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邹德慈先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顾问、原院长邹德慈先生因病于2020年12月28日23点28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6岁。
邹先生1934年10月1日生于上海，195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先生长期从事城市规划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管理工作，为我国城乡规划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他领衔组织研究的《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我国大城市连绵区的规划和建设》、《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第一卷）》等工作，在行业产生广泛影响。201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联合推出《风雨华章路-40年区域规划的探索》文集，邀请他撰文回忆文章。邹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怀着对事业的挚爱，充满感情地回忆了他自1979年调回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后，从事三峡移民搬迁论证、与金经元先生合译彼得∙霍尔《区域和城市规划》、在中规院主持行政管理、参与汶川灾后重建等重要工作历程，现转发此文，以资纪念。
愿邹先生一路走好。
1934年出生，195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1986—1996年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现任该院学术顾问、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兼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名誉理事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环境保护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2003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新的视野、新的天地
1979年10月我被调回中规院。当时国家改革开放，城市规划事业逐渐恢复，一切都展现出新的气息和新的景象。1982年中规院重新组建时，我担任经济所的所长。当时所做的第一项大事，是受长江流域办公室（长办）的委托，参与三峡工程可研报告的“移民迁建”部分，我直接分管和指导这个项目。三峡工程淹没城镇14座（县以上），加上农村被淹人口，移民总数量近百万，这在世界水库建设史上是罕见的。尤其是十几座淹没城镇的迁建工程，真是史无前例，毫无经验可以参考。在历时一年多的工作过程中，我们为淹没城镇开展迁建选址、做规划设计、进行投资估算。这是一种“非常规”的规划工作，方法从任务中来，标准从实际出发，一切参照过去仅有的一点经验而定。我们为该项目制定了一套特定的统一技术措施，主要成果（也是值得自豪的成就）是通过规划提出城镇移民迁建指标，这个指标大大超过了水利部过去所执行的补偿标准。水利部刚开始感到惊讶，不愿接受，到后来经过反复校核论证最终予以了认可。随后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和全国人大通过建设方案中的迁建投资指标都是参用了我们的成果。20年后三峡工程的建设实践也证实了我们的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1980年代前半期，我参与多项这种“非常规”的规划、咨询、论证，对于开拓思路、科学论证，特别是突破过去某些禁锢思想的教条大有好处。例如，1980年代天津震后重建规划中关于是否允许震后急需建设的新住区继续在市区外围摊一点煎饼，还是理想主义地离开市区去建卫星城市？1983年陕西安康被洪水冲毁后重建时，是原址恢复，还是一劳永逸地放弃沿汉江的上千年的旧城址而迁到后靠的塬上建新城？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需要当机立断进行决策的尖锐矛盾。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的论证。我们的观点最终被采纳，事后被实践证明是符合实际的。这时期我还参与过山东齐鲁石化公司30万乙烯项目职工生活区的选址之争，深圳国际机场选址之争等，规划通过科学论证都取得了胜利。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规划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并不局限于在编制法定规划上，而是在于城市规划的活的灵魂。可惜近几年来这种矛盾之争和科学论证反而少了，可能是对于很多问题地方领导早已拍板定案，无须再搞什么论证了。对于我个人来说，最深切的体会是，规划师要具备两种素质：一是为事业敢于碰硬的勇气；二是足够的学识和经验。
改革开放，社会开始转型，城市的面貌和问题都日新月异。1980年代后越来越感到学识的不足，经验代替不了理论。改革开放后，我特别渴望了解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因为我国的城市规划学的是苏联，而苏联的规划思想有不少是脱胎于西方的。1980年代初，我遇到一个难得的机遇，即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城市规划条目的编写工作，后来又参与《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的审定、《土木建筑大辞典》编委等工作。这是我1960年代参与“城乡规划”教科书编写工作的继续。参加这些工作有助于自己梳理和明晰城市规划的理论概念。1984年我与金经元先生合译彼得·霍尔所著《区域和城市规划》一书，更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欧美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与发展，对国内规划界了解西方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80年代后期担任院长期间，我大力支持与英国的学术交流，举办了若干期中国青年规划师赴英短期培训班，效果很好。1991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之所以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正是与我对中西方城市规划学术交流的贡献有关。此举对1981年我首次赴港参加学术会议时，香港《南华早报》揶揄中国城市规划界不了解外情是一个有力的回答。我为此深感自豪。
二、治院10年
1986—1996年，我被任命担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任期11个年头。当时的中规院正处在成长期，而社会经济发展逐渐加速，各方面改革转型，变化日新月异。中规院恢复组建没几年，使它尽快成长发展是我们这一代规划人的责任。当年上任时，牢记邓小平同志两句话，科研机构要出人才，出成果。中国规划界、中规院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要出人才，而规划成果（实践）是出人才的主要途径。
我所倡导并得到部领导同意的中规院院风——求实的精神、活跃的思想、严谨的作风，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也正切合了城市规划工作的实际特点。
“求实”——城市规划特别要讲求实，规划的图纸和文件对未来的认识和预测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过分保守，另一种则容易脱离实际。我们要做的是城市实实在在的规划。
“活跃”——主要是指思想。针对的是另一种城市规划的倾向，容易固步自封，容易僵化，思想跟不上客观世界发生的变化。你必须思想活跃，不断接受新的东西，包括新的知识和技术。
“严谨”——指的是科学的作风。思想不但要活跃还要严谨，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论证新的思路和方案。
我任院长期间，还推广三句话的学风：读书不唯书，尊上不唯上，学洋不崇洋。
三、初入不惑
古人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今年84岁了，虽已到耄耋之年，但对于城市规划才感到初入不惑，比古人说的不惑要晚40多年。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城市规划学科的复杂性和综合性。
自从转型期开始后，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规划成了中国规划界一个长盛不衰的课题。我认为要研究城市规划必先研究城市。我在1991年写的一篇论文中，首先提出一个命题：要重新认识今日之中国城市。它不仅在体制上，也在规模上，空间形态上，文化形态上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我提出：认识城市、研究城市是城市规划师的任务和职责；城市是城市规划师最好的课堂和实验室。我在论文中提出现代城市规划的三个重要支柱是：城市研究、城市设计、城市管理。我主张三者的交叉融贯是规划的重要方法。近来痛感我国缺少一位像美国的芒福德那样的学者，写一部体现中国学者价值观的城市发展史。我自己已经不可能来做，但愿后来人能实现此夙愿。
我从研究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史找到很多我们今天城市规划问题的渊源和答案。不研究点历史，遇事就会一头雾水。如果有可能，系统研究更有必要。近年来，我为中规院的研究生讲述“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发展史纲”，也在一些省市的培训班中讲过，反响很好。
我对现代化城市感性的初识，始于1986年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回国后写了一篇《汽车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的文章，提出汽车时代必然来临。汽车来到城市，进入家庭，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和冲击，是空前的、具有历史性的，城市规划要早做准备。我当时对中国城市汽车发展的估计偏于保守。不幸的是，20年后，中国的大城市正在步美国的后尘。我曾预言，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下一次冲击，将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包括高新产业）的发展，这个过程正在进行着。我国的城市规划经历了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那时的规划基本上是设计性质的工作，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具体化。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在城市规划的性质、任务上最具本质性的变化是从“规划设计”走向“主动式的规划”，它包含着战略、政策、设计、法治、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理念和思想是统帅，是规划的灵魂。可持续发展城市、生态城市等新的规划理念层出不穷，我的态度是探索、实践，不要简单化地否定。我与夏宗玕同志合作的“温州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研究”是个探索性项目，成果获得了奖励，可惜这种探索性研究的机会太少。这几年我不断学习，当然有的也是被迫的，但总算还能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21世纪初，全国人大曾有过一个宏伟计划——组织编写《现代科学全书》，囊括人类迄今为止几乎全部的科学知识，约600多卷。其中《现代城市规划卷》的编写任务落在了我的身上，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认真作了筹划，拟定了16个专题（章）的内容大纲，约请国内18位专家组成编委会，每位编委撰写一章。过程中开了两次研讨会，认真讨论了每一章的内容。各个章节既自成体系，又融合了集体智慧。我汇总其成，并撰写最后一章“城市规划发展趋势与展望”，阐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这本书的编著工作历时2年，最后《现代科学全书》的出版计划有变，于是改用《城市规划导论》为书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20世纪60年代西方规划界对现代城市设计非常重视。在改革开放后，西方的城市设计思想逐渐传入和影响中国的规划界，但其与我国现行的城市规划设计确有异同之处，业界一度有些茫然。中规院也迫切需要弄清这个问题。大致从1990年代开始，我花了相当时间，研究现代城市设计，包括看了一些国内外学者的著述，整理出讲稿，先在院内给专业技术人员讲课，后来也在院外讲课，至2003年写成专著，名为《城市设计概论》，其主要内容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示：“理念、思考、方法、实践”。
2003年我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我专业生涯的一个里程标志，但不是终结，更不意味着是“最高”。那年我已69岁，如果没选上院士，我准备打包回家，安度晚年（中规院规定70岁以上不再回聘）。当了院士，倒是促使我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当院士后，我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我不认为自己是权威，因为城市规划没有权威。城市规划看似浅显，因为它贴近生活，谁都可以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但它又很精深，深在它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一个人很难具有如此全面的知识和经验去穷尽它的真谛。现在我感到自己又进入了专业历程的一个新的阶段，还有很多新的知识需要学习，许多新的经验需要体验。必须活到老，学到老，学习一辈子。
四、达观知命
新世纪伊始，国家开始编制新一轮的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城镇化与城市发展科技问题作为一个专题受到关注，这对城市规划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很快就迎来了新的形势，接到的任务是整合并完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综合报告。这一时期的“城市化”研究在学术方面做了较为扎实的研究工作，包括城镇空间分布结构、经济问题、循环经济、城市生态、城市文化以及水资源和矿业城市等诸多领域多层次的学术研究。最终形成的综合报告分为环境与生态、能源和资源、城市管理、城市文化、城乡协调发展等五个部分。可惜这次成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全面受到重视，只能有待后人去继续完善和实践了。
随后，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工程院又先后进行了“节约型城市”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城镇建设工程等方面的咨询研究。这些都是旨在依靠科技进步，为实现我国城镇建设和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的良策。
然而，2005年前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开始进入加速阶段，未来我国的城市会发展成什么样？加速后的城市发展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这些都需要反复思考和深入研究。对美、德等国的实地调研，使我对国外“大城市连绵区”的发展以及区域空间规划工作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大城市连绵区”作为城镇化发展的一种高级的空间形态，将逐渐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空间载体，它的动力机制以及产业、人口和城乡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将为今后我国的区域空间工作提前做好准备。
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后，中国工程院紧急启动《我国抗灾救灾能力建设和灾后重建策略研究》，“灾后重建规划”于一个月内完成，共包括11个方面的内容。这是旨在为政府决策机关提供技术咨询的侧重战略性和政策性的一种规划。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2011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突破50%，我国的城镇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特”在哪里？将如何发展呢？印度、巴西等国的城镇化发展中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在实地调研后，经过多个专业领域的交叉研究和多次讨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圆满完成并向国务院做了汇报。这次的城镇化研究既是早期城市化研究的深化，也圆了上一轮研究的梦。与此同时，智能城市的发展正受到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施仲衡院士、吴志强院士与我的团队共同完成了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智能城市规划、交通与物流发展战略研究”。
继“城镇化”研究之后，针对新阶段我国农村的发展我提出了发展建议，并先后牵头开展了村镇和县域两个层面的咨询研究。或许是由于在村镇研究的前期，我组织召开过多部门专家学者交流的香山科学会议，村镇的发展目前正受到各个领域专业人士的重视，愿规划的知识能不断用于国家的建设发展和实践中。
以上就是我——一个普通城市规划师40年的专业历程。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