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一
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似乎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这一尴尬处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合法性”问题。从历史层面来看，社会学是一门随着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而诞生的学科，因而被一些人冠以“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名号，发展历史不足两百年。晚清民初，社会学被引进中国，在中国发展历史亦不足百余年，这样一门“西来”学科在中国一直面临着诸多内在矛盾，民国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年如此、今日亦如此。从现实层面来看，社会学相比法学、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等学科，在理论性、专业性、实用性等层面似乎都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由此，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困境造成了社会学自在中国落地以来就面临着内外矛盾，这种内外矛盾与中国的社会结构、制度环境紧密关联，亦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内在理念、学科普遍原则相关。进一步，这些矛盾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制度体系的建构，造成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的尴尬处境。俗语有言：“缺什么就要补什么。”一方面，中国社会学缺乏历史传承。在这一方面，社会学不如哲学这样自古以来绵延不断的“爱智之学”，历史悠久，不证自明；另一方面，社会学也不如构建出“经济学帝国主义”大厦的经济学那样，可以在快速发展中心安理得的“忘记历史”。此外，社会学也不像作为一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支柱始终巍然屹立。社会学在现实层面的“合法性”不自信又让许多社会学者总是希望回到“故事的开头”，探寻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命运轨迹与困境，在社会学的断裂中寻找历史、思想与精神的传承。可惜，在这些探寻中，产出的高质量社会学史作品并不多。但是，原因倒并不在于缺少有能力的研究者，而是因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历史本身就不长，且社会学的发展时段与中国近百余年的社会巨变与社会转型时段高度重合，这一剧变过程涉及国家制度、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的颠覆性变动，而社会学又深度介入了这一剧变的社会历史进程。因而，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社会学理论思想抑或社会学学科制度，在这一过程中都存在诸多断裂，对这一段撕裂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
二
以往的研究或专注于单个或一群社会学人的人生与学术历程、学术思想梳理（如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孙本文学术思想研究等等），或侧重学科发展史研究（如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或基于社会学人学术思想的研究，侧重于中国社会学思想史的谱系化梳理。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国体变更、社会剧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学人的身世浮沉、社会学学科制度的变迁直至取消等诸多原因，在这百余年的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中，无论是社会学人的学术思想、还是中国社会学思想发展、抑或社会学学科发展，都具有深刻的断裂性。这造成了学术资料的缺乏，更使得那些试图在断裂中寻找连续的研究者的研究往往浮于表面、浅尝则止，甚至牵强附会。在这一现实困境下，陆远老师的《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不可不谓一本佳作，正如本书副标题“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显示的那样，这本书通过对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40-50年代发展史的研究。以及通过对中国社会学家的个人经历与社会学历史进程的描述，探索了大时代下中国社会学者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试图以此来理解早期中国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困境。作者的史学研究背景使其积累了深厚的史学素养，因而能够有效利用极为有限的资料，深入挖掘、细致爬梳有限的史料，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出发进行研究，以“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为主题，通过深描一批社会家在20世纪40-50年代的历史境遇，追寻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一门学科的“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中期的命运轨迹，并进而探求事件背后隐藏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从一个较小的剖面揭示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结构巨大变迁的形态及其意义。作者这一研究方式综合了上述提及的学术人物研究、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和学科史研究三种研究方法，对社会学进行了一番深入的“社会学的社会学”式研究。在对剧变时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入剖析基础之上，作者对早期中国社会学家的学术思想、学术历程与其作为“学术人”的社会角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分析，对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科制度体系在社会变迁中经历的主动与被动的调整，以及不可避免的衰微乃至消失的悲剧命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自陈其是“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出发，结合'内史’与'外史’的视角进行研究”。作为一篇博士论文，限于博论的相关要求，这样的文章架构——理论视角+资料分析+研究结论——无可厚非。但是,在我看来，对于本研究来说这样的文章架构并没有太大的必要性，反而使得文章的理论梳理颇为单薄、分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链条不够严谨。其实，作者在深厚的人文关怀基础之上对剧变中国中社会学家的身世浮沉、思想变动与社会学学科制度体系的变迁、消亡的历史考察，以及由此展开的思考与讨论已足够精彩，评价一句“在许多方面弥补了一些学科发展史的研究空白”并不为过。
三
在本书中，作者希望通过对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40-50年代发展史的研究，以促进我们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内在困境的理解，引发社会学人对今日中国社会学发展现实的思考。在这一点上，作者分析已很深入。20世纪40-50年代，从社会学所处的这一时代背景来看，这一学科面临着民族主义情绪与社会学基本范式的“西来特征”的内在矛盾，面临着“科学主义”话语的历史困境；从社会学的学科立场来看，社会学面临着是追求“认识社会”还是“改造社会”、是“服务国家”还是“批判现实”，是从社会改良视角出发追求“秩序”与“进步”还是从社会革命视角出发追求“革命”的困境，“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的暧昧关系与紧张对立更是加剧了这种矛盾；从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层面来说，社会学面临着“专业化”与“边缘化”的学科内在发展方向矛盾。今天，随着时代变迁，上述作者论及的社会学面临的一些内在矛盾已经消解，但是有一些依然存在。比如，社会学“专业化”与“边缘化”的内在矛盾：社会学的“专业化”意味着许多社会学研究领域渐渐脱离社会学，特别是一些交叉研究，如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等等，往往与经济学、法律专业等学科靠得更近。然而，如果不进行这样的研究专业化，在今天这个时代，社会学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失去合法性，成为一门边缘学科，事实上这正在发生着。改革开放的今天已不再如建国初年那样，追求“秩序”与“进步”的社会学颇能适应追求和谐社会、强调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今日中国。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学天然的“激进的保守主义”色彩依然往往“两头不讨好”，既容易受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又往往被左翼瞧不起，还经常被市场自由主义者鄙夷。而在社会学内部，由于学科基本立场与原则的内在分裂性，亦存在许多观点、立场有异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学者，这也造成社会学内部分裂性的进一步加剧。此外，社会学学科基本原则、制度精神与制度体系的分裂性也造成社会学的基本研究范式的分裂与学科的进一步边缘化。今天，社会学界往往多的是个体式的学者，以及在此基础上以“师门”为主的零散的研究群体，此外就是一些以地缘、趣缘与“单位”为基础的松散的学术圈子与学术团体，以研究范式或原则、立场为基础的学派并不多见，广泛被提及的学派似乎只有“华中乡土学派”，这一学派以强调“野性的思维、田野的灵感、直白的文风”著称，从研究范式、组织形式、原则立场方面来说确实具有学派特征。从这一方面而言，本书作者对早期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困境问题的分析对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确实颇具启发意义。早期社会学内部学术阵营与学术流派的分歧引发的内部矛盾，以及受此影响而产生的学术资源分配与学科制度体系建设的问题今日依然存在并扩大，使得学科的“合法性”问题依然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第八章“余论”部分最后一小节“'迈向公共社会学’：有价值的借鉴”，作者点到为止，引述迈克尔·布洛维对于社会学的劳动分工进行的四种分类：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公共社会学，以对照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困境，引发我们对于今日中国社会学发展路径的思考。
四
本书在“外史”的研究中，一大特色是对“社会学在苏联的命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基于史料梳理的深入分析，有互助于我们理解建国后社会学家受到批判和思想改造之后，为何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制度体系仍然不可避免被不断调整、压制直至被取消。这一考察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1956-1957年，一批被改造的社会学家又为恢复社会学这门已被取消的学科号呼奔走，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社会学真的又引来了短暂的复兴，然而，此后又迅速彻底消失，并且，绝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被划为“右派”而被打倒。不过，在我看来，在这里，作者对于社会学的“内史”与“外史”的研究仍可以再深入一些。正如作者的考察所显示的那样，相比于中国，在苏联（从沙俄到苏联），社会学的发展历史更为悠久，几乎是沿着欧洲的发展脚步。并且，苏联（从沙俄到苏联）社会学研究深度与广度也远高于中国。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不同，在苏联建国前后，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长久存在着，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资产阶级社会学”还爆发了长期的论争，并没有像中国一样在短时间内快速出现“东风压倒西风”的情况。在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建国早期，中共领导的解放区以及国统区一些教育机构等组织内部社会学的发展情况与苏联有很大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包括本书作者所研究的学科制度精神（人文理念、普遍原则、操作细则）以及学科制度结构（研究者、研究计划与课程设置、学术流通与评价系统、学术资金支持）等诸多方面，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社会学”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建国前后的发展对作者所说的“知识行动者”以及社会学学科制度变迁的具体影响，既可以称得上是社会学“内史”，亦可以说是“外史”，若作者在这些方面进一步加以考察，能够丰富我们对于社会学“内史”、“外史”的认识，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建国后社会学命运轨迹的种种内外部综合性的复杂因素。在这一方面，中国社会学明显地与苏联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此外，建国后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过程中，不仅仅是社会学专业被取消，在人文社科诸多专业中，政治学、心理学等其他专业亦被调整或取消。相比于这些学科遭遇的调整、取消以其后得到恢复、发展的历史命运轨迹，社会学所遭遇的困境有哪些特别之处？从这些特别之处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得出哪些结论？通过比较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于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发展进程的特殊困境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在这些方面，作者若能进一步补充论述亦有利于作者从其所言的“知识社会学”视角出发，对知识与权力的互动进行深入分析，从学科内外史的综合视角出发，分析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作为“知识行动者”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学学科在建国前后学科制度精神与制度体系的调整，使本书的论述体系更加严谨、
当然，以上只是本人的一些陋见。本书毫无疑问可称得上是一本社会学史佳作，作者的人文关怀、文笔、对史料的深入挖掘与解读、分析与思考都令人钦佩。
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作者：陆远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