之后，便由严谔声接手，随即对附刊的栏目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大量刊登妇女儿童作品，各界新闻栏目除了保留商场新闻、电影新闻以外，其他栏目取消。办至1929年4月25日，为了活跃版面，鼓励普通读者参与，附刊发布《本刊特别启事》，开始向社会广泛征求“儿童作品（文字图画均可）”，7月8日至8月17日连续多日，重复刊登《本刊特别征稿启事》：“本刊现须征求妇女及儿童作品，无论何种性质，均极欢迎，惟以简短而有趣味者为贵，每篇最好勿超过五百字，照片、图画、诗歌、童话，尤为适用，酬报特别从丰，来稿如附有邮花，不合当即退还，切盼女著作家及小朋友们勿吝赐稿为幸。”
不难推断，张爱玲大约先后看到8月17日的征稿启事，以及8月21日徐慧棠的漫画，深受鼓舞，遂兴奋地写下那封投稿信，寄去一篇杭州日记，孰料石沉大海，惨遭退稿，幼小的心灵想必大受打击吧。好在她能坚持不懈，孜孜以求，终于在多年以后登上文学舞台的中央，大放异彩，充分成就了一番文学事业。
说起画漫画、投稿，同样是从小就喜欢画漫画的丁聪，成功率要远高于张爱玲，他“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向社会上的报刊投稿。最初是投向上海《新闻报》的。本埠附刊它每周都有一个漫画专栏。我这时开始拿到稿费，尽管每幅画仅一元钱，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就蛮开心了”。（《转蓬的一生》）好在张爱玲在中学时代也有了首次的成功经历，且所获稿费单价远高于丁聪：“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童言无忌》）
对于“小记者”严谔声，张爱玲似乎是其作品的长期读者，身受“影响的焦虑”之苦。如《雨伞下》里写道：“某一次在雨天的街头想到这一节，一直没有写出来，因为太像讷厂先生'茶话’的作风了。”讷厂即严谔声的另一笔名，“茶话”是他在《新闻报》主持的另一种综合性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